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公岛与特殊“17日”的渊源（九）
1881年3月17日
中看不中用的北洋海军鱼雷艇
据《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1860-1911）记载：“1881年3月17日（旧历二月十八日），徐建寅前往伏而铿船厂，考察中国定制之铁甲舰、鱼雷艇建造情况。”在以军事自强为目标的洋务运动早期，李鸿章等洋务运动健将们对世界军事领域的新发明、新武器保持着极高的关注度，紧追世界潮流。鱼雷艇作为新式海军利器，洋务派不甘落后，大力引进。
北洋海军“福龙”号鱼雷艇
从1879年最初迈出购买西式鱼雷艇的步伐，到1888年“左队”、“右队”等鱼雷艇陆续回国，包括以6万两银子低价买入的第一艘头等鱼雷艇，即后来被命名的“福龙”号，北洋海军成军后鱼雷艇总数为13艘，辖下拥有了中国实力最强的鱼雷兵力。回顾将近10年的辛勤努力，李鸿章志得意满地称“练成鱼雷艇十余号，可备辅翼铁舰之用，为各省所未有”。
然而，诡异的是，花费巨大购置的北洋鱼雷艇队，在整个甲午战争中的表现着实令国人颜面尽失，仅有三次出击行动，而这三次行动所取得的“战果”，与它拥有的强大作战能力相差甚远，尤其是最后一次，寄托着扭转战局、破釜沉舟使命的鱼雷艇竟然发生集体出逃的丑剧，不仅丧失了全部家底，而且加速了北洋舰队的全军覆灭，其结局值得反思！
北洋舰队鱼雷艇官兵
实力雄厚的北洋海军鱼雷艇队到底是一支怎样的部队呢？
1888年12月，清政府颁布《北洋海军章程》，标志着北洋海军正式建军。根据《北洋海军章程》记载，纳入北洋海军正式编制序列的鱼雷艇实际只有6艘，即“左一”、“左二”、“左三”；“右一”、“右二”、“右三”，它们单独编为鱼雷营，营制模仿淮军陆军组织方式，以每艘艇为一营，管带大多曾留学德国的鱼雷专业学生出身，但因鱼雷艇人数编制较少，管带大都只是都司、守备等低阶官衔。
为做好鱼雷艇养护，李鸿章在修建旅顺军港时候，也同步建设了与鱼雷艇配套的相关设施，除了专门用于保存鱼雷的仓库、维修保养以及调整定深的鱼雷工厂、停靠鱼雷艇的小石码头等专门设施外，还建设了蔚为壮观的鱼雷艇岸上仓库群。比旅顺基地建设稍晚的威海卫基地，也配套修建起了鱼雷库房、鱼雷修理厂等设施，但规模较之旅顺则略小。
旅顺鱼雷营
尽管鱼雷艇部队名义上隶属于北洋海军，但由于旅顺具有完备的鱼雷艇停泊、保养设施，而且原设威海、用于培养鱼雷专业军官和管理鱼雷艇操练的鱼雷营也随之迁至旅顺，作为鱼雷艇基地的旅顺具备更好的先天条件。同时考虑到鱼雷艇兵器本身的特殊性，以及和大型军舰在人员素养要求、主战武器、作战样式、航行能力、驻泊方式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北洋海军建军之前就将鱼雷艇与战舰分开管理和训练，即由鱼雷营统辖鱼雷艇。《北洋海军章程》明确规定北洋海军提督对鱼雷艇部队没有直接管理权，包括舰载鱼雷艇，其直接管辖者则是北洋前敌营务处兼船坞工程总办。北洋海军提督如需调用鱼雷艇，必须要和旅顺船坞工程总办协商，从甲午战争实际情况看，丁汝昌战时使用鱼雷艇，不但要与旅顺基地协调，有时甚至还需请示通过李鸿章来直接下令调遣。鱼雷艇部队的训练、管理，与战时的指挥各有一套系统，埋下了命令不畅，将不知兵等隐患。
鱼雷艇大量回国后，和北洋舰队分开管理的鱼雷艇部队，大部分时间是在旅顺基地开展教学和训练，几乎从未出现在北洋海军例行的巡弋活动中。
然而，1894年爆发的甲午中日战争，原本为节省维护经费，收放在岸上库房内保存的北洋海军鱼雷艇纷纷重新驶进大海，投入到战火弥漫的战争之中，正如前文提到的北洋海军鱼雷艇共参加了三次作战行动，其表现又如何呢？
第一次行动发生在大东沟海战中。当时在黄海海域参加作战的北洋鱼雷艇共四艘，即“福龙”、“左一”、“右二”、“右三”。黄海海战开始前，这4艘鱼雷艇尚在大东沟附近担任江口警戒工作，海战爆发后，跟随“平远”、“广丙”2艘巡洋舰，鱼雷艇队也向战场疾驰。下午2时55分，先前因为遭到“定远”、“镇远”炮击，而使得液压管路被彻底破坏，被迫使用人力舵轮缓慢行驶的“西京丸”号，原本是一艘商船改装的军舰，战斗力极差，也是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的座船，突然发现在自己的船头方向有一艘大型的中国鱼雷艇正高速逼近。
此时，“福龙”艇冒着密集如雨的小速射炮炮火冲向“西京丸”。下午3时5分，双方逼近至400米距离，进入了鱼雷的有效射程，“福龙”艇艇首右侧鱼雷管射出一枚鱼雷，“西京丸”舰面对这可怖的武器，作出了令人难以想象的疯狂处置，竟然调整航向，对着鱼雷迎面高速驶来，结果在最后的一刻，船头犁开的浪花使鱼雷改向，从“西京丸”左舷掠过。“福龙”艇随即向右回转，占领有利发射阵位，3时6分，在离“西京丸”左舷40米时发射艇首左侧鱼雷管内的鱼雷，深知如此近的距离不可能有任何躲避的机会，“西京丸”上的军令部长桦山资纪也控制不住心里的惊恐，不顾自己的身份，闭上眼睛大喊“吾事毕矣！”，然而这颗鱼雷并未发生爆炸，竟然从“西京丸”的船下穿过，从右舷浮出远去了。与“福龙”一同进入战场的“左一”等其他3艘鱼雷艇随后不久集体向“西京丸”发起追击，无奈战机已经错失，由于距离过远而被迫放弃。
“福龙”号鱼雷未命中已几乎成为定靶的“西京丸”号，丧失了北洋舰队在整个大东沟海战中击沉敌舰的最佳时机。正是由于错过了这一良机，北洋舰队暂时形成的局部优势顷刻间化为乌有。随着“超勇”、“致远”、“经远”的沉没，“济远”、“广甲”、“平远”、“广丙”和鱼雷艇先后退出战斗，北洋舰队逐渐陷入重围。
第二次行动发生在威海卫保卫战第一阶段。丁汝昌担心南岸炮台被日军占领，反资敌用，二月初二日，派“左一”艇管驾王平等，在大炮下面埋设地雷，一旦炮台失守，就炸毁它，以杜后患。谁料守台官弁不许埋设，故仓猝之间，虽将大炮底座后钥圈抢出，急切轰之，但并未将大炮彻底摧毁，当天炮台失守后，日军即以龙庙嘴大炮炮击北洋舰艇。当年被临时抽调执行炸台任务的“来远”舰水手陈学海回忆说：王平的鱼雷艇“快靠近南帮时，被敌人发现了，还向我们射击，王平怕死，不敢上岸，转舵向后跑，还威胁我们回去不许说出实情。王平自己却回去向丁统领报功，说去到南帮后，因时间仓促来不及炸炮，用坏水(镪水)浇进炮膛把炮废了。丁统领信以为真。”不管是由于守台官兵的固执，还是由于王平等人的怕死，破坏南帮炮台的任务没有完成。威海卫战役的第一阶段结束，日军控制了威海卫后路炮台和港湾出口，北洋舰队陷入腹背受敌的不利境地。
第三次行动发生在威海卫保卫战的最后关头。1895年2月5日和6日，日军鱼雷艇集中力量偷袭北洋舰只。“定远”重伤搁浅，“来远”、“威远”、“宝筏”等舰艇先后中雷沉没。北洋舰队只剩下“镇远”、“靖远”、“济远”、“平远”等12艘伤痕累累的舰只，残缺不全的主战舰艇已没有能力出洋作战，惟有鱼雷艇队全军完好，尚有一定的战斗力。倘若此时鱼雷艇队依靠速度避开其攻击对象发射的炮火向口外日舰冲击，或许可以打乱日军的作战部署，为援军的到来赢得时间。
旅顺鱼雷营栈桥
2月6日，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下令“左一”艇管带王平，于次日率领鱼雷艇队集体出击，攻击威海湾外的日本军舰。7日上午，日本海军开始向刘公岛炮击，北洋海军战舰和刘公岛炮台纷纷还击，先后击中入港的“松岛”、“吉野”、“浪速”等舰，正当北洋各舰官兵振奋高呼时，封锁威海湾西口的防材突然打开，10余艘中国鱼雷艇开足马力结队出港，看到成狼群而来的鱼雷艇，日本舰队一片慌乱，旗舰“松岛”立刻打出防鱼雷艇信号，孰料这队由北洋海军全部13艘鱼雷艇和“飞霆”、“利顺”2艘轮船组成的编队，出港之后立刻改向西方烟台方向，四散奔逃开去，甲午战争中中国海军最令人痛心的一幕上演了，在“左一”管带王平，以及“济远”舰鱼雷大副穆晋书等策划下，北洋海军鱼雷艇队集体出逃！很快北洋舰队的炮火向逃跑者倾泻而去，日本舰队则派出航速最快的军舰“吉野”号追捕中国鱼雷艇，惊惶失措中，“福龙”、“右一”、“右三”在接近烟台芝罘的金山寨至养马岛一带被俘虏，后来均被编入日本海军，“福龙”仍保留舰名，其余两艘则更名为“TB-26”、“TB-27号”；“左二” 在芝罘附近海岸、“镇一”在威海西麻子港、“定二”、“中乙”在威海小石岛、“中甲”在威海北山嘴附近慌不择路搁浅，后均被破坏；“右二”、“左三”、“定一”在威海合庆滩附近搁浅，后被破坏，“镇二”艇则在刘公岛铁码头附近翻沉，后被打捞编入日本海军。出逃各艇中，唯一成功逃跑至烟台的是“左一”。
北洋海军鱼雷艇队的集体出逃，对外援断绝的北洋海军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随着形势急转直下，5天之后，提督丁汝昌自杀殉国，不久北洋海军全军覆没。鱼雷艇，这一曾被寄于太多希望的新式海战利器，就这样在中国近代海防舞台上黯然退场。相比于日本鱼雷艇的骄人战绩，相比于北洋海军主力舰只在黄海和威海卫奋勇杀敌的英勇壮举，北洋海军鱼雷艇队确是“盛名之下，其实难负”，仅是一支中看不中用的部队，或者说“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作者：彭均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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