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帝诛灭梁冀以后，宦官单超、左倌、徐璜、具瑗、唐衡5人因谋诛梁冀有功，被同日封侯，世称“五侯”。单超任车骑将军，位同三公。大权从此又落入宦官手中。他们倚奉桓帝，滥行淫威，使得“中外服从，上下屏气”，乃至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宦官五侯及其亲属的专横，不仅朝中正直官员反对，就连桓帝也开始担忧，所以对四侯又慢慢开始限制。桓帝先是重用宦官侯览等，分夺他们的权力，继而借他们残害人民的暴行，对他们进行打击。公元165年，司隶校尉韩演奏言左倌罪恶，言其兄太仆南乡侯左称“请托州郡，聚敛为奸，宾客放纵，侵犯吏民”。桓帝立刻准奏，结果左氏兄弟都被迫自杀。韩演又奏具瑗兄具恭贪污罪，桓帝也下令征诣廷尉。具瑷只好上还东武侯印绶，自己向桓帝谢罪。桓帝下诏贬他为都乡侯，后来死在家中。接着，桓帝又下诏单超、徐璜和唐衡的袭封者，都降为乡侯；其子弟分封者，一律免爵。这就是所谓的“一除内嬖”。
桓帝对于宦官五侯的抑制，只是为了强化皇权，并不想清除，故而对他们稍加抑制后，大权还是交给了他们。而新被重用的宦官在上台后，也同样残暴专横，鱼肉人民。中常侍候览贪侈奢纵，前后竟强夺民田118顷，住宅318所，并模仿皇宫修建大规模住宅16区，都有楼阁、池塘、苑园。另一方面，由于宦官专权，他们的爪牙被安插到中央和地方的各级机构，选举不实的情况也更为严重。
由于宦官当政、卖官鬻爵等种种弊政，桓帝朝政糟糕至极。为了维护东汉王朝，也为了自己的政治出路，一部分正直的官吏和一些太学生及郡国士人，就联合起来发起“清议”。他们议论政治，品评人物，在舆论上对宦官集团进行猛烈抨击。同时，一些比较开明的官吏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也极力打击宦官势力。
反对宦官集团斗争的领袖李膺任河南尹时，因打击阉党而被下狱，司隶校尉应奉上书为他求情，又被赦免，后来即任司隶校尉。
当时小黄门张让的弟弟张朔担任野王县的县令，贪污残暴，没有德政，因为畏惧李膺的严厉，逃回京都洛阳，躲在他哥哥张让家的合柱中。李膺得知这个情况以后，率领吏卒破开合柱，将张朔逮捕，交付洛阳监狱，听完供词，立即处决。张让向桓帝诉冤，桓帝召见李膺，责问他为什么不先请求批准就加以诛杀。李膺回答说：“
昔仲尼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积一旬，私惧以稽留为，不意获速疾之罪。诚自知衅责，死不旋踵，特乞留五日，克殄元恶，退就鼎镬，始生之愿也。”说从前孔子担任鲁国的大司寇，七天便把少正卯处决，而今我到职已经十天，害怕因拖延时间而获罪，想不到竟会因行动太快而获罪。我深知自己罪责严重，死在眼前，特地向陛下请求，让我再在职位上停留五天，一定拿获元凶归案，然后再受烹刑，这才是我的愿望。桓帝不再说话，回过头来对张让说：“这都是你弟弟的罪，司隶校尉有什么过失？”于是，命李膺退出。从此，所有的黄门、中常侍，都谨慎恭敬，不敢大声呼吸，甚至连休假日也不敢出宫。桓帝觉得很奇怪，问他们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大家一齐叩头哭泣说：“我们害怕司隶校尉李膺。”当时，朝廷的政治，一天比一天混乱，法度崩塌破坏，然而，只有李膺仍然维护朝纲，执法裁夺，因此声望一天比一天高，凡是读书的士人，能够被他容纳或接见的，都称之为“登龙门”。
以李膺为首的反宦官斗争激怒了当权的宦官集团。公元166年，宦官派人诬告李膺等交结太学生、都国生徒“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桓帝大怒，于是诏令全国，逮捕“党人”，收执李膺、陈实等200多人。有的党人逃走，桓帝就悬金购赏。一时间，使者四出，相望于道，反宦官的斗争遭到严重挫折。第二年，在窦武等的表请下，桓帝对“党人”略为宽恕，下诏将其赦归田里，但规定他们都终身禁锢，不得做官。这就是桓帝时著名的“党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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