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我们都习惯性地把宰相制度的变化的主要原因归结于皇帝与宰相的权力之争，即君主感到相权严重威胁到了自己的统治，于是有意削弱相权甚至剥夺，从而导致一系列皇权与相权的调整。
这种看法是普遍性的，但如果就其本质来说，还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根本。
从结构上来说，在封建专制主义统治机构的上层建筑中，君主和宰相是两个不可或缺的环节。
因为从身份来说，皇帝是地主阶级诉求的最高代言人，只有实行了君主专制制度，使其能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才能统一地主阶级的不同集团、不同派别的意志、调节相互利益冲突，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对广大农民阶级的有效统治。
否则群龙无首，必然发生纷争和战乱，整个地主阶级的利益也将遭受损失。因此历代儒家思想先贤都无一不强调“君者，国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乱”的观点。
如果就此认为有了最高代言人的皇帝就不再需要宰相，那就错了。
因为除了极为特殊的情况，皇帝都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继位。他们有的固然雄才大略，是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明君，但是就绝大多数而言多是中才和下才，没有宰相的辅佐，便无法有效的行使君权，统治好国家。这一点在南宋和明中后期显得格外突出。
即便是贤君，一人的干才和精力都十分有限，也同样必须信用得力的宰相方能大展宏图。就此唐太宗曾说：
“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皆需百司商量，宰相筹画，方可奏行。”以唐太宗英明神武，还需要使天下之事交给宰相审度，由此可见，皇帝往往把宰相视为有效执行统治的“心腹”
当然，宰相也可能用错人，但是在皇权体制下皇帝是可以随时对其撤换另行任命。这样君主基本无法选择的缺陷便可以得到宰相“贤能”制度的弥补、调剂平衡从而保证统治的质量和效益。
而且从出身上来说，不管是从科举制度由寒门走出的，还是权贵子弟，在封建小农经济体制下，他们也都是封建地主阶级的集中代表，他们的诉求也广泛代表了地主阶级的利益。从这一点来说宰相的诉求和皇帝的目的具有同一性。
因此在最高封建统治集团中，宰相与皇帝都是不可或缺的。皇帝固然最重要。但如果缺了宰相，对国家的治理便无法有效的进行。所以二者存在权力之争和种种矛盾，但基本方面是相互配合的问题，过于强调君主与宰相之间的权力斗争而忽视他们的基本方面是协调、统一，在理论上是讲不通的。
如果在封建政治上层建筑中最重要的两个环节君主、宰相处于相互冲突、斗争之中，便无法完成他们共同需要保护的小农经济基础的使命。
从历史事实来看君主对宰相的权力的确存在过有意限制与削弱。如东汉光武帝吸取权臣王莽西汉末篡位的教训，促进了皇帝文书机构的扩大，确立了三公分权鼎立的制度；南朝宋孝武帝鉴于不久以前宰相过于权重几乎酿成祸乱，从而大权独揽，宠信寒族出身的侍从中书舍人，削弱宰相尚书，导致了宰相制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衰弱，但是就其本质而言是出于在新形势下避免祸乱，使广大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利益的诉求能够有效地上传下达。
再比如汉武帝时中朝侍从的崛起，是汉初社会经济恢复到一定阶段，地主阶级要求最高统治集团将政策由黄老清静无为改为积极有为大展宏图的结果。原来宰相制度保守的环节已经不能适应这一新任务因而不得不对它加以调整。
曹魏初年设立中书省同样基本上不存在君权相权相争的局面，只是因为三国鼎立战争不已，地方统治不稳定的形势迫使皇帝政由己出要对某些重大政事迅速做出决定，因此在左右设立中书官吏草拟诏令，即使下达执行已保证统治效率。
即便出于君主有意削弱相权而实行的措施，也只能同时适应巩固整个封建统治集团的需要，方得以坚持下去，形成制度，否则即使废除相权，相权也会死灰复燃。
朱元璋废除宰相，朱棣紧接着就创立内阁从而出现内阁首辅这种变相的宰相就是很好的例子，清代的军机大臣也同样是这个道理。
总之无论是从理论还是事实上看，宰相制度的发展变化根本原因在于能够使君权在新形势下更有效地进行统治。在这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君主宰相的协调、统一是基本的，二者的权力之争的确可能导致某些变化，但归根结蒂，仍要以是否有利于整个统治作为标准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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