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按照我們中國人正常的思維認知，我們一開始對於諸葛亮的印象應該是這樣：
後來因為易中天老師的詳細描述，我們知道了史書中記述的諸葛亮是這樣：
也因為這個描述，後來的諸葛亮給我們的印象是這樣：
或者這樣：
直到這兩年，某些在娛樂界號稱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大咖，在全國觀眾面前給我們了這樣的描述：
還有這種說法：
於是便有了這樣的懷疑和看法：
那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諸葛亮就這樣的“被消失”了。
其實這也難怪，在這個信息化的浮躁社會，腳踏實地的做學問已經不太行得通了，僅僅只是十年，就連《百家講壇》這樣的節目都因為收視率的慘淡而快鳴金收兵了。這個社會需要的是什麼，需要的是像梁宏達和高曉松這樣的複合型人才，張嘴就能侃侃而談，從史前一直能講到民國，還要旁徵博引，能夠融合大眾喜聞樂見的段子。
於是，總得有些人物和故事要顛覆我們大眾正常的認知，因為這樣才能有收視率，才能樹立起他們在新時代下的大咖地位。
在這樣的安排下，我們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蜀漢丞相諸葛孔明，就這樣被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重新定義了。
諸葛亮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他到底有沒有功高震主？到底有沒有因大權在握而玩弄權力？到底有沒有依靠連年不停的打仗而集中權力架空後主？
這些問題原則上我們都說不清楚。因為諸葛亮生活在近兩千年前，我們又怎麼會知道一個一千八百年前的人怎麼想呢？
我們今天所能瞭解到的無非也都是建立在官方史書和考古墓碑等等現存的遺蹟史料而已，如果想完全復原諸葛亮的心理動態是絕對不可能的。
但是，這些殘存的史料，卻可以讓我們客觀的瞭解那些與諸葛亮同時代的人，以及給他立傳的作者是怎麼想的。
這總比因為看了點三國演義就到處賣弄甚至口無遮攔的強。
比如說劉禪，這個伴隨諸葛亮半生的蜀國後主，很多人都是因為受到梁宏達和高曉松的影響，認為劉禪在諸葛亮死後遲遲不給諸葛亮立廟就是恨他，恨諸葛亮仰仗權勢架空國君行霍光王莽之事。
但是在有這種簡單粗暴的看法之前，高曉松真的瞭解漢代的禮制嗎？
蜀漢以漢室正統自居，所以朝廷的一切禮儀遵從漢制。但漢制沒有給大臣單獨立廟的先例，至多就是憑藉至高無上的功勳配享太廟，也就是和先帝們供奉在一起，牌位立在兩邊。即使像張良、蕭何、衛青、霍去病，還有和漢光武帝當年打天下的雲臺二十八將，也都沒有一個被單獨立廟。
劉禪不給諸葛亮立廟，那叫遵從祖宗家法，那叫懂規矩。
後來給諸葛亮立廟，那是因為蜀地的老百姓數以萬計的自發給丞相祭祀，劉禪一方面是順應民意，一方面則就是對於相父的思念，因此才破了祖宗制度，在沔陽給諸葛亮立廟。
而我們今天當做旅遊勝地的成都武侯祠，那不是諸葛亮的廟，那是真正供奉劉禪的父親，漢昭烈帝劉備的地方，只不過是因為諸葛亮的香火太旺，名氣太大，才反客為主。
這也是當年劉禪不在成都給諸葛亮立廟的原因所在。
一方面是因為祖宗制度，一方面是因為為父親的香火孝道，為何到了高曉松和梁宏達的嘴裡就成了恨了呢？
況且在諸葛亮死後，劉禪念及諸葛亮的兒子諸葛瞻年幼，便帶在身邊躬身培養，還把自己的公嫁給諸葛瞻，如果是仰仗自己的大權淫威而打壓劉禪，劉禪就應該像萬曆一樣抄張居正的家一樣，把諸葛亮的家也給抄了，而不是讓仇人的兒子給自己當駙馬。
高曉松說孔明燈的發明印證了諸葛亮軍事上的短板，一項軍事發明難道就說明一個人不會帶兵打仗，這是什麼邏輯？
針對諸葛亮善於搞發明創造，《三國志》的作者陳壽專門指出：
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藝，推演兵法，作八陳圖，鹹得其要雲。
也就是說，距離三國時代不遠的晉朝大臣陳壽，點明瞭諸葛亮善於發明創而且善於兵法推演，這是諸葛亮的愛好，同時說明諸葛亮也是一名出色的軍事理論家。
至於諸葛亮會不會帶兵打仗，這種三尺之童都知道的事我們就用諸葛亮主導的五次北伐來回顧一下：
第一次北伐，因為馬謖不按預定的軍事部署丟了街亭導致北伐失利第二次北伐，斬殺魏國大將王雙，因為糧草問題班師回朝。第三次北伐，奪得魏國兩郡三十萬人口，魏明帝大驚失色第四次北伐，斬殺未過大將張郃，把司馬懿父子堵在谷口，只因天公不作美一場大雨救了司馬懿父子。第五次北伐，打得司馬懿懼蜀如鼠，進退失據，只可惜病逝五丈原。司馬懿厲害不厲害，離開曹魏權力中樞十年卻能振臂一呼，三千私勇一舉推翻曹魏政權，魏明帝更是依靠司馬懿一舉收復遼東，正是為了對抗諸葛亮，魏明帝才把司馬懿從荊州前線調到關中。
司馬懿雖然坐鎮關中，但卻有曹魏中原數州後勤的保障支持，而諸葛亮僅僅有益州不到百萬人口之地，就這樣司馬懿都不是諸葛亮的對手。能說諸葛亮沒有帶兵打仗的將帥水平嗎？
如果我們非要把諸葛亮的將才水平有一個明確，那麼陳壽對於諸葛亮的評價則基本代表了後世歷代史學家的意見：
“然亮才，於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也就是說陳壽認為，相比較諸葛亮的軍事才能，治國理政的管理能力要優於他的軍事謀略，諸葛亮善於運籌帷幄，而不善於用奇謀冒險。
我們要知道蕭何和張良，那是完全不同的兩種人，張良是地地道道的軍師，告訴劉邦怎麼以少勝多，怎麼智取。蕭何才是總理，是韓信打仗時坐鎮後方辦理軍需，管理國政的代理人。
陳壽認為諸葛亮更偏向於蕭何，這也印證了諸葛亮一生很少使用險招奇招，放棄魏延突襲長安的計劃，更多的是腳踏實地，用戰略與對方消耗。
如果這就能說明諸葛亮的軍事水平差，那麼陳壽第一個不答應。
梁宏達還說諸葛亮窮兵黷武，是他的連年征戰把蜀國的國力耗盡了。
這一點，老版《三國演義》的諸葛亮扮演者唐國強都比梁宏達有深刻的認識：
作為後人的高曉松和梁宏達，是典型的站著說話不腰疼。
以蜀國一州彈丸之地對抗中原百萬大軍，能不能直搗中原是一回事，能不能憑自己有限的力量延緩生存空間，消耗對方實力是另一回事。
諸葛亮明白，不主動出擊，蜀漢必早早滅亡。如果讓曹魏有時間發展國力，那麼蜀魏之間的差距只會越來越大。當曹魏的國防力量膨脹到一定階段，消化了內部不穩定因素，蜀國只能坐以待斃。所以只能先發制人進行北伐，一點一點蠶食掉曹魏在關中以西的勢力。
他們說諸葛亮窮兵黷武，自取滅亡，殊不知五次北伐，除了第一次因為馬謖失街亭損失人馬外，其他四次並沒有客觀的可以計入史冊的傷亡。而且還將天水、南安、安定三座人口大郡的居民全部遷到了漢中，大大擴充了蜀國的實力。
冷兵器時代拼得是什麼？拼得就是誰的人口多，誰的兵員多，誰能在正確的時間用正確的辦法在正確的地點消耗掉敵方的有生實力。而諸葛亮完全按部就班的去做了，而且在自己的能力範圍和有限資源內，完成得質量極高。
這怎麼就成了自取滅亡了呢？
至於諸葛亮為什麼數次不能直搗黃龍？除了資源，跟人才也有很大的關係，而這也是彈丸之地的蜀地所缺失的。
這一點，陳壽給了晉帝很中肯的意見：
他所面對的敵人都是當時之傑，再加上寡不敵眾，所以未能有克。諸葛亮的才能不亞於蕭何，但是他缺少的是韓信這樣的為他執行的將領。這就是天命！不是靠智慧就能爭取到的！
至於他們說諸葛亮依靠北伐集權，功高蓋主之說，我想還是用陳壽的一句話最權威，也最客觀，最信得過：
“自以為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陳壽寫得很明白，諸葛亮擔心自己身後之日，就再也沒有人有機會涉足中原和曹魏相抗衡了。
陳壽是晉朝的大臣，他有必要為了一個前朝的故臣竭盡全力而美化他嗎？這本身就是忌諱。
但陳壽明白地指出，諸葛亮北伐是充分考慮了本國人才儲備的形勢，而他北伐動機那是一心為漢。
雖然我之前說過諸葛亮的行事風格——事必躬親，從而不受猜疑，但要知道他的出發點是為了完成先帝遺志，從而維持好與後主這個孩子的關係。
諸葛亮作為一國之相，作為託孤大臣，他本來就可以派兵把蜀地的幾處關口牢牢一堵，然後高枕無憂的和小皇帝下棋喝茶養老，這樣肯定不會受到猜忌，但一心為漢的他能這麼做嗎？
很不理解為什麼到了梁宏達的嘴裡就成了“有私心”、“權力慾望大”、“權臣”了。
其實我想，歸根到底還是一句話：沒文化，太可怕。
像易中天老師，每一次上百家講壇之前，他都會拿出一個星期的時間來備課準備教案，然後修改，再對著夫人預講。有一次甚至在全國觀眾面前，跪下以做禮樂示範。
拋開講得對與錯，但最起碼體現了一個文人學者的治學態度和謙虛謹慎的教學素質。這是值得學習和尊重的。
諸葛亮雖然是一個離我們遙遠的先賢思想家、軍事家、政治家，他的身上所獨有的特質也絕非一篇文章、一個視頻就可以草草下定論。
但是我們後人在評判他的時候，最基本的要求是要遵照史實。
《三國演義》的人物誇張是因為它是藝術創作，但在一群孩子和廣大泛泛而懂的觀眾面前為了金錢娛樂而標新立異、肆意詆譭民族英雄，這就有關道德底線了。
多行不義必自斃，梁宏達被封殺才是真正的自取滅亡，但還諸葛亮一個清白，任重而道遠。
一個民族對待歷史態度往往決定了一個民族在當世以及後來的歷史高度。
英雄不容詆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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