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述
本文主要參考《明史》、《明史考證》、《明末農民戰爭史》以及《新版明史》等資料，在儘可能整理手頭上資料的基礎上彙總出來的。本文不是學術論文，也不想顛覆歷史觀，只是站在崇禎朝之明帝國的角度，考察和分析帝國在對待國內農民起義的軍事戰略上，明帝國晚期限於自身的情況，對待大規模的農民起義除了軍事鎮壓外，幾乎沒有其他行之有效的方法了。而本文正是討論帝國國內用兵的戰略。
崇禎朝的軍事行動比較受關注的是明帝國在遼東與建州的戰爭，但相較國內“流寇”來說，遼東邊患只是肩背之痛，中原才是心腹大患。所以明帝國末期，其中央政府的主要注意力是集中在國內戰爭方面的。
崇禎朝時候的明帝國被後人喻為“內部已經爛透的蘋果”。
經濟上，明帝國中央政府嚴重的財政赤字持續多年無法解決，鉅額軍費開支更加劇了帝國危機的到來；官僚體系上，腐敗透頂的官僚們對地方上的控制力極為薄弱，基本的行政工作都無法有效開展；軍事上，“文官領兵”、“將不專兵”等兵制本來的弊病更加突出，缺餉又導致士兵數量和質量降到了歷史最低點；朝政方面，繼承了萬曆以來的“優良傳統”，大臣們拉幫結派，黨爭不絕，無論所謂正義的東林黨，還是邪惡的閹黨，均不顧事實，純為私黨意氣之議論，誤國誤民。與此同時，天公也不作美，崇禎朝正遭遇歷史上的“小冰川時代”，天災頻繁發生，相伴隨的是農作物大量減產，農民流離失所。
詳細彙總以上方面，給人深刻印象是：明帝國已經日薄西山，走向滅亡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究竟誰能給明帝國最後的一擊，讓明帝國這個龐然大物轟然倒地呢？
崇禎朝的人們並無後人的遠見，在他們眼中，明帝國中央政府依然是中華大地上唯一合法的政權，在時人看來，滿人和流寇也不過一時囂張，要奪取政權談何容易？當時知識分子階層依然是明帝國堅定不移的支持者，這是明帝國最大的優勢。無論從道德觀念，還是從實際利益來看，忠於明帝國仍然是他們的不二之選。就明帝國、建州、農民軍三方面綜合實力衡量，明帝國雖然危機重重，卻擁有當世最優秀人才群體，並且是唯一有足夠能力去調動十倍於對手之資源（雖然挖掘帝國資金收入也需要付出相當慘重的代價）、實施全國範圍內大戰略的一方，明帝國沒有任何理由坐以待斃。
長期積累的矛盾，導致帝國政治、軍事、經濟危機總爆發，主要表現形式為國內農民起義軍的風起雲湧，面對二百多年來前所未有的困境，明帝國積極應對，奮起反擊。
顯然，明帝國晚期的戰略實施受到的約束相當多，剿匪總督總是面臨中央政府的信任危機、在聯合作戰上調度不靈、軍餉總是被拖欠、兵力不足和士兵的戰鬥力不強，
任何大戰略都是在諸多條件限制下進行的，從來沒有人可以擁有無限資源去制定大戰略，評價優秀軍事指揮官的標準並不是他爭取到的資源多少，而是他在有限的資源下儘可能的揚長避短，從而達到可能達到的最佳效果。
後人評價與建州作戰的遼東戰場上，最高軍事總指揮——遼東經略中，熊廷弼、孫承宗、袁崇煥可謂有軍事才能，但比中原戰場而言，遼東不過是一隅之地罷了，無論戰略還是戰術的策劃，都不如中原戰略那樣，涉及到多方勢力的利益，並直接決定帝國的生存。“戰爭是政治最高形式”，就這個角度來看，遼事雖重，但和國內戰事衡量，尚不足以相提並論。
在中原作戰的，同樣可稱名將的大抵有洪承疇、盧象升、孫傳庭等人，而楊鶴、楊嗣昌，雖然戰略策劃最終功敗垂成，卻是多方因素造成，不可單憑成敗而論英雄。
如果說帝國之人才是農民軍和建州的十倍、百倍，並不誇張。奈何人才要得其時，又得其主，方能盡其才也，否則非但無濟於事，反為敵所用。明帝國崇禎朝所謂無用的“亡國之臣”，在清帝國順治朝反多為朝廷中流砥柱，當是此理。
言歸正傳，回到我們的帝國戰略方面。
明末的帝國戰略大致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農民軍的萌芽期，帝國採取的是新任陝西三邊總督楊鶴之“招撫”為主政策，一度取得效果，但後續的措施不得力，農民軍再起叛亂，帝國遂革職楊鶴，轉而改為“剿滅”為主的政策。
第二階段帝國對農民起義軍的遏制期，在洪承疇、盧象升、孫傳庭等總督的指揮下，帝國剿匪無疑取得了明顯的效果，但農民軍並沒有就此屈服，並且起義範圍逐漸擴大到中原地區。雖然捷報頻傳，卻始終無法斷絕起義的根，“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帝國新任兵部尚書楊嗣昌（楊鶴之子）採取新的戰略，一方面軍事打擊，一方面積極招安，隨著農民軍領袖張獻忠、羅汝才的投降，農民起義陷入最低潮期。
第三階段為帝國的潰敗期，李自成重新出山，張獻忠、羅汝才降而復叛，農民軍聲威大振。帝國方面，楊嗣昌自殺身亡，洪承疇敗而降清，盧象升力戰殉國，獨剩孫傳庭，提陝西精銳之師扼守潼關。崇禎急於求成，下令孫傳庭出關作戰，孫傳庭傾巢而出，全軍覆沒。帝國一蹶不振，再也沒能組織起有效的反擊，農民軍勢如破竹，攻入北京城，明帝國就此滅亡。
本文雖站在明帝國角度評述帝國戰略，卻無詆譭農民軍之意，而是把農民軍當成同等地位的對手，只談論戰略佈置和戰術實施，不涉及階級鬥爭。
另外，我也沒有按照年代順序羅列帝國的全部戰史，而是特別挑選了幾位有代表性的軍事指揮官，以及他們實施的戰略戰術。最終結果是帝國覆滅，自然這一切戰略構想都宣告破產，但對於這幾位明帝國將領，歷史還是應該給予公正評價的，帝國之病患，深入骨髓，不是軍事戰場上能夠解決的。
二、帝國的主要敵人——“流寇”
從某個角度講，戰爭的勝敗取決於雙方“知己知彼”的程度，因為“知己”，所以能夠揚長避短，因為“知彼”，所以能夠找到對方的弱點。我們要評價崇禎朝明帝國的軍事行動、戰略部屬是否恰當，除了憑藉最終結果判斷外，還需要了解帝國敵人的情況。
“流寇”的主要成員是破產的農民，這點毫無疑問。但究竟是什麼原因直接或間接導致他們的形成，他們的人員構成是怎樣的，帝國的中堅階層——知識分子和中產階層對他們起過什麼作用？在帝國的無情鎮壓和溫情招撫下，他們經歷了什麼樣的挫折，每個歷史階段又發生了怎樣的變化，他們最終是怎樣成長壯大起來的呢？
本文只是簡要討論“流寇”的起源和發展，作為分析帝國戰略的背景資料以參考。
一般來說，農民淪落為寇，是要經歷悲慘命運的。或因天災、或因人禍，於是流離失所，迫不得已才舉起叛旗。如果僅僅是地方上的個別現象，尚不足構成對帝國的威脅，只有這類現象在全國都普遍出現了，才會有動搖帝國根基的力量滋生。
國家稅收，就是一項影響全國的國策。
薩爾滸一役，明軍大敗於建州後，明帝國就增派“遼餉”。巡按江西御史張銓就曾上書曰：“自軍興以來，所司創議加賦，畝增銀三釐，未幾至七釐，又未幾至九釐。闢之一身，遼東肩背也，天下腹心也。肩背有患，猶借腹心之血脈滋灌。若腹心先潰，危亡可立待。竭天下以救遼，遼未必安而天下已危。”
御史張銓很有遠見，他批評明政府因為遼東戰事而進行帝國總動員，賦稅一加再加，因此而造成中原的動盪，則是亡國之禍了，如今竭盡全國的資源來救遼東，只怕遼東尚未平定，中原就已經陷入了危險。這段話相當有預見性，因為無法支付國家稅收，民眾不得不逃往或者反抗，反抗形成了規模，鎮壓則需要大量的資金組織軍隊，這些資金怎麼來呢？只有徵收更多的稅收，卻也造成了更廣泛的反叛。明帝國彷彿陷入了某個怪圈，要剿匪就得徵稅，而徵稅卻使得匪越來越多。這自然是帝國政治惡化、經濟崩潰的必然處境。
“流寇”雖然有了普遍的來源基礎，但畢竟是一群農民組成的烏合之眾，相較帝國正規軍來說，領袖人物缺乏軍事素養、士兵戰鬥力低下、缺乏武器、糧食匱乏，沒有戰略和戰術意識，作為匪徒打劫還行，真正作戰卻一擊即潰。
這一切，在正規軍人大量加入“流寇”後，得到了根本性的改變。而正規軍人的反叛，也是因為遼事。
隨著帝國走向總崩潰的同時，帝國兵制也遭到了嚴重破壞，明初的屯田制到明末非但不能補充國用，連士兵自身的生存供應都不能提供了，最主要的表現就是軍餉嚴重不足。在天啟七年，陝西巡撫胡廷宴上疏說：“臨鞏邊餉缺至五、六年，數至二十餘萬；靖滷邊堡缺二年、三年不等；固鎮京運自萬曆四十七年至天啟六年，共欠銀十五萬九千餘兩。各軍始猶典衣賣箭，今鬻子出妻；始猶延街乞食，今則離伍潛逃；始猶沙中偶語，今則公然噪喊也。”
軍餉匱乏，從萬曆晚期開始就出現，那時候還只是表現為士兵逃跑、戰鬥力低下，還不至於大規模的投奔“流寇”。
崇禎二年，建州大軍繞過寧遠、山海關防線，從河北遵化、薊縣等地入侵，攻陷遵化、玉田、三河、香河、順義等縣，兵鋒直指北京城。當時情況十分危機，明遵化巡撫王元雅自殺，增援的山海關總兵兆率教陣亡，崇禎殺了遼東督師袁崇煥，導致遼東總兵祖大壽帶領部隊往山海關逃去，北京城一片混亂。
《明末農民戰爭史》記載：朝廷緊急下令各地督撫速速勤王。於是山西總兵張鴻功帶領晉兵五千人增援，山西巡撫耿如杞帶領撫標營和太原營三千餘人勤王。陝西三邊總督楊鶴和陝西巡撫劉廣生、甘肅巡撫梅之煥、延綏巡撫張夢鯨抽調各鎮精兵一萬七千多人，由沿邊五大鎮總兵吳自勉、尤世祿、楊麟、王承恩、楊嘉謨率領。此外，還有河南巡撫範景文、江西巡撫魏照乘、隕陽巡撫梁應澤也率領大量官兵。
在崇禎二年，勤王師絡繹不絕，為擊退建州創造了有利條件。同樣，也因為兵部調度不利、糧餉供應不足等多種原因，導致勤王師的兵譁。
如山西總兵張鴻功和山西巡撫耿如杞率領的數千士兵，因為沒有發糧餉，士兵開始搶劫地方，朝廷則以約束不嚴的緣由逮捕張鴻功和耿如杞，導致士兵一鬨而散，逃回山西；陝西三邊軍隊因為各種原因發生譁變。
因為朝廷嚴令救援京師，邊兵緊急動員起來，準備不足，士兵千里跋涉，還被要求急行軍，軍餉供應根本接應不上，從而導致了相當部分士兵的逃亡。
勤王和兵變對農民起義影響重大。
其一，邊兵都是各地的精銳之師，因為大量調離原來的防區，削弱了當地的武裝力量，使得農民起義軍有了生存空間；其二，參與兵變的士兵無法重新歸伍，大量流亡，不少士兵成群結隊的加入了農民起義軍，這批受過軍事訓練又有豐富作戰經驗的力量大大提高了農民軍的戰鬥力。
關於這些情況，也得到了明帝國的確認。
崇禎初年，陝西三邊總督楊鶴就說過：“內地流賊起於萬曆、天啟年間。援遼兵丁陸續逃回，不敢歸伍，因而接聚搶掠，以漸蔓延。不幸邊地亢旱四載，顆粒無收，京、民二運轉輸不繼，飢軍饑民強半從賊，遂難收拾。”
崇禎十年，兵部尚書楊嗣昌在奏疏裡說：“流賊之禍，起於萬曆已未（萬曆四十七年），遼東四路進軍，三路大潰，於是杜松、王宣、趙夢鱗部下之卒相率西逃。其時河南撫臣張我續、道臣王景邀擊之於孟津，斬首二十餘級，飛捷上聞。於是不入潼關，而走山西以至延綏，不敢歸伍而落草。廟堂之上，初因遼事孔棘，精神全注東方，將謂陝西一隅不足深慮。不期調援不止，逃潰轉多，饑饉薦臻，脅從彌眾。星星之火，至今十九年。”
因為抵抗建州的北京防禦戰竟演變成帝國正規軍加入農民軍，實在是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然而對於接近總崩潰的帝國來說，牽一髮則動全身，任何原因都有可能導致帝國的滅亡。這樣看來，“流寇”居然能從一次旨在抵抗外侮的帝國首都保衛戰中獲得有生力量，也不足為奇了。
三、招撫政策——楊鶴的主張
面對崇禎初期的農民軍起義，帝國方面，首先出場的是陝西三邊總督——楊鶴。
楊鶴，字修齡，武陵人。萬曆三十二年進士。後世對其軍事才能評價不高，但無可否認他是一位正直的官員。
楊鶴很看重招撫政策的真正落實到位，首先就需要適當的經費。如果只是表面上解散敵人的武裝和隊伍，不解決農民的生計問題，無異於自欺欺人，即“徒以撫愚賊，是即以賊自愚，此不終日之計也。”
最後，楊鶴還特意算了一筆帳給崇禎皇帝看，派軍隊剿匪的費用，大量的錢花了就花了，殺人太多並不是一件好事，還有考慮士兵的善後問題。但把錢用在招撫上則大為不同，招撫一個盜賊，則是多了一個帝國納稅人。
帝國同樣是開支大筆費用，剿匪的費用是收不回來的，而招撫卻是提供了長期的資金來源，實在是最划算的事情。
回顧一下楊鶴的招撫主張。其一，招撫比剿匪要划算，其二，招撫不能流於形勢，必須實實在在的安置農民生產，提供種子、耕牛，這也是為帝國納稅創造條件。
楊鶴的這種說法，即使在今天的我們看來，也會認為相當有道理。在當時，也說服了崇禎皇帝。崇禎四年正月的一次廷對中，崇禎就對陝西參政劉嘉遇說：“寇亦我赤子，宜撫之。”
於是崇禎皇帝拿出十萬帑金招撫，並且發佈詔書，帝國的招撫政策正式展開。在楊鶴的努力和朝廷的放賑下，招撫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功，陝西的各部起義軍幾乎都接受過招安。
但十萬帑金和藩王捐助的五萬白銀和糧食二萬石並不夠用，“所救不夠及十一”。
崇禎四年七月，李繼貞就上疏坦言“前賑臣攜十萬金往，度一金一人，止可活十萬人，而鬥米七錢，亦止可活五十日耳。皇上宜敕賑臣回奏，前十萬金果足乎？不則當早蓓恩膏，雖內帑不宜惜也。”
招撫政策遇到的最大難題就是資金不足，解散起義軍，將農民安置回家鄉，幫他們修好房屋，提供必要的生活物資和生產工具，這才算真正的化賊為農。這個戰略執行時間長，初期費用投入高，還需要地方政府的組織配合工作，一旦資金不足停滯了下來，農民則會降而復叛，乃至功虧一潰，所有努力和投入都白白付之東流水了。
由於後繼資金嚴重不足，招撫政策漸漸陷入了危機，主剿派勢力抬頭，極力攻擊楊鶴的綏靖政策，地方官員甚至秘密策劃誘殺受降的農民軍首領，引起了農民軍的警惕，以至於陝西局勢再度惡化起來。
陝西農民軍的興起激怒了朱由檢，缺乏耐心的崇禎皇帝勃然大怒，把努力貫徹招撫政策的楊鶴當成了讓農民軍壯大的罪魁禍首，除了痛罵一通外，還將其罷免、下獄、戍邊。
至此，帝國的戰略由招撫轉變了圍剿。
四、圍剿政策—洪承疇和盧象升的聯手
帝國的戰略從主撫調整主剿，並不意味著只剿不撫，一般來說，剿和撫是同時進行的，只是將主要的精力放在其中某一方面而已。
事實上，主剿期間，有關撫的記錄也比比皆是。
《崇禎實錄》記載有：
崇禎五年，洪承疇請留陝西餉銀二十萬資剿費，並以勸農，從之；
崇禎六年，上心謂饑民非流寇，而鼎臣亦藉以寬文法也；上遂諭都察院，以“民窮盜起，皆由親民之官妄取民財、彌逢上官；小人得志，百姓愈困”敕巡按御史廣訪以聞；
崇禎七年，三月丁亥〔朔〕，南京右都御史唐世濟上言：流寇有四：一亂民、一驛卒、一飢黎、一難氓；宜分別剿撫。上善之，命專委總督陳奇瑜。
由此可見，帝國的主剿絕非不撫，這點不容忽視。
楊鶴的招撫政策，雖然在理論上是完美的，但帝國中央政府資金極度匱乏，難以維繼，況且以帝國當時官僚系統的組織和後勤能力，是否能真正完成農民的安置工作，還值得懷疑，招撫為主的戰略階段性結果也不好。
《崇禎實錄》記載，巡按陝西御史李應期言”秦賊旋撫旋叛”；御史吳甡新代，上命其確察報聞。於是甡上言：“為今之計，惟集兵南北合剿，殲渠魁而餘眾自破，明賞罰而士氣自鼓；秦事猶可為也”。
相比主撫派而言，主剿派並不是完全扼殺破產農民的活路，而是從較為實際的角度出發考慮問題。“寇”雖然來源於農民，但成為了寇，則起了質的變化。“寇”的特點是流動性強，為了避開帝國軍的優勢兵力，不得不四處逃竄，破壞了當地的治安，又煽動當地農民造反。楊鶴主撫以來，寇雖散回原籍，仍然劫掠，反而成了“官寇”，影響惡劣。主撫政策招致地方官員和鄉紳的強烈反對，也正是由於這個原因。
從後世的角度看，主剿也未必沒有道理，主剿則是把起義軍扼殺在搖籃中，主撫反而養虎為患了。
在農民軍起義初期，山西鄉紳曾經記錄過一個“流寇”首領名單，為：
“紫金梁其首也，餘八大王（張獻忠）、掃地王、邢紅狼、黑煞神、曹操（羅汝才）、亂世王、闖將（李自成）、撞塌天（當即闖塌天劉國能）、滿天星、老回回（馬守應）、李晉王、黨家、破甲錐、八金剛、混天王、蠍子塊、闖王（高迎祥）、點燈子（趙勝）、不沾泥（張存孟）、張妙手、白九兒、一陣風、七郎、大夭王，九條龍、四天王、上天猴（劉九思）、丫頭子、齊夭王、映山紅、催山虎、沖天柱、油裡滑、屹烈眼（當即革裡眼賀一龍）。”
我們可以發現，在帝國後期成名的“巨寇”，諸如李自成、張獻忠、羅汝才，以及馬守應、賀一龍等人，都是在初期就嶄露頭角，久經沙場，才成長為終結帝國的領袖人物。按照主剿派的觀點，在這些造反者形成氣候之前，就全力擊殺了他們。試想，如果沒有了李自成、張獻忠、羅汝才這些人，帝國雖然未必能避免最終滅亡的命運，但壓力能夠減輕許多吧，很有可能會延長十幾年的壽命，絕不至於在崇禎十五、六年就不可收拾。
“崇禎八年八月，以盧象升為總理，與洪承疇分責東南、西北的剿除農民軍戰事”，帝國末期的兩位傑出軍事人才，此番一起上陣，聯手絞殺農民起義。其中，“洪承疇督剿西北，盧象升督剿東南”。
崇禎八年底到崇禎九年上半年，盧象升所負責的河南、安徽、湖廣等地域之主要對手是闖王高迎祥。洪承疇所負責漢中、西安、延安等地域之主要對手是李自成、過天星。
洪承疇，字亨九，福建南安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盧象升，字建鬥，宜興人，天啟二年進士。兩位都是文官中難得的將才。
洪承疇是明末頗有爭議的人物，但其政治才幹和軍事能力不容置疑，在明帝國晚期和清帝國初期，都立下了赫赫功勞，可謂真正的國之棟樑。
楊鶴被革職後，洪承疇取代其為陝西三邊總督，“督諸將曹文詔、楊嘉謨剿賊，所向克捷，陝地略定。”
但農民軍失之東隅，收之桑榆。陝西雖然被平定，山西又爆發了大規模的起義。然而在當時，無論陝西還是山西，依然是屬於一隅之地，直到崇禎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農民軍渡過黃河天險，這才真正活動於明帝國的腹心地區，給明帝國造成致命傷害，帝國也不得不動員全國的力量來對抗極度危險的敵人了。
從整體形勢上看，農民起義發展越來越壯大，但在洪承疇控制的地域，起義還是受到了扼殺，在崇禎十一年，李自成受到了洪承疇的重擊，幾乎被全殲。洪承疇部只是因為走錯了路才錯過抓獲李自成的機會，洪承疇懊悔的上書說：
“夫闖將為諸賊中元兇，僅領三百喪敗之眾抱頭鼠竄，誠數年未有機會，即窮日夜之力，身先士卒，不顧性命，以擒斬此賊，亦是應得責任。無奈計算不到，追趕不緊，使元兇脫然遠逝。目前既不成一股完功，將來尤必費兵力撲滅。光先何所辭責？”
雖然洪承疇沒有能徹底的斬草除根，但崇禎十一年冬到崇禎十三年冬這兩年時間，李自成都銷聲匿跡，沒有喘過氣來，這份功勞還是得歸功於洪承疇的。
盧象升，“白皙而臞，膊獨骨，負殊力”，他不僅僅是難得帥才，更有一身好武功在身，作戰勇猛。（盧象升個人的勇敢，這是洪承疇所不能及的，當然，洪承疇的長處在於調度各方力量，卻也不是盧象升所能做到）
《明史盧象升傳》記載：“象升每臨陣，身先士卒，與賊格鬥，刃及鞍勿顧，失馬即步戰，逐賊危崖，一賊自巔射中象升額，又一矢僕伕斃馬下，象升提刀戰益疾。賊駭走，相戒曰：‘盧廉使遇即死，不可犯。’”
盧象升悍勇異常，如崇禎六年底的鄖陽戰事，對手很強大，但在盧象升的硬碰硬打擊下，還是取得了勝利，事後盧象升回顧說：“鄖事之難、之苦，海內所無。兩月來督剿流寇，九戰皆捷，斬首萬餘，地方已敉平矣。所難者收拾破殘，圖維善後耳。”
崇禎八年，受命於危難之時的盧象升立即赴任不久，對當時形勢進行分析。上疏曰：
“兩月來奔馳於汝、宛、河、雛之間，萬分忙苦。賊多而且橫，前後俘斬雖有數千，尚非蕩平勝著。必於（九年）正、二、三月內先剿盡闖王一股，餘賊方可次第殲散。闖王之賊大約有七萬餘，婦女可一、二萬，丁壯可一、二萬，精騎可三、四萬。此賊不讓安、史，廟堂或未之深知耳。頃自秦中洪亨老（指洪亨九，即洪承疇）與之大戰三次。近入豫地，某與之大戰兩次。計禽斬死傷逃散可二萬計，現今尚有五萬，依然勁敵也。又他賊五、六股，見剿兵漸集，皆與闖賊合群，是以勢益多。”
當時起義軍中，以闖王高迎祥部勢力最為龐大。明兵科都給事中常自裕曾向朝廷獻策道：“賊渠九十人，闖王為最強，其下多降丁、甲仗精整，步伍不亂，非他鼠竊比。宜合天下之力，懸重購必得其首。第獲闖，餘賊不足平。”
於是明帝國遂定下首先圍剿高迎祥的戰略。崇禎九年五月，盧象升部官軍齊集於豫西洛陽一帶，堵住農民軍由陝西折回中原的路，陝西巡撫孫傳庭和三邊總督洪承疇部官軍，則充當圍剿高迎祥部的主力。
在明帝國兩位優秀的軍事指揮官圍剿下，高迎祥被擒，並送至北京處死。
如果盧象升繼續和洪承疇配合絞殺農民軍，帝國形勢說不定會有所改觀。但是，因為與新任兵部尚書楊嗣昌的不和以及清兵入侵的原因，洪承疇和盧象升都被調離中原的作戰，而去與滿人交手。又因為受到多方制約，盧象升死於和清兵的戰事，洪承疇則敗而降清，成為清帝國的開國元勳。
明帝國末期對農民軍的中原絞殺行動，最終以兩位指揮官被調離而告終。
五、帝國反擊——楊嗣昌的戰略
崇禎十年，帝國開始考慮對鎮壓農民軍進行統一的部署，經過崇禎皇帝精心挑選，楊嗣昌登上了明帝國的舞臺。
楊嗣昌，楊鶴之子，字文弱，武陵人。萬曆三十八年進士。楊嗣昌能說會道，是明帝國政府成員中難得的一位深得崇禎皇帝信任得官員。
被啟任為明帝國兵部尚書後，楊嗣昌立刻制定了明帝國的國家戰略。
首先，就是確認現階段明帝國的主要任務是對付滿人還是農民軍。楊嗣昌是一位典型的“攘外必先安內”信奉者。
在《敬陳安內第一要務疏》中，楊嗣昌論述道：
“竊臣犬馬駑鈍，加以草木幽憂，一切失其常度。蒙恩破格起用，疊奉明旨星趨，首以安邊蕩寇勉臣料理。似乎安邊第一，蕩寇次之。微臣乃言必安內方可攘外。何也？竊以天下大勢譬之人身，京師元首也，宣薊諸邊肩臂也，黃河以南、大江以北中原之地腹心也。人之一身，元首為重。邊烽江肩臂之外，乘之甚急；流寇禍腹心之內，中之甚深。急者誠不可緩圖，而深者尤不可忽視也。誠使腹心又安，臟腑無恙，則內輸精血，外運肢骸，以仰戴元首而護衛鳳寒於肩臂之外，夫復何憂？今腹心流毒，臟腑潰癰，精血日就枯乾，肢骸徒有膚革，於以戴元首而衛肩臂，豈不可為慄慄危懼也哉！以故臣言必安內方可攘外，必足食然後足兵，必保民斯能蕩寇，此實今日證治之切，根本之圖。非敢緩言攘外也，求攘外之至急，不得不先安內耳。”
確認明帝國軍事重點後，楊嗣昌提出了“十面張網”的計劃。
《明末農民戰爭史》解釋這個戰略部署是：以陝西、河南、湖廣、鳳陽這四個農民軍活動的主要地區為四正，責成這四個地方的巡撫“分任剿而專任防”，即以剿為主，防為輔；以延綏、山西、山東、應天、江西、四川這六個省份為六隅，責成這些地方的六個巡撫“時分防而時協剿”，即以堵擊起義軍進入自己管轄地區為主，必要時也參加協剿。另以陝西三邊總督統率西北邊兵，同中原地區的五省軍務總理直轄的機動兵力作為主力，“隨賊所向，專任剿殺。”
為了實現“一舉蕩寇”之目的，楊嗣昌建議帝國徵兵十二萬。經過謹慎考慮，明帝國認定是流寇使得生靈塗炭，所以必須剿滅。而今不徵兵就不能蕩寇，不籌集錢糧就不能徵兵，所以為了天下百姓著想，徵收二百八十萬的“剿餉”。
崇禎十二年，在楊嗣昌的建議下，明帝國徵收七百三十萬的“練餉”，以為訓練邊兵使用，用來提高帝國軍的戰鬥力。
這便是明末臭名昭著的三餉之一——“剿餉”和“練餉”的來歷。從後世角度來看，明帝國中央政府本末導致，沒有意識到是自身的腐敗和橫徵暴斂才導致農民起義（或許有所意識到也不予承認），反而將百姓之悲慘命運完全歸罪於流寇，以為天下老百姓都希望帝國軍將流寇掃蕩乾淨，心甘情願的捐出自己的財產為國家做貢獻。有時候我們不得不感慨一下，在後人看來完全是一廂情願的想法，在明帝國卻是以為理所當然的。
如果不論帝國的政治、經濟及其影響，則楊嗣昌的戰略還是有其可取之處的。
首先，確認了帝國內外之敵的軍事重點。對付滿人，則堅守寧遠防線，等待新兵以剿代練，在平定內患的過程中鍛鍊成精兵，再以巨大國力為後援，不愁不能收復遼東。所謂“攘外必先安內”，是因為明帝國面對清兵和農民軍兩方面的敵人，顯然不能將自己陷入兩面作戰的危機，不如集中力量先對付其中的一方。在軍事理論上，這種構想是無懈可擊的。
其次，帝國軍有了一個統一的調度，而不是各個地方上各負其責，農民軍的流動性相當強，經常轉戰多省，地方駐紮之帝國軍各自為戰的話，很難一舉殲滅農民軍。這是根據農民軍活動區域越來越廣、勢力越來越龐大之新形勢做出的調整。
當時“流寇”的特點，兵科張縉彥曾奏言：“臣任清澗知縣，於兵情、賊勢，親見有素。蓋賊之得勢在流，而賊之失勢在止；賊之長技在分，而賊之窮技在合；賊之乘時在夏、秋，而賊之失時在冬、春。”
為什麼這樣說呢？其道理就在於“夏、秋之間，芻糧盡在場圃，足供士馬之資；冬、春非破城攻堡，不能得食，官兵促之則尤易。故時有利、不利也。今若殺賊，唯在亂其所長而使之短，破其所得而使之失；直截以攻之，分番兩軍，一追、一駐，賊當之必破矣。”
“十面張網”戰略相當清晰的體現了楊嗣昌的思路，針對流寇的流動性進行不同地方的遏制，從而強迫農民軍和帝國軍進行決戰，而帝國軍則以優勢兵力予以打擊。
再之，帝國已經深深認識到自身軍事力量的不足，不足具體表現在士兵的數量和質量上，剿餉和練餉就是針對這兩點實施的解決方案。
我們可以看到，從軍事層面上，楊嗣昌的戰略顯然是針對帝國病症所下的藥，這個藥宛如鎮痛劑一樣，能夠暫時緩解帝國的劇痛，但無法徹底根除帝國滲入骨髓的病根，理解的說，帝國的病根也不是楊嗣昌層面能夠預見和解決的。
楊嗣昌的戰略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很明顯的效果。在明帝國強有力的軍事打擊下，農民起義來到了最低潮時期。李自成差點被擒，帶著數百人逃進深山老林，數年都沒緩過氣來。張獻忠、羅汝才接受了明帝國“招撫”，其他義軍雖然仍有活動，但也漸趨微弱。
崇禎十一年底，國內的農民起義似乎已經沉寂下去，崇禎皇帝和兵部尚書楊嗣昌依稀望見勝利的曙光。帝國的反擊如願以償的實現了目標，國內叛亂終於快要接近尾聲了。
但崇禎皇帝和楊嗣昌料想不到的是，農民起義的沉寂只不過是曇花一現，帝國反擊也只是夕陽返照。不久的將來，馬上就是農民軍東山再起，風起雲湧。帝國前期政治上的戰略失誤和氣候原因帶來的大災荒徹底斷送了帝國最後的希望，明帝國很快就會走向無法挽回的敗局。
六、渺茫希望——孫傳庭的出擊
崇禎十五年，當孫傳庭被崇禎皇帝從獄中放出來時，明帝國已經瀕臨崩潰的局勢。
楊嗣昌的帝國反擊僅僅取得了短暫的勝利，但隨著張獻忠、羅汝才的降而復叛、崇禎十三年、十四年的大災荒，以及猛如虎的“三餉”壓力，農民軍又獲得了新生，李自成也東山再起，勢力更甚昔日，明帝國開始感受到巨大的壓力。這個時候，最後一根救命稻草就是孫傳庭及其三邊精銳部隊。
孫傳庭，字百雅，代州振武衛人，萬曆四十七年成進士。《明史》記載其：“自父以上，四世舉於鄉。傳庭儀表頎碩，沈毅多籌略。”
若論軍事才能，孫傳庭自然不如洪承疇，若論個人武力，孫傳庭也不如盧象升，但孫傳庭知大體、能練兵，作戰勇敢，也是明帝國不可多得的高級軍事指揮官。
崇禎九年，孫傳庭任陝西巡撫，在洪承疇麾下，多立戰功。當時實力最強大的闖王高迎祥，就是被孫傳庭所擒的。
“當是時，賊亂關中，有名字者以十數，高迎祥最強，拓養坤黨最眾，所謂闖王、蠍子塊者也。傳庭設方略，親擊迎祥於盩厔之黑水峪，擒之，及其偽領哨黃龍、總管劉哲，獻俘闕下。錄功，增秩一等。而賊黨自是乃共推李自成為闖王矣。明年，養坤及其黨張耀文來降。已而養坤叛去，諭其下追斬之。擊賊惠登相於涇陽、三原，登相西走。河南賊馬進忠、劉國能等十七部入渭南，追之出關，複合河南兵夾擊之，先後斬首千餘級。進忠等復擾商、雒、藍田，叛卒與之合，將犯西安。遣左光先、曹變蛟追走之渭南，降其渠一條龍，招還脅從。募健兒擊餘賊，斬聖世王、瓦背、一翅飛，降鎮天王、上山虎，又殲白捍賊渠魁數人。關南稍靖。遣副將盛略等敗賊大天王於寶雞，賊走入山谷，傳庭追之鳳翔。他賊出棧道，謀越關犯河南，還軍擊，賊走伏斜谷，復大敗之，降其餘眾。”
楊嗣昌定下戰略，徵收剿餉的時候，孫傳庭上疏曰：“無益，且非特此也。部卒屢經潰蹶，民力竭矣，恐不堪命。必欲行之，賊不必盡，而害中於國家。”從更加深刻的層面論述徵稅的弊大於利，但卻因此得罪了楊嗣昌。
孫傳庭的堅持不按照楊嗣昌的意圖執行，楊嗣昌到崇禎皇帝面前告狀，孫傳庭振振有辭的反駁：“使臣如他撫，籍郡縣民兵上之，遂謂及額，則臣先所報屯兵已及額矣。況更有募練馬步軍，數且逾萬，何嘗不遵部議。至百日之期，商、雒之汛守，臣皆不敢委。然使賊入商、雒，而臣不能御，則治臣罪。若臣扼商、雒，而逾期不能滅賊，誤剿事者必非臣。”
因為在徵稅、招撫張獻忠、調集秦兵援遼等問題上屢屢和楊嗣昌的意見相左，孫傳庭鬱郁不得志，提出自己耳聾有病請求退休，楊嗣昌趁機誣陷了孫傳庭一把，崇禎皇帝大怒之下，將孫傳庭下獄。
直到崇禎十五年，楊嗣昌戰略徹底破產，本人也自殺殉國。明帝國遭遇前所未有之危局，朝中再無軍事人才能夠獨當一面時候，才想起獄中的孫傳庭來。
崇禎十六年，也就是明帝國滅亡的前一年，李自成大軍已經攻克襄陽、荊州、德安、承天等地，河南大部分地區、湖廣大部分地區都已經被農民軍控制。李自成建立了襄陽政權，並且進行了軍制改革，將一部分兵力分出來作為留守防禦部隊，至此，農民軍已經擺脫了“流寇”身份，開始建立並鞏固根據地。軍事力量此消彼長，明帝國節節敗退，已經處於被動防守的局勢了。
孫傳庭自從出獄後，著力於練兵防守，其戰略為：“計守潼關，扼京師上游。且我軍新集，不利速戰，乃益募勇士，開屯田，繕器，積粟，三家出壯丁一。火車載火炮甲仗者三萬輛，戰則驅之拒馬，止則環以自衛。”這是做長遠打算，準備進行持久戰的防守。
明帝國的戰略從積極進攻轉變為消極防守，是不是符合當時的情況呢？
在崇禎十六年，明帝國真正可戰之部隊大約為三支，除了孫傳庭練的這支陝西部隊外，還有遼東精銳之師以及左良玉部隊。遼東士兵雖然善戰，但承擔著抵抗清兵的重要責任，不可輕易調動、左良玉的二十萬大軍號稱兵多將勇，但左良玉本人相當跋扈，只關心保存自己的實力，無意為朝廷效命。要對付農民軍，唯一能派上用場的，也只有孫傳庭的部隊了。
孫傳庭這支部隊的重要意義在於這是明帝國唯一的王牌了。
這個時候的明帝國採取守勢，只要扼守潼關，則李自成大軍無論南下或者北上，都有相當的顧忌，不能全力以赴，如果李自成大軍要攻下陝西，那就正好以逸待勞，且佔據地理優勢對抗。從短期看，雖然不能改善局面，卻也不會導致惡化。這樣的戰略確實有些消極被動，但明帝國的軍事實力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
如果明帝國採取攻勢，假設孫傳庭一舉殲滅農民軍，自然大功告成。但如果遭遇不測，來個慘敗，非但陝西三邊不保，北京城也沒有兵力抵抗了，帝國之覆滅則在所難免。
論及崇禎十六年明帝國的軍事戰略，孫傳庭的陝西精銳是堅守潼關，還是尋求和李自成軍的決戰，反覆權衡利弊，實在不適合賭上帝國的命運博這這渺茫的希望。所以兵部侍郎張鳳翔勸說崇禎皇帝：“孫傳庭所有皆天下精兵良將，皇上只有此一副家當，不可輕動。”
但是急性子且剛愎自用的崇禎皇帝哪裡聽得進這些老成持重的話，他早已經輸紅了眼，一心就是翻本，輕易把最後一點賭本扔到了賭桌上。
聽到朝廷敦促出師的嚴令，在潼關的孫傳庭頓足嘆道：“奈何乎！吾固知往而不返也。然大丈夫豈能再對獄吏乎！”
崇禎十六年八月初一，孫傳庭帶著明帝國最後的希望離開了潼關，進攻河南。這一戰李自成打得相當漂亮，首先讓孫傳庭長驅直入，使孫傳庭補給困難，然後切斷帝國軍的餉道，逼迫帝國軍潰退，再給予致命一擊，帝國軍遂大敗。
李自成乘勝追擊，帝國在潼關已經無力抵抗，孫傳庭死於亂軍之中。於是農民軍攻下西安，佔領三邊。不久東渡黃河，直到進入北京城，再也沒有遭到明帝國強有力的抵抗。帝國最後一個錯誤的軍事戰略決定，加速了自己的滅亡。
七、最終選擇——帝國的滅亡
崇禎十七年初，大順軍已經於西安建國，且李自成率大軍東渡，帝國首都岌岌可危，帝國方面卻是面臨無數的問題：軍事方面是再無良將可派，再無士兵可徵，再無資金可籌，再無糧餉可發。
從戰略上講，此刻的明帝國也不是惟有坐以待斃等待滅亡，還是有幾條路可以選擇的。
其一，南遷。在中國歷史上，南遷也不是先例。東晉、南宋政權都是在南方建立起來的，依託明帝國正統地位，依仗長江天險防禦，靠著江南發達的經濟支撐起對抗北方的軍事力量，還是值得嘗試的。
如果崇禎南遷成功，則清帝國與大順兩虎相爭，而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明降軍很有可能為南明所用。崇禎皇帝作為明帝國的象徵，其核心凝聚力不可低估，只要崇禎皇帝或者其太子在南明政權，就能吸引大部分的明帝國官員和將領，而清帝國和大順政權也不敢重用明降將。
此策看來，雖然失去長江以北的地區，但是維持了帝國的血脈，樹立了明帝國的旗幟，崇禎皇帝也保全了性命。
只是明帝國的皇帝太要面子，而大臣們也太精明或者太迂腐，南遷則意味著放棄北京城、放棄半壁江山，這個罪責沒人願意承擔，大家都高談闊論，自命道德高標，於是南遷雖議，卻始終沒有結果。
其二，放棄寧遠，將吳三桂的遼東精銳調回北京城。
雖然此策就像派遣孫傳庭出關一樣屬於孤注一擲，但總比不設防的等死要好。大順軍東渡兵力至少在十萬以上，要擊退之，非得盡數調遣寧遠、山海關防線的士兵。
然而一旦調兵，則無異於放棄遼東最後的防線，清兵一旦入關，也是對明帝國的威脅，驅虎進狼，實在不是好的抉擇。
但是，即使不是好的選擇，至少也是一個選擇。總比什麼都做不了的強。可是帝國朝廷諸位大臣互相推諉，即使崇禎皇帝拍板做了決定，辦事效率仍然極其低下，李自成大軍已經入京，吳三桂的部隊還沒趕到。
其三，與清帝國議和，甚至可以借兵蕩寇。
與清帝國議和並非天方夜談，明帝國有過試探舉動。可惜明帝國上下都不敢揹負屈辱投降的罪名，兵部尚書陳新甲和崇禎皇帝密謀議和，因為暴露於朝廷，崇禎竟然殺了陳新甲來掩飾此事。
權衡此策，雖然仍是養虎為患之舉，但北京城已然危在旦夕，如果真的是渴得要命，不喝水就是死路一條，那麼引鳩止渴沒什麼。清帝國和大順政權一交戰，說不定還有機會呢。
帝國不是沒有可選擇的道路，卻一而再、再而三的錯過，無所作為。這並非帝國看不清形勢，南遷和棄寧遠、議和滿人早就在議程之上，但都沒有實施，關鍵在於崇禎皇帝以及朝中大臣們已經無法正確判斷並執行戰略了。
本文討論的是明帝國戰略，論述的是帝國幾位軍事最高指揮官的思路和執行過程，在這些指揮官之上，一直受到帝國皇帝的約束。
身為帝國皇帝，最重要的是將適當的人選擺到合適的位置上，讓他們有機會發揮自己的才能。但從用人角度上看，崇禎皇帝是歷史上最失敗的一個。
崇禎在位十七年，換了五十個大學士。換了十一個刑部尚書，十四個兵部尚書，誅殺總督七人，殺死巡撫十一人、逼死一人。
在崇禎眼中，明帝國朝中的大臣都是貪生怕死、卑鄙無能之輩吧，所以才頻繁的更換帝國最重要的官員，所以才留下“臣皆亡國之臣”的遺言。殊不知正是他自己性急、猜疑、自負的個性，才使得明帝國的將才們大受約束，以至於最終失敗。從這個方面說，崇禎皇帝的個性，也是導致明帝國覆滅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吧。
惜乎，明末之良將，生雖逢時，卻不得其主，終不能力挽狂瀾，挽救帝國於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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