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簡企業史——中國商業文明的一種記憶》將改革開放40年來的中國企業史劃分為5個階段，再現企業家創業故事，梳理企業圖書出版軌跡，猶一葉輕舟，回溯時光之河，看兩岸春秋輪轉，落英繽紛……
哈佛大學前校長勞倫斯·薩默斯曾說，300年以後的歷史書會把冷戰結束作為第三等重要事件，把伊斯蘭世界與西方世界的衝突作為第二等重要事件，而頭等重要事件則是以中印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的崛起。
事實上，中國崛起的勢頭縱然令世人瞠目，勞倫斯的看法也有點反應過度。深諳中國歷史的傅斯年先生就要淡然得多，他認為中國地大物博，經濟復甦並非難事。如無戰亂，十年可恢復，三十年可振興，五十到七十年必成盛世——楚漢爭霸到漢武中興，隋唐鼎革到開元盛世，乃至明清交替到康乾盛世無不如此。
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崛起似乎不足為奇，是誰，是哪些人順應歷史進程，通過自我奮鬥促成了中國經濟的繁榮無疑更切題一些。對此，張維迎教授說過，“中國過去30年的經濟奇蹟，某種程度上可歸功於企業家人才從政府、國家和農業部門向工商業活動的重新配置。這一變化在中國過去的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企業家人才轉向工商業活動，他們創造了財富，經濟也得以繁榮。”
誠如斯言，
新興企業家階層的崛起改變了這個國家的面貌，尤其民營企業家，他們是經濟體中最具活力的因子。據國家工商總局的統計，到2016年底，中國有1500萬家民營企業，有近4600萬個體工商戶，加在一起一共6000萬，什麼概念？韓國只有5000萬人，法國也不過6300萬人，相當於你跑到韓國、法國去，看到的每一個人都是企業家。所以中國的民營企業比想象中龐大許多，這6000萬人的出現，貢獻了中國製造業70%的工業產值、55%的稅收、95%的就業機會，可以說，這就是1978年以來中國最重要的公共事件。
那麼，企業家何德何能，憑什麼是他們？
《隱形冠軍》作者赫爾曼•西蒙歸納了企業家的五個特性：
第一點是命運共同體，就是企業家把自己和企業作為命運共同體，兩者是一致的，是不可分離的；
第二點是專心致志，做事能夠一心一意；
第三點是勇敢無畏，企業家不是冒險家，但有強烈的進取心，有敢打敢拼的勇氣，認準的事情會一往無前；
第四點是持之以恆，無論年輕還是年老，一直都生龍活虎，而且非常有毅力；
第五點是激勵員工，企業家要能夠點燃別人，因為企業家不可能一個人做事，要靠一個團隊，要能調動大家的積極性。
德魯克一言以蔽之：企業家是這樣一種人，他從來沒有引起變化，但是他又總是把變化變為機會。企業家善於把握趨勢，創造機會，具有創新精神，而創新是經濟發展的原動力。
創新理論的鼻祖熊彼特將人類經濟的騰飛歸結於創新，而將創新歸結於“創造性毀滅”的過程。這個創造性毀滅的過程是如何發生的，是企業家的冒險精神與資本的結合，從而產生了人類經濟的重大騰飛和突破。
無獨有偶，美國供給學派的領軍人物喬治·吉爾德也在《重獲企業家精神》中寫道，人們將經濟增長視為很多因素決定的過程，但事實上，沒有任何因素可以和企業家以新觀念和新技術開辦的新企業所起的作用相比。
翻覽《極簡企業史》一書，回顧中國企業家階層的崛起歷程，無論時代風向如何變化，每一代企業家的創造力均極為耀眼。以任正非、柳傳志、王石、張瑞敏等為代表的“84派”，最先突破體制窠臼，共同開創了“中國民營企業元年”；1992年小平南巡，數十萬黨政機關領導幹部下海，以陳東昇、田源、郭凡生、馮侖、王功權、潘石屹、易小迪等為代表的“92派”是中國現代企業制度的試水者；接下來是以海歸李彥宏、張朝陽，馬雲、馬化騰等為代表的“99派”，他們更具創新精神，幾乎促成了中國在互聯網時代對歐美的超越。到2015總理提出“大眾創業，萬眾創新”，“15派”創客型企業家一夜之間遍佈大江南北……
如同德國學者桑巴特所說，企業家精神是“一種勇武的精神”“一種不安靜和不疲倦的精神”，與市民精神一道組成了資本主義精神，資本主義精神創造出了近代資本主義的繁榮。
中國經濟的復甦也正是得益於市場經濟，因為承認了市場機制下企業家的地位，從而使得企業家的創新精神得到了發揮。而這是人類社會經濟從只能維持溫飽的“馬爾薩斯階段”進入到創新增長的“索洛階段”的根本原因。全球凡是經歷了經濟快速增長的國家，從最早的英國、美國，到後來的亞洲快速增長的經濟體，到今天的中國和印度概莫能外。
過去我們“相信商業之美，崇尚自我奮鬥”，尊重自由市場秩序，鼓勵企業家創業創新，因而成就了“中國經濟奇蹟”。當前，中國正處於由需求側向供給側的轉變，由投資導向向創新導向的轉變，正在努力化解“滯脹”、“中等收入陷阱”、“福利陷阱”和“塔西佗陷阱”等風險，本當眾志成城，共克時艱，可是企業和企業家的精氣神為什麼如此頹唐?大家對中國經濟的信心下滑比經濟數據下滑更為嚴重?
根本原因就在於，很多30多年來的共識被顛覆，一些民營企業家又出現了不安全感。特別是，政府為了穩增長而扭曲市場，企業家的作用被弱化，企業家越來越不知道應該如何判斷中國經濟的未來，這是癥結所在。
我們需要圍繞激發和保護企業家精神，制定一個完整的頂層設計和清晰的政策框架，具體包括：產權保護、簡政放權、減稅降費、放開市場準入等。但是僅靠頂層設計是不夠的，全國上下發自內心的對企業家精神的認同，對創新失敗的包容，堅持價值導向而非政治導向的評價觀念。
張維迎教授一度感慨，中國現在亟待具有獨立思考精神的學術企業家，即具有企業家精神的學者，他們創造新的理念，新的思想，還需要有冒險精神。如果大家都不願這麼做，那就依然有可能回到歷史的反覆之中，改革開放只能成為歷史長河裡令人回味的好年景。
於此，科斯是有先見之明的，他在《變革中國》中告誡：“在我們當今世界裡，經濟生產越發變得知識密集型，商品市場長久健康的發展取決於一個開放的思想市場，與資本市場和勞動力市場一樣，思想市場也是一個生產要素市場。”缺乏開放的思想市場將直接導致創新乏力，也會損害社會建設和文化重建的努力。
四十年風霜雨雪、星月雲霓通通被摺疊進這部小書《極簡企業史》，它是歷史的記錄，也是反思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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