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的人民共和國為重建戰後經濟，改變舊的經濟結構，建立新的經濟體系，制訂了一系列方針政策。與此同時，新的貨幣制度改革大幕也正式開啟。
1950年4月的一天，中國人民銀行印刷局副局長王顯周和北京造幣廠廠長賀曉初來到中央美術學院黨委副書記羅工柳的家。
他們告訴羅工柳，中央決定設計新的人民幣，這套人民幣是中國人民銀行將要發行的第二套，請他來負責主持設計工作，當設計組組長，組織優秀專家設計，但必須嚴格保密。
羅工柳愉快地接受了任務，但他說，自己是搞繪畫的，人民幣設計屬於平面設計，平面設計不是他的專長。他向王顯周和賀曉初推薦了周令釗。
羅工柳所說的平面設計不是繪畫。平面設計是一個多限制性藝術造型工作，而繪畫是一個多自由性藝術造型行為。周令釗曾經師從印刷、印鈔業大家柳溥慶，思路清晰，功力深厚，畫過開國大典天安門城樓毛主席像，參與了國徽設計，既能畫又能搞設計，而且還很年輕，幹勁足。建議由周令釗來負責人民幣票面的總體設計，如有需要，由他來點兵，組成專家組合作完成。
關於為什麼要設計新版人民幣，王顯周與羅工柳還談了很多。
1948年，隨著人民解放戰爭的順利進行，分散的各解放區迅速連成一片，軍民交往、物資交流、貿易往來日益頻繁，這就要求各解放區統一財經政策與貨幣，急需一種統一的貨幣替代原來種類龐雜、決算不便的各解放區貨幣。12 月1 日， 經中央批准，中國人民銀行在石家莊市中華北大街原11號（現55 號）的小灰樓宣告成立，華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等發佈《華北人民政府佈告——〔金字〕第四號》，宣告“華北銀行、北海銀行、西北農民銀行合併為中國人民銀行”；“於本年12月1日起發行中國人民銀行鈔票”。這種鈔票就是第一套人民幣。
但第一套人民幣是國家仍然處於戰爭環境下發行的貨幣，面額過大，設計、印刷比較粗糙。而且，幣種繁多，幣別複雜，有12種面額，62種版別。最大面額為50000元，單位價值較低，在流通中計算時，以萬元為單位，不利於商品流通和經濟發展，給人民生活帶來很大不方便。中央領導明確指示， 新中國應有高質量的統一貨幣， 應由美術專家來設計。
王顯周接著說，人民幣代表著國家財富，是國家主權的象徵。按照中央的要求，這套人民幣要體現出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新風貌，表現中國共產黨革命的戰鬥歷程和各族人民大團結的主題思想，要好看、好認、好算、好使，圖案完整精緻、讓全國各族人民印象深刻。王顯周臨走前，反覆叮囑羅工柳說：“設計人民幣的工作屬於國家保密任務，不能告訴任何人，即使是你的家人，你也不能說。”
參與人民幣設計人員名單經過嚴格審查獲得批准後，羅工柳特地代表組織正式找周令釗夫人陳若菊談過一次話。
羅工柳的話不多：“經組織決定，周令釗要完成一項國家重要任務，保密要求很高，有時要住在外面，請不要打聽周令釗幹什麼。當然，到時候你會知道的，但現在不能告訴你。希望能夠得到你的理解和支持。”
陳若菊點點頭，也沒有多說什麼。直到1959年，第三套人民幣設計工作啟動，陳若菊也被調入人民幣設計專家組，才知道周令釗8年來從事的是一件什麼樣的“國家重要任務”。
“組織”、“國家”是神聖的，更是至高無上的。
接到任務後，周令釗立即住進了地處北京白紙坊的“五四一廠”（現北京宣武區白紙坊街23號）。這是一個國家一級保密單位，戒備森嚴，直到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才被解密，掛上了“北京印鈔廠”的牌子。
北京印鈔廠（現北京印鈔有限公司前身）始建於1908年，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家採用雕刻鋼版凹印工藝印製紙幣的官辦印鈔企業，也是中國最早印製郵票的企業。新中國成立後，奉命先後參與了新中國第一至五套人民幣和中銀港鈔、澳鈔的設計與印製，為十多個國家和地區印製了貨幣，還設計、印製了人民幣第一張塑料鈔票——迎接新世紀紀念鈔以及印製了第29屆奧運會人民幣紀念鈔、澳門幣紀念鈔。
周令釗拎著包出門時，陳若菊問他去幹什麼，周令釗說：“有事。”“啥事？”陳若菊笑著問。 周令釗還是說：“有事。”心領神會的陳若菊便爽快地說：“有事就有事，去吧。”
羅工柳也住進了北京印鈔廠。因為他是中央美術學院的領導成員之一，學院有一些事情需要他回去處理，因此是短住。
北京印鈔廠在一座專家樓中為長住在此的周令釗安排了單獨的臥室、專門的辦公室，還配備了專門的“助手”。
周令釗先是翻閱了古今中外關於貨幣方面的大量文獻資料，進而研究世界各國鈔票票面設計，然後對中國歷史文化和新中國建國方針進行了深入研究，尋找新版人民幣設計的靈感觸發點。
最初的討論在羅工柳與周令釗之間進行。
為了拿出可供討論的“靶子”，周令釗不斷地將思考的過程畫下來。他畫的每一頁紙，哪怕是一個小紙片，只要那片紙上有筆劃過的痕跡，哪怕是一個不成形的圖案，一根線條，都不能隨便亂丟，不能丟進垃圾桶，更不能帶出門，必須由現場“助手”編號、登記，裝訂成冊，然後交印鈔廠保密管理部門存檔。
為了儘可能減少廢紙存檔的數量，周令釗在一張紙上打草稿時儘量多畫一點，畫足它。
周令釗進出印鈔廠大門是要登記的，何時進，何時出，都有詳細的登記。
周令釗多次到北京故宮、頤和園、五塔寺等臨摹古石雕、石刻和銅器上的花紋和圖案，先後畫滿了一大摞速寫本。他還專門到山西大同雲岡、甘肅敦煌石窟等地寫生、臨摹。
燦爛的中國古代藝術將自然界的植物、浮雲通過變形， 演化成各種紋飾， 運用到器皿、織物、傢俱以及建築物上的做法給了周令釗以穿越時空的靈感，他打破在鈔票佈局上傳統的四框結構， 把這些極富民族風格的紋飾用在票面裝飾上， 產生了耳目一新的藝術效果。
人民幣的設計牽動了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陳雲、李先念等中央領導。周恩來親自審核設計、印刷方案及每一個票版的畫稿，提出了許多具體的修改意見，使第二套人民幣設計主題思想明確，主輔幣結構合理，設計莊重美觀，圖案顏色新穎，印製技術先進，防偽工藝獨到。
設計之初，羅工柳和周令釗商量，根據世界各國貨幣的特點，在2角、1元、5元鈔票主圖設計上安排有毛主席像，如：2角票面主圖的火車頭上掛了毛主席像，1元票面主圖的天安門城樓上也掛了毛主席像，5元票面主圖的各族人民抬有一幅毛主席像。
設計方案出來以後，人民銀行行長南漢宸將設計稿送給周恩來看，再由周恩來交給毛主席審查時，沒想到主席不同意。毛主席說：“不能用我的像，要表現人民群眾。”
周令釗按照領袖的要求，將設計稿上的毛主席像擦掉。在5元票面主圖的素描稿上，清晰地留著被擦掉的毛主席像的痕跡。因為設計中毛主席像被取消了，成為文化大革命中周令釗的一大罪狀：“為什麼不在人民幣上設計毛主席像？！”
因為設計工作量大，任務十分繁重，周令釗請王式廓按照整體設計方案要求繪製了10元票面中表現工農聯盟的素描。
王式廓（1911.6—1973.5），山東掖縣（今萊州市）人，曾留學日本，在延安魯迅藝術學院美術系任教員兼研究員8年，新中國成立後歷任中央美術學院教授、研究部主任，中央美院委員會委員，中國美協常務理事等職，是當代中國革命現實主義畫家和人民美術教育家。
按照中央批准的設計方案，人民幣分主幣和輔幣兩種，主幣單位為元，輔幣單位為角、分，共設置16種版本、11種面額：
主幣：1元、2元、3元、5元、10元。
輔幣：1角、2角、5角；1分、2分、5分。
第二套人民幣主幣1元、2元、3元券採用北京天安門、延安寶塔山、井岡山龍源口三個革命聖地圖景；5元、10元券採用民族大團結和工農聯盟圖景，表現了中國革命的歷程和全國各族人民的大團結。
輔幣主景採用汽車、飛機、輪船、拖拉機、火車、水電站等生產和交通運輸工具以及能源設施，體現了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嶄新風貌。
票面規格按面額大小輔幣與主幣分檔，券別與券別遞增；主色調券別配置、票種間有明顯區別；在印刷技術上也有所區別，3種分幣採用膠版印刷，角幣、元幣採用膠凹套印，10元券運用當時先進的接線技術。
鈔票式樣消除了第一套人民幣特有的戰時貨幣痕跡，打破了原有的固定的四邊框形式，採用了左右花紋對稱的新規格；整個圖案、花邊、花紋線條鮮明，精密、美觀、活潑，具有濃厚的中華民族文化風格。
人民幣首次採用了藏、蒙古、維吾爾三種少數民族文字的“中國人民銀行”和各種面額字樣。為保證在人民幣上使用的少數民族文字準確無誤，人民銀行總行聯手國家民委，尋找當時有名的少數民族書法家書寫，並經內蒙古、新疆、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主要領導人籤批，國家民委校審，最後由政務院批准採用。
第二套人民幣從1分到10元的11種幣樣，正反22面設計稿，全部由周令釗一個個畫出來。因為要送中央領導審查，使審查者看到人民幣的真實樣子，必須畫成與真鈔同樣大小的畫面。
因為鈔票設計稿畫幅小，那時又沒有電腦等縮放設備，只能靠周令釗一筆一筆手繪，特別費眼力。當第二套人民幣設計完成時，周令釗曾一度看不清眼前的東西，當年37歲的他不得不戴上老花眼鏡。
1955年2月21日，國務院發佈《關於發行新人民幣和收回現行人民幣的命令》，決定中國人民銀行自1955年3月1日起在全國開始發行新人民幣。
第二套人民幣的成功發行，宣告了新中國獨立、統一的國家貨幣制度的建立，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意志通過新版人民幣強烈地展現在億萬中國人民和國際社會面前。
從此，嶄新的人民幣開始走進千家萬戶，走進世界的每一個角落，深刻地影響著中國和世界政治、經濟生活。
人民幣被人們全天候使用，家喻戶曉，婦嫗皆知。但作為人民幣的設計者，他們是這個時代文明的創造者，卻並不為人們所熟知。
羅曼•羅蘭在《貝多芬傳》中寫過這樣一句話：“沒有偉大的品格，就沒有偉大的人，甚至也沒有偉大的藝術家，偉大的行動者。”
這句話，最適合送給默默無聞的人民幣總體設計者周令釗。
（作者系平江縣原官塘農場人，中國經濟及海關問題學者、作家、書畫家，《中國海關》雜誌社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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