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光之際，上海發生一起名伶楊月樓冤案，案情複雜，過程曲折，跌宕起伏，出人意料，至今仍為世人相爭論。楊月樓是京劇戲班演小生的名伶，由於演技扮相俱佳，藝兼文武而名噪一時。咸豐年間他便隨父親楊二喜到北京天橋以拳術賣藝謀生，後被名角“忠恕堂”的張二奎收為弟子，演老生兼武生，有“天官”美譽。
同治十一年（1872），楊月樓在上海租界著名戲園金桂園演出，傾倒滬上男女，戲迷看戲只是為貪看楊月樓。隨著上海等一批沿海城市開阜通商，大家的生活圈子不斷擴大，女子也漸漸走出內堂，出入公共場合。而楊月樓因其出色的外貌和精湛的技藝，更是博得了當時一大批女粉絲的青睞。翌年冬，楊月樓因與一商家女子的姻緣而引發官司。
同治十二年冬，楊月樓在金桂園連續演出表現男女之情的梵王宮等劇，廣東香山籍一茶商韋姓母女慕名前來觀戲，連看三天，如痴如醉，根本停不下來。韋女名阿寶年方17，聰慧俊秀，甚是不俗，從小愛看紅樓西廂之類才子佳人的故事，原本對京戲興趣不大，可見到楊月樓卻被深深地吸引，心生愛慕，便自行修書細述思戀之情並意欲訂嫁婚約，連同年庚八字一併遣人交付楊月樓約他相見。
楊月樓因懷疑和懼怕不敢赴約，並非不願，只因不能。晚清還屬等級森嚴的封建社會，當時民軍商灶為良，奴僕倡優隸卒為賤，楊月樓雖技藝超群，貴為無數人的偶像，畢竟只是一戲子，算是賤民，賤民不得參加科舉，更不能與良民通婚。頗有自知之明的楊月樓清楚，他們兩絕無結合的可能。
韋女害相思之病且日見沉重。韋父長期在外地經商未在上海，無可奈何的韋母實在想不出別的辦法，只能請人轉告楊月樓，可以“延媒妁以求婚”，即明媒正娶將自己的女兒嫁給他，這個決定無疑充分顯現了韋家的誠意，楊月樓甚為感動，終於下決心請戲班長輩出面，送婚書、下聘禮、締婚約，他要迎娶阿寶姑娘。
這事很快被韋阿寶的叔父得知，便以良賤不婚的禮法堅決予以阻攔。韋母與楊月樓密商，仿照上海民間舊俗行搶親之舉，當時《大清律例》認可“搶婚”的法律效力，何況婚約已訂、聘禮已收，這門親事已是受法律保護了。而韋女叔父隨即與在滬的香山籍鄉黨官紳商量，決定以楊月樓拐盜的罪名向官府公訟。
正當楊月樓和韋阿寶在新居行婚禮之日，縣差及巡捕將二人抓捕，並繳獲韋氏母女衣物首飾七箱據傳有四千金。在解往公堂的路上，韋女危坐在一輛小車之中，告天地祭祖先之紅衣仍穿在身上，沿途隨從及觀眾甚多。
審案的上海知縣葉廷眷恰好是廣東香山籍人，最瞧不起伶人，決意重懲，當堂施以嚴刑，賞了楊月樓一百五十大板，在審問過程中，對楊月樓施加種種酷刑，並預備尋個事由將楊月樓處刑打死。後因有傾慕楊月樓的妓女沈月春買通衙役，得以倖免。韋阿寶見丈夫因為自己受刑，悲怒萬分，打傷了腳脛以後還怎麼唱戲？她鼓足勇氣大聲申訴，被掌嘴二百。
按清朝律法，由知縣一級官員斷判的案子，必須呈送上級複審，數月後楊月樓被送到松江府。公堂之上，楊月樓終將自己被屈打成招的來龍去脈一一道來，松江知府之前也看過相關報道，為人開明，隨後將此案發還重審，經過一番重審後，楊月樓按“良賤不能通婚”律，斷楊月樓為“騙財誘婚”罪，發判充軍，罰韋女阿寶發送善堂交官媒，另擇婚配。
此案一出立刻傳遍街巷，輿論轟動。楊月樓是紅極一時，人人皆知的名角，犯了這樣頗富戲劇性的風流案自然格外引人注目。當時優伶一向被視為賤民，而韋姓茶商則不僅屬良家且捐有官職，是有一定身份、家資小富的商人，楊月樓以賤民之身而娶良家之女違反了良賤不婚的通行禮法。但，韋、楊婚姻有明媒正娶的正當形式，而鄉黨則以拐盜公訟於官，又以拐盜而予重懲，這種種不合常規的事情也引起人們注意，因而一時眾論紛紛。
光緒元年（1875），因光緒帝繼位，慈禧宣佈為慶祝新帝登基大赦天下，楊月樓也在被赦免名單之列。無辜的楊月樓終於逃脫了冤屈的命運，雖然輸掉了官司，卻贏得了人望，獲得了一個比較公正的結局。此時的他還算來得及自新，可韋阿寶的命運卻很悽慘，有史料記載她被父親逐出家門，不知所蹤。
這樁案子一度被推至整個上海媒體的風口浪尖，不斷被報紙連篇累牘地刊載了數年，先是競相報道案件的最新近況，之後圍繞案件的是是非非展開了激烈的爭論。而爭論的實質，無非是傳統婚嫁觀念與先進婚姻風氣的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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