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開始，路遙、賈平凹、韓少功、王安憶等一批作家，用一部部傑出作品給文壇以驚豔。電影《紅高粱》《大紅燈籠高高掛》等的出現，使得莫言、蘇童的小說，也走入了尋常百姓家。（均資料圖片）製圖：李潔
嘉賓：楊揚（文學評論家）
本報記者：宣晶
“在改革開放之初，中國文學對於社會時代生活的介入，是非常積極的。四十年後，對於社會時代生活直接對話的作品，是不是還有那麼多？很多讀者和批評家都感到很難判定。”文學評論家楊揚，在慶祝改革開放四十年之際回望中國文學走過的歲月，提出了新的觀點。
上一個“文學的黃金時代”屬於20世紀80年代
文匯報：在之前的一些文學評論中，人們有意無意地強化著作家作品的創造價值。你卻認為，站在今天的角度，或許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文學的傳承比創新更加重要，為什麼？
楊揚：文學、文化的危機感始終纏繞著中國文學，是中國文學發展過程中最大的內在焦慮。從作家的實際情況來看，當時的老中青三代作家，他們的文學記憶和個人經驗，基本都沒有脫離古典傳統和現代傳統的塑造，區別只在於他們身上的傳統印記有強有弱而已。
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等當時仍然健在，在他們的文學世界中，中國古典傳統的底色十分搶眼。汪曾祺、茹誌鵑、柳青等亦是新舊文學傳統的忠實繼承者。當我們對當代文學刨根問底時，就能發現，沿著柳青的足跡，走來了路遙、陳忠實和賈平凹等作家。同樣，在茹誌鵑之後，我們看到了王安憶、陳村、趙長天以及很多作家之間的關聯。
文匯報：在隨後的幾年裡，路遙、賈平凹、韓少功、王安憶等一批作家，用一部部傑出作品給文壇以驚豔。有評論者稱20世紀80年代為“文學的黃金時代”；也有評論家認為，五四新文學傳統延續到20世紀80年代，才有了一個新的改變。你怎麼看這些說法？
楊揚：1984年，或是1985年，常常被一些評論家視為新小說和新批評的歷史元年。原先的小說寫作，都是照著慣例在摹寫，但1985年前後，一批“稀奇古怪”的小說作品登堂入室。作家們的聚焦重點，由“寫什麼”轉向“怎麼寫”。文學批評則撇開主題、內容等問題，轉向文學本體問題。這些既抽象又具體的文學理論，成為批評實踐和小說實驗的有力支撐。與此同時，電影、電視這類大眾藝術門類也熱情加入，電影《紅高粱》《大紅燈籠高高掛》等的出現，使得莫言、蘇童成為普通百姓追捧的明星人物。他們的小說，也走入了尋常百姓家。
中國文學正經歷著自印刷術產生以來的最大變革
文匯報：以網絡技術為分野，你將這四十年的中國文學劃分為前後兩個時期，並且認為，網絡時代的文學發端是什麼時間，它的標誌是什麼作品？
楊揚：20世紀90年代後期，中國文學批評中有了“網絡文學”這樣的術語，另外還有“榕樹下”等一批文學網站和一大批網絡寫手。中國臺灣作家痞子蔡的《第一次的親密接觸》，被視為中國第一部網絡文學作品，1998年因此成為中國網絡文學的元年。四十年來中國文學發展過程中，最大的改變，莫過於互聯網技術進入文學世界。由此，中國文學正經歷著自印刷術產生以來的最大變革。
文匯報：你認為在網絡時代，中國文學的傳承與創新有了什麼樣的新變化？
楊揚：在數字媒體所營造的虛擬世界，差不多所有的文學樣式都呈現出“前無古人”的特徵，很多原先困擾文學的問題，似乎不再是問題。如創作自由問題，寫作和發表幾乎沒有門檻可以阻攔。開放的網絡空間，是人類社會有史以來第一次能夠讓文學的寫作能量盡情釋放。
文學、文化的創新與創造問題，一直是現代文學、文化領域爭議最多的。說到底，在現實生活中，還是一個文化資源的爭奪和文化空間的佔有問題。在紙質媒體中，嚴肅文學與流行的大眾文化之間，常常有衝突。但在網絡世界，各種各樣的文學都可以包容。網絡文學儘管紅紅火火，但走流行道路的作品多，純文學色彩的作品少。類似於茅盾文學獎等國家文學獎中，幾乎沒有網絡文學作品的獲獎痕跡，這些都是我們今天的文學發展過程中，值得認真思考的問題。
文匯報：2017年中國網絡文學大事記中，被視為最大的事件，是掌閱科技在上海上市和閱文集團在香港上市。我們注意到，大資本對網絡文學的投入，從根本上改變了網絡文學的生態環境，你怎麼看這種新的文學業態？
楊揚：目前，中國網絡文學的狀況正從急劇擴張的野蠻生長期轉向新網文時代。2017年6月，《網絡文學出版服務單位社會效益評估試行辦法》出臺，8月又舉辦中國“網絡文學+”大會。一些全國性的網絡文學作家協會和研究機構逐步建立，如浙江、江蘇、上海等地，都有網絡作協。一些有全國性影響的網絡文學評獎，激勵了網絡文學的發展態勢。網絡文學的發展和研究，正成為這個時代最為活躍的文學空間。
中國文脈奔騰不息，千言萬語歸入長江黃河
文匯報：中國作家的作品數量，在四十年來的歲月中，正在呈幾何級數增長。你怎麼評價這種數據上的膨脹？
楊揚：如果將五四以來一百年的文學進行完整的巡展，人們將看到“兩頭大、中間小”的現象。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人的全集數量之大，遠遠超越了歷代傳統作家的創作。隨後的柳青、茹誌鵑等，儘管才華出眾，但編成文集也就寥寥幾卷。此後的王蒙、張賢亮、莫言、賈平凹、王安憶等作家，就作品的數量而言，並不弱於50年代之前的作家。這種文學現象似乎意味著某種寫作歷史的重新銜接，也就是文脈的復歸或延續。
文匯報：有評論家認為，21世紀初的作家作品在品質上超越了20世紀初的作家作品。你怎麼看？
楊揚：這樣的觀點儘管顯得有點高調，但著意點在於強化今天的文學創作與歷史文脈的對接。對一些四十年來的中國作家作品的論述，很多人側重於創新和時代獨特性，但放寬眼光、拉長時段，或許人們將越來越多地注意到，異中相同之處將遠遠多於同中相異之處。這種同，是共同的歷史文化的影響痕跡，也就是同一時空約束下的故事、人物、情節、情調、氛圍、意蘊和追求的價值目標。所謂的差異性，也不是根本斷裂，反倒是一種家族延續的相似性和近似面相。
所以，四十年來的中國文學儘管分支眾多，形態各異，但就文脈而言，千言萬語最後都歸入長江黃河。中國的文學脈絡猶如大江大河，浩浩蕩蕩，至今奔騰著、流淌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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