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为重建战后经济，改变旧的经济结构，建立新的经济体系，制订了一系列方针政策。与此同时，新的货币制度改革大幕也正式开启。
1950年4月的一天，中国人民银行印刷局副局长王显周和北京造币厂厂长贺晓初来到中央美术学院党委副书记罗工柳的家。
他们告诉罗工柳，中央决定设计新的人民币，这套人民币是中国人民银行将要发行的第二套，请他来负责主持设计工作，当设计组组长，组织优秀专家设计，但必须严格保密。
罗工柳愉快地接受了任务，但他说，自己是搞绘画的，人民币设计属于平面设计，平面设计不是他的专长。他向王显周和贺晓初推荐了周令钊。
罗工柳所说的平面设计不是绘画。平面设计是一个多限制性艺术造型工作，而绘画是一个多自由性艺术造型行为。周令钊曾经师从印刷、印钞业大家柳溥庆，思路清晰，功力深厚，画过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毛主席像，参与了国徽设计，既能画又能搞设计，而且还很年轻，干劲足。建议由周令钊来负责人民币票面的总体设计，如有需要，由他来点兵，组成专家组合作完成。
关于为什么要设计新版人民币，王显周与罗工柳还谈了很多。
1948年，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分散的各解放区迅速连成一片，军民交往、物资交流、贸易往来日益频繁，这就要求各解放区统一财经政策与货币，急需一种统一的货币替代原来种类庞杂、决算不便的各解放区货币。12 月1 日， 经中央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在石家庄市中华北大街原11号（现55 号）的小灰楼宣告成立，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等发布《华北人民政府布告——〔金字〕第四号》，宣告“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为中国人民银行”；“于本年12月1日起发行中国人民银行钞票”。这种钞票就是第一套人民币。
但第一套人民币是国家仍然处于战争环境下发行的货币，面额过大，设计、印刷比较粗糙。而且，币种繁多，币别复杂，有12种面额，62种版别。最大面额为50000元，单位价值较低，在流通中计算时，以万元为单位，不利于商品流通和经济发展，给人民生活带来很大不方便。中央领导明确指示， 新中国应有高质量的统一货币， 应由美术专家来设计。
王显周接着说，人民币代表着国家财富，是国家主权的象征。按照中央的要求，这套人民币要体现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风貌，表现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战斗历程和各族人民大团结的主题思想，要好看、好认、好算、好使，图案完整精致、让全国各族人民印象深刻。王显周临走前，反复叮嘱罗工柳说：“设计人民币的工作属于国家保密任务，不能告诉任何人，即使是你的家人，你也不能说。”
参与人民币设计人员名单经过严格审查获得批准后，罗工柳特地代表组织正式找周令钊夫人陈若菊谈过一次话。
罗工柳的话不多：“经组织决定，周令钊要完成一项国家重要任务，保密要求很高，有时要住在外面，请不要打听周令钊干什么。当然，到时候你会知道的，但现在不能告诉你。希望能够得到你的理解和支持。”
陈若菊点点头，也没有多说什么。直到1959年，第三套人民币设计工作启动，陈若菊也被调入人民币设计专家组，才知道周令钊8年来从事的是一件什么样的“国家重要任务”。
“组织”、“国家”是神圣的，更是至高无上的。
接到任务后，周令钊立即住进了地处北京白纸坊的“五四一厂”（现北京宣武区白纸坊街23号）。这是一个国家一级保密单位，戒备森严，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才被解密，挂上了“北京印钞厂”的牌子。
北京印钞厂（现北京印钞有限公司前身）始建于1908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采用雕刻钢版凹印工艺印制纸币的官办印钞企业，也是中国最早印制邮票的企业。新中国成立后，奉命先后参与了新中国第一至五套人民币和中银港钞、澳钞的设计与印制，为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印制了货币，还设计、印制了人民币第一张塑料钞票——迎接新世纪纪念钞以及印制了第29届奥运会人民币纪念钞、澳门币纪念钞。
周令钊拎着包出门时，陈若菊问他去干什么，周令钊说：“有事。”“啥事？”陈若菊笑着问。 周令钊还是说：“有事。”心领神会的陈若菊便爽快地说：“有事就有事，去吧。”
罗工柳也住进了北京印钞厂。因为他是中央美术学院的领导成员之一，学院有一些事情需要他回去处理，因此是短住。
北京印钞厂在一座专家楼中为长住在此的周令钊安排了单独的卧室、专门的办公室，还配备了专门的“助手”。
周令钊先是翻阅了古今中外关于货币方面的大量文献资料，进而研究世界各国钞票票面设计，然后对中国历史文化和新中国建国方针进行了深入研究，寻找新版人民币设计的灵感触发点。
最初的讨论在罗工柳与周令钊之间进行。
为了拿出可供讨论的“靶子”，周令钊不断地将思考的过程画下来。他画的每一页纸，哪怕是一个小纸片，只要那片纸上有笔划过的痕迹，哪怕是一个不成形的图案，一根线条，都不能随便乱丢，不能丢进垃圾桶，更不能带出门，必须由现场“助手”编号、登记，装订成册，然后交印钞厂保密管理部门存档。
为了尽可能减少废纸存档的数量，周令钊在一张纸上打草稿时尽量多画一点，画足它。
周令钊进出印钞厂大门是要登记的，何时进，何时出，都有详细的登记。
周令钊多次到北京故宫、颐和园、五塔寺等临摹古石雕、石刻和铜器上的花纹和图案，先后画满了一大摞速写本。他还专门到山西大同云冈、甘肃敦煌石窟等地写生、临摹。
灿烂的中国古代艺术将自然界的植物、浮云通过变形， 演化成各种纹饰， 运用到器皿、织物、家具以及建筑物上的做法给了周令钊以穿越时空的灵感，他打破在钞票布局上传统的四框结构， 把这些极富民族风格的纹饰用在票面装饰上， 产生了耳目一新的艺术效果。
人民币的设计牵动了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周恩来亲自审核设计、印刷方案及每一个票版的画稿，提出了许多具体的修改意见，使第二套人民币设计主题思想明确，主辅币结构合理，设计庄重美观，图案颜色新颖，印制技术先进，防伪工艺独到。
设计之初，罗工柳和周令钊商量，根据世界各国货币的特点，在2角、1元、5元钞票主图设计上安排有毛主席像，如：2角票面主图的火车头上挂了毛主席像，1元票面主图的天安门城楼上也挂了毛主席像，5元票面主图的各族人民抬有一幅毛主席像。
设计方案出来以后，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将设计稿送给周恩来看，再由周恩来交给毛主席审查时，没想到主席不同意。毛主席说：“不能用我的像，要表现人民群众。”
周令钊按照领袖的要求，将设计稿上的毛主席像擦掉。在5元票面主图的素描稿上，清晰地留着被擦掉的毛主席像的痕迹。因为设计中毛主席像被取消了，成为文化大革命中周令钊的一大罪状：“为什么不在人民币上设计毛主席像？！”
因为设计工作量大，任务十分繁重，周令钊请王式廓按照整体设计方案要求绘制了10元票面中表现工农联盟的素描。
王式廓（1911.6—1973.5），山东掖县（今莱州市）人，曾留学日本，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任教员兼研究员8年，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研究部主任，中央美院委员会委员，中国美协常务理事等职，是当代中国革命现实主义画家和人民美术教育家。
按照中央批准的设计方案，人民币分主币和辅币两种，主币单位为元，辅币单位为角、分，共设置16种版本、11种面额：
主币：1元、2元、3元、5元、10元。
辅币：1角、2角、5角；1分、2分、5分。
第二套人民币主币1元、2元、3元券采用北京天安门、延安宝塔山、井冈山龙源口三个革命圣地图景；5元、10元券采用民族大团结和工农联盟图景，表现了中国革命的历程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
辅币主景采用汽车、飞机、轮船、拖拉机、火车、水电站等生产和交通运输工具以及能源设施，体现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崭新风貌。
票面规格按面额大小辅币与主币分档，券别与券别递增；主色调券别配置、票种间有明显区别；在印刷技术上也有所区别，3种分币采用胶版印刷，角币、元币采用胶凹套印，10元券运用当时先进的接线技术。
钞票式样消除了第一套人民币特有的战时货币痕迹，打破了原有的固定的四边框形式，采用了左右花纹对称的新规格；整个图案、花边、花纹线条鲜明，精密、美观、活泼，具有浓厚的中华民族文化风格。
人民币首次采用了藏、蒙古、维吾尔三种少数民族文字的“中国人民银行”和各种面额字样。为保证在人民币上使用的少数民族文字准确无误，人民银行总行联手国家民委，寻找当时有名的少数民族书法家书写，并经内蒙古、新疆、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要领导人签批，国家民委校审，最后由政务院批准采用。
第二套人民币从1分到10元的11种币样，正反22面设计稿，全部由周令钊一个个画出来。因为要送中央领导审查，使审查者看到人民币的真实样子，必须画成与真钞同样大小的画面。
因为钞票设计稿画幅小，那时又没有电脑等缩放设备，只能靠周令钊一笔一笔手绘，特别费眼力。当第二套人民币设计完成时，周令钊曾一度看不清眼前的东西，当年37岁的他不得不戴上老花眼镜。
1955年2月21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发行新人民币和收回现行人民币的命令》，决定中国人民银行自1955年3月1日起在全国开始发行新人民币。
第二套人民币的成功发行，宣告了新中国独立、统一的国家货币制度的建立，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意志通过新版人民币强烈地展现在亿万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面前。
从此，崭新的人民币开始走进千家万户，走进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和世界政治、经济生活。
人民币被人们全天候使用，家喻户晓，妇妪皆知。但作为人民币的设计者，他们是这个时代文明的创造者，却并不为人们所熟知。
罗曼•罗兰在《贝多芬传》中写过这样一句话：“没有伟大的品格，就没有伟大的人，甚至也没有伟大的艺术家，伟大的行动者。”
这句话，最适合送给默默无闻的人民币总体设计者周令钊。
（作者系平江县原官塘农场人，中国经济及海关问题学者、作家、书画家，《中国海关》杂志社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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