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古板、严苛的冷面孔出现在历史中的曾国藩在现实生活中是一个情感相当丰富的人。对孩子他父爱如山，对妻子他关心备至，对部下他孜孜不倦，可以说通过曾国藩的家庭可以回看到一个典型的中国传统家庭式男人。在疲于奔命的官场生涯，在九死一生的战场之中，这个男人一最大程度去关心家族每一个人的成长，这些至今都还保留着曾国藩温情脉脉的体温，让人更清晰地看到了历史冷峻之外的一面。
父爱如山对孩子的爱护源于所有的人性，而曾国藩却表现出更多的细腻和耐心。从北漂做京官后，面对高昂的租房和一家上下的生计，一度甚至发生佣人都觉得他没什么出息而把曾国藩炒了鱿鱼。
生活磨砺是曾国藩第一道关口，在他早年的日记中，详细记载了生活中所面临的的各种困难。“夜二更尽，内人生一女。是夜，与九弟同守一夜，不睡。儿子病，甚烦闷，哭泣不时。”常常因为儿子身体不好而严重影响曾国藩的心情，“因儿子不好，未尝看书……儿子已四日不饮食。”在懂医道朋友的治疗下，孩子病慢慢好转，曾国藩才逐渐恢复正常工作学习。有时家庭人手不够用，曾国藩常常是：“抱护小儿一日”，在家哄孩子就是一天，分担妻子压力，这些无不让人看到，曾国藩年轻就是一个顾家的好丈夫。曾国藩对孩子最大的特色就是“严管厚爱”，通过严厉的学业教导，让孩子们逐渐在学习中获得成长。与所有父母一样，都希望孩子能够成龙成凤，曾国藩对孩子最大的期许就是做一个有用的人，但是反对他们当官：“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
曾纪泽，清朝著名外交官
多年后，在外带兵打仗时，甚至叫儿子来看看自己，父子团聚一次，或许能减少病痛，可知在内心深处，这个做父亲的对孩子们的深深眷念之情。他嫌大儿子每次写信给自己都太短：“泽儿写信太短，以后宜长些”当时书信是唯一家人的见面方式，对孩子的来信总觉得看不够，信函写的越长越好，无不说明，作为父亲来讲，对儿子那种难言的想念。无论前线战事多么紧张，他也从来不敢忽视孩子的学业。甚至可以说，曾国藩是“远程教育”的第一人。他甚至要求曾纪泽和其他曾氏家族的孩子们将作业寄到大营，亲自批改。：“甲三之论、甲五之小讲，已加批付回。”注重学业，更注重心灵教育。他告诉孩子读书一定不要读死书，要在其中寻找乐趣“得些滋味”，慢慢就会进入“怡悦之境”。并且还鼓励他们劳逸结合，在家的时候弄弄花鸟鱼虫，出门就要学会看风景的乐处，“胸中不宜太苦，须活泼泼地，养得一段生机。”他甚至担心孩子因为学业太重而影响成长，明确告诉夫人，如果孩子想玩就玩，别阻拦“听其潇洒闲适，一畅天机。”注重德行，更注重举止气质。
曾国藩有句话：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读书甚至是从鱼化龙的重要手段。“书味深者，面目粹润。”他说曾纪泽“举止过轻，说话太易”、“天资聪颖，但嫌过于玲珑剔透。”甚至告诉曾纪泽认为：“尔之容止甚轻，是一大弊病。”并且一再嘱咐他说：“以后宜时时留心。无论行坐，均需重厚。”曾国藩对孩子这一要求在今天也时常听到，就是“坐有坐相，站有站相”，稳重、举止大方，这些在他看来都是成才的外在必然要求。以至于在父子二人一生中的信件交流中，曾国藩依旧放心不下地反复问询：“尔走路近略重否？说话略钝否？”、“常常记忆否？”在就任直隶总督后，清理积压案件四万余件的强度工作，同时伴随着多种老年病，左眼几乎失明的情况下，依旧看着二儿子曾纪鸿背书：“二更后，课纪鸿背《左传》十叶，”、“二更后，课纪鸿背书。”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这都是一位合格的父亲，内心充满着无限的慈爱。
曾国藩故居
严管即是厚爱，曾氏家风最大特色就是严管家风，绝对防止官宦子弟腐化作风。曾国藩反复强调家教中的“世家大族”和“富贵之家”中的重大危害，解释了 “君子之泽，三世而斩”的原因。首先，绝对禁止奢侈生活，曾国藩对他们的规定到了饮食穿衣的细节，告诉他们只有通过自我加压，才能有所成长。“人才若不是在环境困厄的状态中，他的心志难以被激发。”如果没有约束和压力，就会沾染好逸恶劳的恶习，甚至是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对此曾国藩明确告诫儿子们说：“银钱、田产最易长骄气逸气。
我家中断不可积钱，断不可买田，尔兄弟努力读书，绝不怕没有饭吃，至嘱。”与此同时，又进一步明确要求儿子们在家绝不可以摆少爷架子，不能大声和仆人说话，不能坐轿子，要多锻炼。让他们保持祖辈们的家风：“子侄除读书外，教之扫屋，抹桌凳、收粪、锄草，是极好之事，切不可以为有损架子而不为也。”用劳动改造身心，是曾国藩教育孩子们更务实更接地气的重要办法，让他们在劳动中品位生活不易，树立自立自强的人生观。正因严格教育，细心呵护，两个儿子后来在各自领域都取得了很大业绩，大儿子曾纪泽成为大清早期英国和法国公使，二儿子成了数学领域的专业人才。老夫老妻 欧阳夫人是曾国藩结发妻子，自嫁给曾国藩未曾如别的高官妻子那样安逸享受，相反曾国藩在前线，她就在担负起操持所有家务，带孩子的沉重负担。曾国藩要求自己“以廉率属，以俭持家，誓不以军中一钱寄家用。”欧阳夫人在家没有零钱花，凡事都要自己亲力亲为，烧火做饭，纺纱织布，后来到安庆总督府，竟然过起比之前过得还要辛苦。曾国藩小女儿曾纪芬对此回忆说：“先公在军时，先母居乡，手中竟无零钱可用。拮据情形，为他人所不谅。”甚至欧阳夫人吃油都要算来算去。“修善堂杀一猪之油，止能供三日之食；黄金堂杀一鸡之油，亦须作三日之用。”清苦程度令人咋舌。据记载，他的夫人每月只有四千铜钱，折合银子也就是二两，儿媳有一两。这点钱对于一位总督夫人来说实在太少了。
在子女方面，他甚至要求不许穿着华丽。有一次看见女儿曾纪芬穿着一条彩色绸裤，曾国藩命令她立即换掉，所谓 “文正见而斥以为侈。”对于一个爱美的女孩儿来说，穿件漂亮衣服都不被允许似乎太不近人情，然而纵观曾国藩终生家教作风，则可看出，事无巨细，家风无论男女老少，必须全都遵守。，曾国藩的夫人在安庆花钱买了一名女仆，曾国藩知道后，大光其火，没办法最后被转以别人。除此之外，曾国藩给家里的妇人和女儿制订了一个雷打不动的“日程表”，按照曾国藩的想法就是 “吾家男子于看、读、写、作四字缺一不可，妇女于衣、食、粗、细四字缺一不可”，他的日程表是这样的：早饭后，做小菜点心酒酱之类，食事。巳午刻，纺花或绩麻，衣事。中饭后，做针刺绣之类，细工。酉刻，做男鞋女鞋或缝衣，粗工。曾国藩对这件事非常重视，并且还要定期进行检查。
曾国藩书法
曾国藩这些家风建设的带领着和实施者都是欧阳夫人，以曾国藩的个人修养，对此认识相当深刻，发自内心对自己老妻跟他这辈子所遭受的困苦和辛劳而心生敬意。翻阅曾国藩早年和晚年日记，写作风格大体以简明扼要为主，但是记载早年她夫人不容易，和晚年惦记担心夫人身体的笔触却很多，甚至可以看到曾国藩简直是“暖男”，对夫人知冷知热，体贴关心。曾国藩深知，自己远在天边却给家里立了那么多规矩，没有一个带头执行管理的根本就是空谈，欧阳夫人成了实现他治家思想的贤内助。“夫人率儿辈在家，须事事立一个章程。” 虽然终日给夫人划定各种条条框框让她带领实施，在涉及二人子女重大问题时，曾国藩充分尊重夫人意见。如在给曾纪泽结婚问题上，曾国藩打算让他取贺长龄之女，欧阳夫人打听到贺女是庶出时，内心非常不情愿，曾国藩在没做好夫人思想工作前，不做大男子主义的决定。
曾国藩治家，完全依靠这个老妻，通过她实现“端内教”嘱咐夫人也要去除“官念”不要有做官太太的想法，凡事要亲力亲为：“望夫人教训儿孙妇女，常常作家中无官之想，时时有谦恭省俭之意，则福泽悠久，余心大慰矣。”可以说，曾国藩打造的曾氏家风，没有欧阳夫人的带领表率，完全不可能实现，对老妻这个带头人作的贡献，曾国藩心知肚明。越到晚年，曾国藩就越惦记这个老妻。在晚年的日记里，每当夫人有病，他都会在日记中写下：“知内人目疾日剧，殊以为虑，丸药方至三十四味之多……”越到晚年就对老妻欧阳夫人充满了关怀，时刻惦记着她的健康，“内人病势沉重，殊以为虑”。曾国藩身体其实一点都不比夫人的好，严重失眠、皮肤病还有逐渐加重的心脑疾病，已让他心力憔悴，这些无不体现作为一个丈夫的曾国藩一直都深爱着他的夫人,在日记里写下温情关怀。
以情化人
曾国藩属于典型的性情中人，对朋友常常推心置腹，对下属关怀备至，这些侧面都让人看到了以理学冰冷形象之外鲜为人知的一面。后世学者喜欢将曾国藩形容成一个心机深、驾驭人心技巧娴熟的老官僚形象，其实这并不准确，最多也就是领导艺术。而贯穿其中的则是曾国藩的人格魅力和道德情操影响着一批批当时的将领和文官跟他卖命。他的将领大部分都可称之为“硬汉”，在十余年尖峰对决中，这些人都是九死一生，历经磨难。
作为曾国藩湘军的四梁八柱的水师将领彭玉麟是湘军的狠角色，一生铁骨铮铮，为人“光明俊伟”。他淡泊名利，“素志雅不欲入官场”，《清史稿》概括他：“刚介绝俗，不通权贵。”在湘军系统中属于骨干核心力量，彭玉麟为人刚正，因为看不惯曾国藩弟弟曾国荃贪财，曾两次上书曾国藩大义灭亲。这引起曾国藩对他非常不满并对彭玉麟说：“阁下在咸丰十一年和同治三年，两次劝我杀掉曾国荃。但是我弟弟并没什么滔天大罪，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让我杀他，他到底哪里得罪你，让你这样仇恨他？”。
湘军水师创始人彭玉麟
然而以曾国藩的道德操守和人格魅力，却深深地征服了彭玉麟和其他湘军将领，在曾国藩调离两江总督去往河北任直隶总督时，彭玉麟对他恋恋不舍：“雪琴（彭玉麟字雪琴）又来余店，久谈二次，依依不忍言别。”第二天送别曾国藩又是六十五里路程，临别之际彭玉麟“涕泗交流，余亦凄然不忍离也。”这个被曾国藩评价为“光明俊伟”的男人，在送别曾国藩后，辞去朝廷高级任命，回家补足为亲守孝的三年。
曾国藩去世后，他的秘书赵烈文非常伤心，由于在河北公务在身不能亲自吊唁，甚至让赵烈文不知如何责备自己的地步赵烈文在当天日记这样形容自己感受“惊悉涤师于二月初四日在江都官署薨逝之信，五内崩摧，顷刻迷闷，奋力一号，始能出声。”突然的大噩耗对于赵烈文打击巨大，紧接着在第二日的日记里，他这样写着“夜卧通夕不寐，思念畴昔，涕泪盈把。”由于相隔千里，公务在身又不能亲身前往悼念，如果自己仅仅写一封慰问函又实在难安。最大的悲痛往往不拘于形式，他与曾国藩之间的感情已经超越了世俗的形式礼法。
接下来的几天因为过度悲伤患病，却坚持带病工作，日记中看到，这段日子他都在打听问讯老师去世详情，得知老师去世前并未遭受痛苦，“吉祥善逝，安坐含笑”后深得安慰。给曾纪泽的信中曾这样深情地回忆与涤师最后分别的场景：“忆前年送行，师尊于车马纵横之中，送烈至门，坚辞不可，怆然而别。情景犹在目前。每一念及，心如糜割。”他又自责在老师生病时候不能亲自服侍照料，自己又受恩极深，甚至骂自己还是个人吗？可以想见赵烈文已经悲伤到了方寸大乱的地步。
赵烈文
正是曾国藩身上的真情和作风影响了这个家族精神的传承，在工作中，得到工作人员的不断尊崇和怀念，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曾国藩用他丰富的感情，超高的原则教育着家人，感动着知己，让后人透过泛黄的纸页，还能感受到增老夫子的体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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