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像
有人問：管仲其人改革治國總體上到底是符合後世的諸子百家哪一家 道家？法家？還是什麼？
管子是個政治家，以富國強兵、成就霸業為根本追求，他的政策都是根據現實利益的考量而非什麼哪一家的理論做出的；況且他生活的時代，諸子百家都還沒有影，所以沒法說符合哪家主張。
反過來說，倒是成立的：諸子各家都從他那裡得到過啟發。
管仲的執政目標就是成就霸業。桓公即位之初，向管仲請教安定社稷之策，管仲勸他當霸王：
君霸王，社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管子•大匡》)
桓公有些猶豫，管仲就以拒絕任職促使他下定決心，從此齊國走上稱霸之路。管仲重視“民”在治國中的重要作用。他認為，成就霸業的基礎首先是取得民眾的支持：
政之所行，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管子•牧民》)
因此執政者不要做民眾厭惡的事情：
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管子•牧民》)
就是說，只有滿足民眾的願望，民眾才會支持國君的事業。治理國家要從兩個方面著手。一方面是增加社會財富，滿足民眾基本的生活需求，這一點反映在他的著名口號“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管子•牧民》）中；另一方面則要依靠道德教化的作用：
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管子•牧民》)
為使齊國儘快富強起來，達到民足、國富、兵強的目標，管仲進行了一系列改革：
在政治方面，強化君權，由國君掌握“殺、生、貴、賤、貧、富”六秉；建立起中央和地方兩級行政管理體制，中央設兩相、五官，地方上則行國、鄙雙軌制度，“參其國而伍其鄙” ；官員選拔，實行尊賢尚功的政策和逐級選拔的制度，國君親試被推薦的人才，定期考核，獎優罰劣；將全國人口按照職業劃分為“士、農、工、商”四民，分業、分居，各對國家承擔不同的義務。
在經濟方面，將國家控制的荒蕪土地分給農民，“相地而衰徵”，使農民的負擔相對合理；提倡“養桑麻、育六畜”，強調“毋奪農時”，保護農業生產，提高民眾生產的積極性；實行“關市幾而不正，廛而不稅”（《管子•小匡）的政策，促進工商業的發展，鼓勵商品流通，以達到“通貨積財”的目的；發展漁業；設鹽官煮鹽，設鐵官制農具；國家鑄造錢幣，適當調節物價。這些措施使齊國的經濟得到了迅速發展。
在軍事方面，管仲主張“作內政而寄軍令”，在“參其國而五其鄙”的基礎上，推行寓兵於農、兵民合一的政策 。建立在鄉里制度基礎上的軍隊，士兵相互熟悉，“守則同固，戰則同強”，故兵不多而有戰鬥力。
在管仲的輔佐下，齊國牢固地建立了霸主地位。齊桓公曾得意地稱：
諸侯莫違寡人。寡人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有何以異於此乎？（《史記•齊太公世家》）
以至於還要封禪泰山，被管仲勸阻而罷。
總之，管仲更多的是一個政治家而非思想家，是實踐者而非理論家。他的政治實踐，基本上涵蓋了在古代農業社會和專制制度的條件下，實現富國、強兵、安民的策略，因而對後世渴望有所作為的政治家、思想家的影響是深遠的。
諸子百家都在他那裡得到過啟發，特別是儒家。管仲以霸業、功利為追求，而不是維護古代的禮制，這給儒家留下了一個“槽點”。對他的評價也成為後世儒家義利、王霸之辨的經典論題之一。
義利之辯最早由孔子開啟。孔子有感於“禮崩樂壞”的社會現實，強調人們（尤其是統治者）行事的正當性，故於義利之間拈出一個“義”字加以推重：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論語•里仁》）
君子和小人是兩個道德色彩很強的評價語，其高下就看在義、利之間如何取捨。他強烈反對不義的行為：
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論語•述而》）
孔子如此強調義，可見當時必然有一昧追求利而不顧義的風氣。不過孔子並非徹底否定利，他說過：
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論語•顏淵》）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論語•堯曰》）
他的主張是，在求利的同時要顧及義，在堅持義的原則下取利，反對“不義而富且貴”。在孔子那裡，重義輕利的傾向還不是太嚴格。以他對管仲的評價為例，他對於管仲的某些行為很不滿意，批評他不知禮：
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論語•八佾》）
同時他又承認管仲維護文明之功：
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論語•憲問》）
因而孔子許管仲以仁：
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論語•憲問》）
“仁”是儒家評價一個政治家的最高標準。孔子肯定管仲之“仁”，所以在很大程度上，管仲是符合儒家標準的。
（答知乎問：管仲其人改革治國總體上到底是符合後世的諸子百家哪一家 道家？法家？還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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