他出身於書香門第，自幼秉承“世敦儒業”的家風，刻苦讀書，十幾歲就寫出著名的《賦得古原草送別》，顯示出過人的天賦。白居易不僅是一位著名詩人，還是一位清廉勤政的官員。唐德宗貞元十六年，他考中進士，曾任秘書省校書郎、周至縣尉、翰林學士、杭州刺史、刑部侍郎、太子太傅等職，會昌二年，以刑部尚書退休。
“西湖築白堤，龍門開八灘，倡樂府，詩諷喻，志在兼濟天下。
履道鑿園池，香山臥石樓，援絲竹，賦青山，樂於獨善其身。”
這是懸掛在龍門東山白園樂天堂的一副長聯，是白居易一生為文為官的寫照。
白居易的詩歌題材廣泛，形式多樣，代表作有《長恨歌》《賣炭翁》《琵琶行》等。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詩歌中《續座右銘並序》《狂言示諸侄》《遇物感興因示子弟》等多篇是對家人進行規誡的作品，體現出白氏獨善其身、兼濟天下、清正廉潔、不慕名利等家風。
清簡為訓 廉明公直
白居易成長在一個下層官員家庭，祖父擅長五言詩，十七歲就科舉明經及第，曾任鞏縣縣令。父親白季庚也是明經出身，曾任徐州別駕、衢州別駕、襄州別駕、大理少卿等職。白居易的外祖父同樣是明經科出身，曾任鄜城縣尉，是大曆年間有名的詩人。他的外祖母和母親，也都有較高的文化，家族中其他人做官的也很多。在《許昌縣令新廳壁記》中，白居易曾稱頌白氏的家風和叔父的政績：“吾家世以清簡垂為貽燕之訓，叔父奉而行之，不敢失墜；小子舉而書之，亦無愧辭。”
在這樣的家庭氛圍薰陶下，白居易對官場上貪瀆斂財的不正之風非常反感。隋唐時期處於科舉制度的草創階段，科舉考試盛行向權貴請託之風，但白居易“三登科第，名入眾耳，跡升清貫，出交賢俊，入侍冕旒”。他為自己沒有門第可以依靠，也沒有去攀附達官顯貴，完全憑藉自己的努力、苦讀而感到無比自豪。
他對後代子孫諄諄叮囑：你們不要貪圖富貴，不要憂慮貧賤，不要在意外界的評價，不要對人傲慢，也不要屈從別人的臉色，要和正直清廉的人交朋友，這就是我的座右銘。不敢拿來規誡別人，把它抄錄下來隨身攜帶，時時勉勵自己，死後就留給後人。他還嚴厲地說道，如果後人違反我的訓誡，那就不是我的子孫。
白居易在自己的宦海生涯中，實踐了這個準則。在離任杭州時，他帶走了兩片石頭作為紀念，就是這區區兩片石頭，他卻覺得價值千金，取之有愧，生怕玷汙了自己的清白操守。可見其在杭州為官期間，是何等的清廉。
知足常樂 獨善其身
從考中進士任校書郎起，到刑部尚書退休，白居易矢志追求的除了為官的善政愛民、廉明公直，更有做人的知足常樂、獨善其身。唐憲宗元和三年，白居易新婚時，曾作《贈內》向妻子剖白心跡，詩中寫道“所須者衣食，不過飽與溫。蔬食足充飢，何必膏粱珍？繒絮足禦寒，何必錦繡文？君家有貽訓，清白遺子孫。我亦貞苦士，與君新結婚。庶保貧與素，偕老同欣欣”。
他列舉了黔婁妻、冀缺妻、陶潛妻和梁鴻妻四個典型人物，希望妻子能以她們為榜樣，繼承好傳統。對於如何安貧守己過日子，白居易說，衣食溫飽即可，不要追求奢華生活，要粗衣蔬食，勤儉持家。
善政愛民 兼濟天下
白居易的長輩多擔任地方官。他的父親白季庚擔任徐州彭城縣令期間，徐州城被叛軍重兵圍困，白季庚挺身而出，率領城內民眾堅守城池，保住了州城，也保障了運河的暢通。叔父白季康曾任溧水縣令，也留下了“潔廉通濟”的好評。白居易青少年時，曾隨父親、叔父等在徐州、江南、襄州等地旅居多年，對民生有親身體會。受長輩的影響，他逐漸樹立起公忠體國，兼濟天下的理想與信念。
白居易在自身清正廉潔、淡泊名利的同時，還教育家人、晚輩要節儉、清廉。
他在《贈內》詩中寫道：“君家有貽訓，清白遺子孫。我亦貞苦士，與君新結婚。庶保貧與素，偕老同欣欣。”他新婚燕爾就想到要與妻子恪守妻家祖上“清白遺子孫”的家訓，保持清白、節儉的生活作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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