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瑋瑋:人什麼時候不困惑了,就離死不遠了

张玮玮:人什么时候不困惑了,就离死不远了

<strong>自述 BIO

<strong>張瑋瑋

年輕時,民謠歌手張瑋瑋把生活和創作看成非此即彼的選擇,認為潦倒痛苦的青春是創作的源動力。

如今,在李志的影響下,他開始質疑這個邏輯:難道一個人健健康康地生活,就寫不出東西嗎?

跟隨“叄叄肆”在雲南的巡演,42歲的<strong>音樂人張瑋瑋受了刺激。看著好朋友李志40歲還在踐行理想主義,要用12年演遍全國334個地級市,他開始反思自己的生活。

過去6年,他在大理安逸自在,書桌對著窗外的蒼山,出門就有party,沉迷於逛菜市場、給菜拍照片。一切看上去很完美,但他覺得自己在迴避理想的失落:這幾年他深陷創作瓶頸,只寫出兩首歌,索性放棄了自我突破的可能。

從“叄叄肆”回到家,他扔掉沙發、把書桌搬到對著牆、買錄音設備、重新佈置工作室,想找回少年心氣。

20年前,他為搖滾樂從白銀跑到北京,加入野孩子樂隊,在潦倒迷茫的低谷時期,用一把200塊的國產吉他寫出代表作《米店》。如今,排練室裡的好琴貼著牆碼成一排,但他看著只感到失落,“我覺得心裡那個自己,他現在不完整。”

反思過去,他重新審視了自己的創作與人生。年輕時,他把生活和創作看成非此即彼的選擇。潦倒痛苦的青春會刺激創作,但青春總會過去,人也撐不住永遠痛苦。

為了好好生活,他離開北京去大理,自認要付出創作失落的代價。如今,他開始質疑這個邏輯:難道一個人健健康康地生活,就寫不出東西嗎?

這個答案,他還在探索,也慶幸自己還能思考。

“中國人說三十而立,四十不惑,好像中年人的生活就應該是從容面對一切,這些東西特別害人。人什麼時候不困惑了,你就離死不遠了。”

以下為張瑋瑋的自述。

<strong>人如果永遠靠青春、靠痛苦維繫創<strong>作,<strong>肯定是自我毀滅

音樂人之間,不能聊創作。創作的過程全是自我否定,慘不忍睹,有些內容幾乎可以用幼稚來形容。

我錄上一張專輯,有首歌錄音快結束了,歌詞還沒寫出來。那兩天,我把錄音停了,先寫歌詞。第一天,白天洗了六次澡,就是沒辦法,我不能撞牆,只能洗澡。洗完把桌子擦一擦,嗯,重新開始了,四分鐘後又想洗澡,這樣一直到第二天晚上。

長時間的痛苦會帶來間接反應,突然一下,特別快,幾分鐘,歌詞出來了。看一看,基本改上一兩個字,沒什麼問題。但那兩天的痛苦你怎麼跟別人說?根本沒法聊。

2013年,我搬到大理,到現在五年過去了,只寫了兩首歌。剛到大理的時候,一次我一個人往家走,突然聽見一個高跟鞋的聲音,一直在背後。周圍一片嘈雜,但我什麼都聽不見,只有那個高跟鞋,特別像一個節奏。你知道她是個姑娘,卻不知道她長什麼樣,這些迅速刺激到我。

我用手機錄下這個聲音,一路想著,畫面感、故事、所有的感覺全出來了。歌詞就是這麼來的,一個小小的事情刺激你一下,你能把它放大無數倍。它最後變成一首歌,已經和事情本身沒有任何關係了。所有的創作,無非如此。

但當你年紀越來越大,你就不那麼想了。走在露天,聽到一個高跟鞋,哦,後面又有一個網紅在自拍,沒他媽什麼意思,只有厭倦感。<strong>因為你成熟了,你知道很多事情其實並不是那麼美好,那麼光鮮亮麗。一切無非就是這樣,你怎麼捕捉。

這是創作必經的過程,做音樂尤其如此。你看作家、導演,很多人的巔峰狀態從四十歲開始,他們出道特別晚。但音樂人,尤其搖滾樂,過分依賴青春。生活喪、痛苦、失戀,這些最能刺激人寫出歌。那你怎麼辦?你這輩子不要結婚,一直和異性處在情感糾葛中,這都能讓你一直保持創作,但這不是一種深淵嗎?

無休止的深淵,惡性循環。<strong>難道一個人健健康康生活,就寫不出東西嗎?馬爾克斯從沒離婚,從沒有緋聞,從沒傳過情人,他一輩子寫出那麼好的東西。

我們這群人,都把青春拖得夠長了。我到三十八歲,感覺青春那個東西還在,特別有激情。幹一件事,非得幹成我想要的那樣,身體裡有股力量一直催著自己,死都不撒手。我就是掃地,也必須掃出個樣子來。

但過了四十歲,衝動減弱了。精力衰退,青春過去,你對人最核心的探索慾望沒有了。世界能怎麼樣,無非就是日出日落,一天又一天,人跟人的關係無非就是如此。年紀大了,就容易看開了。這對有些職業是好事,但對創作是致命的。

兩年前,李志跟我說,他寫不出歌,尤其寫不出歌詞。我說不是你一個人,我也寫不出來。周雲蓬前幾天剛跟我說過,寫歌詞完全不知道該表達什麼。這是必然的,但這不是結局。

<strong>你一定得認識到,這世上所有事情,不可能是一條直線。你身上被什麼東西割了一個口子,特別疼,那個疼也不可能是一條直線。它一會兒弱一些,一會兒強一些,人也一樣。

你度過了那麼長的青春,那股勁肯定會過去。青春到了晚期,你會依戀、懷念。但同時,你得想到,現在是一個新的狀態,照樣能從裡面汲取東西,只是你還沒理順。

张玮玮:人什么时候不困惑了,就离死不远了

人如果永遠靠青春、靠痛苦維繫創作,肯定是自我毀滅。其實,如果你真的忘了那些,現在的狀態多好啊。就像貴州看到的這些山,喀斯特地貌,山底下有暗河,有一個未知的世界,這些都是很好的靈感來源。它需要一個調節的過程,只是不太好調節。

<strong>做文藝是世界上最危險的事

我對李志的叄叄肆很有興趣,畢竟是中國第一個用10年跑遍334個地級市的巡演。我想看看,他是怎麼帶著這麼多人、這麼多東西做演出。跟了三站,參與到候場、演出後拆臺、第二天換酒店、趕路,所有這些,我才感覺到事情到底多複雜。

他帶著二十多個人出去,每個場地都從來沒接過演出。報批,當地的人靠不靠譜;變卦,臨時要換場地;樂隊四、五輛車,還跟著兩輛貨車,要調配所有團隊的工作進度;一個地方演完,拆臺就要到凌晨三、四點。

這就是一個現代版的大篷車,大篷車不用管現場質量,棚子搭起來就行。李志面對的可不是這個,他要有政府批文,每一站首先做到合法,不能讓人挑出毛病,所以工作量特別大,特別複雜,變數特別多。這些時候,就體現出他作為理科生的邏輯思維,他能看出問題的本質在哪兒,怎麼最高效地解決問題。

現在李志處在孤立無援的狀態裡,他帶這麼多人出來,得想盡一切辦法給大家正面力量。任何一個領導,不可能週一到了公司,先給所有員工倒苦水。你就得告訴員工,新的一週開始了,我們應該幹什麼。

更關鍵的是,他的身份不是巡演經理,而是一個歌手,一個藝術家。演出最重要的部分,是他站在臺上的兩小時。人家花錢買票,要看的不是一個被工作累垮的李志,人家要看到你每一場精神狀態很飽滿。一旦達不到,他心裡會有多麻煩。

每場演完,李志必須在一個地方栽倒,躺半個小時,跟誰都不說話。我突然一想,李志也四十歲了,比我小兩歲,不是小夥子,他一年就休息十來天。

我也做巡演,去年冬天最明顯,連著兩場沒演好。在長沙的時候,酒店門我都不開,誰叫我吃飯都不去,就一個人待著。那是深深地懷疑自我,天天特別敏感。我的樂手是不是根本不喜歡我的音樂,這場地的老闆是不是根本不喜歡我的音樂,我的音樂是不是在騙觀眾小孩,因為他們沒有藝術上的鑑別能力,我怎麼演他們都相信。我是不是不行了,我是不是寫不出歌了,我是不是身體不行了,我怎麼了,我是不是一個傻瓜。我一個人在酒店兩天,從早到晚想這些,飯也不想吃。

第三天,該演出還得去演。如果把個人情緒帶到工作裡,那是更大的失敗。工作最終要呈現好的部分,有靈性的,有才華的,你能捕捉到最關鍵的東西,那才是你要做的事。

可我在長沙,就在臺上表現出垃圾情緒。我們完全癱了,樂手之間連眼神交流都沒有,大家都陷在疲憊裡。我站在臺上一眼望去,視覺上就不舒服。舞臺為什麼是這個高度,要是再高點多好,空調為什麼不能涼一點。想著這些去唱歌,你已經跟這歌沒關係了。

我們樂隊的張佺說過一句話,演好了加一分,演壞了扣兩分。做文藝是世界上最危險的事情,看似風平浪靜,到哪兒吃吃喝喝,遊山玩水。<strong>可上了臺就是靈魂裸奔,你是無處躲藏的,你怎麼保證自己每一場都有好狀態?

人有七情六慾,總有個陰晴圓缺,可你賣了票,必須對觀眾負責任。這是個心理問題,你怎麼承受得了?年紀越來越大,身體越來越差,激情、表現的慾望,都在往下走。雖然經驗越來越豐富,但你自己知道,用經驗去演,你是在騙觀眾,你只有在臺上真的把自己表現出來才行。你演不好,你得多痛苦。

<strong>人什麼時候不困惑了,

<strong>你就離死不遠了

我對叄叄肆的認識,不光是參與了演出。我看到李志對每個地方都有認識的慾望,我才知道叄叄肆對他的意義。巡演到了哪兒,他要去參觀博物館,看所有的名山大河。他胸口紋了中國地圖,他是真的要把中國踏遍。

叄叄肆特別像很多大學生都曾有過的想法,只是李志把它做到了,而大部分人的理想僅僅是理想,一輩子從小念叨到老。

我和郭龍當年在蘭州一個野雞師範大學上學,有一天到校門外吃麵,吃完突然下大雨,我倆困在麵館,站在屋簷下抽菸。我說,上這學校幹嗎,咱倆現在一人一輛自行車,一口氣騎到雲南。我倆就開始聊,怎麼找自行車,怎麼騎到雲南,從雲南再去哪兒。聊得激動的呀,我說人他媽就得這麼活著,咱們年輕就得幹這些事,待在這兒學這些傻東西幹嗎?

第二天,各自準點坐在課堂上。

所以我想,如果叄叄肆真的做完了,那天我會特別感動。哪怕10年後,我自己過得很失敗,他的成功也會讓我欣慰。我頹了,但不是說這世界頹了,這世界還是在往前走的。

张玮玮:人什么时候不困惑了,就离死不远了

攝影:Anais(法國)

所謂理想主義,幾乎和粉身碎骨是同義詞,已經是碩果僅存了,以後的人還會這麼幹嗎?九十年代,我到北京搞音樂,那時候是純理想主義。兄弟幾個在一起,根本不為了掙錢,就為了弄出一場好演出。可搖滾樂這幾年也不行了,基本投降了。

誰還敢出來說選秀差,說多覺得自己是不是落伍了,跟不上社會。你年輕的時候特別想打的那個人,特別想扇他耳光的那個人,大部分人沒過多少年全成了那種人,還嘲笑自己年輕的時候好幼稚。所有的中二,幼稚,所有這些東西,你不覺得這些東西才是一個人的根本嗎?

我從叄叄肆回到家,最直接的感受就是被他刺激到了。我一天沒休息,先把我家沙發扔掉,接著重新收拾屋子。以前工作室的桌子對著一扇窗,對面是蒼山,現在搬到對著一堵牆,就是不能看風景,不能舒服,不能在沙發上坐著喝茶。我去了趟老遲(李志前經紀人遲斌)的工作室,看他們怎麼工作。那兒有三塊黑板,寫滿該幹什麼。我回家就下單買了黑板,寫上下個月所有要做的事。

2012年,擺在我面前有兩條路,一條是繼續在北京待著,承受那裡的痛苦,不要結婚也不要改變生活,那些痛苦自然會帶給你東西。另一條是離開。當時我想了想,到底什麼最重要。最後我選擇到雲南,純為了生活,為了乾淨的空氣,好吃的蔬菜。我也承受了這個選擇的代價,就是寫歌越來越少。

照理說,我在大理的生活很完美。我的很多朋友都住在這兒,我騎摩托車五分鐘就能到各家,出門就有party。我鍛鍊身體,家庭也特別幸福,但我越來越不滿足,我覺得心裡那個自己,他現在不完整。

我有時站在排練室裡,我的琴從牆那頭一把一把排成一行,回頭一看,那跟我沒什麼關係,丟了一點不可惜。因為這些東西並不能給我帶來什麼,我用一把很破的,國產兩百塊錢的吉他,就能把歌寫出來。<strong>最重要的東西不是琴,是你裡面的這個自己,是你一直朝思暮想要成為的那個自己,它比你的什麼財產都重要。

叄叄肆更是給了我衝擊,我覺得自己這些年的工作態度、方式,可能有點問題。我的一切都隨著感覺,創作是有感覺就寫,沒感覺就不寫。現在真的要鞭策自己,你不能是一個天天風輕雲淡,山腳下懷古的文藝青年,你要面對實實在在、真真切切的事情:怎麼工作,怎麼寫歌,怎麼捕捉靈感。

巡演路上,李志給我講黃仁宇的故事。說他一箇中國人跑到美國,四十歲轉型學歷史,六十多歲參加劍橋中國史的編著。我第二天就上網下單,把黃仁宇的書買了。<strong>我在想李志四十歲,我四十二歲,我們有什麼問題呢?我們正是風華正茂的時候。

中國人說三十而立,四十不惑,好像中年人的生活就應該是從容面對一切,這些東西特別害人。<strong>人什麼時候不困惑了,你就離死不遠了。你都不困惑了,還思考什麼呀?

你還解決什麼問題,有什麼可想的?

在大理,我一天天過得很愉快,窗簾一拉開,外面就是中國最美的一幅景象。我天天在大理聽遠山的呼喚,沉迷菜市場,每天給菜拍照片。這樣一天過去了,也不覺得空虛。但一轉眼,三五年就這麼過去了。有一天你會發現,菜市場也是一個深淵,生活也是一個深淵。

<strong>我看李志:人是缺什麼找什麼

早期和李志相處,我總覺得他是個特別孤僻、悲觀情緒特別重的人。大概是2004年,我第一次在南京的酒吧見到李志。那陣我和小河去南京演出,李志暖場,我當時完全不知道這個人。

他站在臺上,長頭髮把臉全遮住,特別像一個拖把,從頭到尾頭沒抬,唱歌聲音也特別小。酒吧完全沒人聽他唱,臺下的人都在喝酒,招呼朋友。我出於禮貌,站過去聽了一會兒,就覺得這人好陰鬱啊,也不知道他是誰。

到了2007年左右。李志有一次來北京,接受一家電臺專訪。我們通過一個共同的朋友認識了,約在疆進酒二樓見面。當天純粹尬聊,具體什麼都沒聊。他不像我們長時間闖江湖,社交能力不太行,但我對他印象還挺好。

那陣北京是個社交圈,任何一個人出去聊,都能聊得特別好。因為每個人都把社交當作一種工具,常常聊得特別好,但特別假。你聊一晚上,也不知道這人到底什麼樣。聚會一散,上出租車那一剎那,啪,臉一抹,他就變成他自己。

所以我跟李志雖然尬聊,但我知道這個人就是這樣,能感覺到他是在北京圈子之外的。他來這兒不是混圈子的,他找我聊天不是來社交的。

後來熟悉些了,就發現他的一些個人特徵。有段時間我給他發信息,他總要回復一些瞎扯的。我可以理解他,孤僻的人在自己的狀態裡,面對外界也不想顯得自己悶,想表現得輕鬆活潑些,結果更擰巴了。有次他把我調侃煩了,我給他發短信,我說:逼仔,好好說話,咱們照樣能聊。一下子冷場了,但那之後他回我短信也確實正常了些。

有段時間,他音樂搞不下去了,到成都上班,那陣子我倆經常聊天。汶川地震的時候,李志就在成都。我給他打電話,問當時什麼情況。他跟我說,天花板在搖,所有人往外跑,他也跟著跑。他跑到街上,突然覺得自己傻帽,說跑出來幹嗎,他又回去了。那會兒餘震不斷,一陣搖,他又回去了。

张玮玮:人什么时候不困惑了,就离死不远了

攝影:DK

我有跟他一模一樣的感受。我和萬曉利,當時演出特別不掙錢,也不是想象中公司安排的那種。有一回,我們到南京大學去演,特別尷尬。同臺的還有一個三線超女,但她名聲特別大。她要來,好多學生沒票,四處往進翻,結果造成安全問題了。

我和曉利在休息室對琴,突然窗戶打開,從外邊啪就翻進來一群學生,特別興奮,追星的。校長怒了,當場宣佈活動停止,又開始和那個超女交涉。

我們在旁邊,感覺這個事跟我們沒關係,沒有人為你而來,你根本沒有任何價值。回去的時候,我們坐在飛機上,突然一陣劇烈的晃動,全飛機的人在尖叫,我和曉利面無表情。

我問曉利,現在飛機掉下去你害怕嗎。曉利想了半天,說不害怕。我說我也不害怕。我那時真的感覺,飛機這會兒掉下去,我能輕鬆一些。這樣就不用回北京,不用再去面對完全無法掌控的局面,不知道自己該怎麼往前發展。

地震之後,李志正好在成都演出。他在臺上帶著全樂隊下跪,向汶川的逝者致哀。我看一個朋友拍的舞臺側面,就想起5·12拉警報的時候,我一人站在天橋上,看著底下所有的車停在那兒按喇叭,我就哭了。那個悲痛不光是為災難,它和我個人的痛苦勾連在一起。就是唇亡齒寒,兔死狐悲,就是我們活著,就比人家好多少呢。

李志基本是我周圍比較孤獨的一個人。萬曉利是最孤獨的,他比萬曉利稍微好一點。他有團隊,能和大家一起工作,多少排解點壓力。但是核心他肯定是孤獨的,特別孤獨。

我印象中,總有第一次見他唱歌那個樣,我真覺得這人太孤僻了。但孤僻可能是環境造成的。他和環境能搭嗎?他在金壇,別人都種地、開個小賣部就行了,他非要考大學;上了大學,人人都在學數理化,他非要彈吉他唱歌。

但人是很複雜的,李志又有理科生的一面。搖滾圈全是感性的,很少見到他這樣的人。

他在南京開了一家live house,叫歐拉,這是一個數學家的名字。歐拉開業那天,他叫我去演出。演完,他親自收拾舞臺,拖休息室的地。他說必須讓大家養成一個習慣,演出完要把臺收拾乾淨,明天來調音的時候,這是一個乾淨的舞臺。但怎麼告訴別人應該這樣做,怎麼說都沒用,只能自己去幹。

這真不是搖滾圈的人乾的事,搖滾圈所有人演出完了全去喝酒,第二天樂隊到的時候,裡面烏煙瘴氣,臺上亂七八糟。當然現在好多了,但四、五年前,你去所有的live house演出,去了就看到所有人都在打掃衛生。兩點調音,三點才收拾完,線通好已經四點,調完音六點了,八點半要演出。在歐拉,這些一個半小時到兩小時就能完成,因為它前期準備做得好。所以你怎麼辦呢,對這個理科生,確實得服。

最近幾年,他隨著年紀大了,有個傾向越來越明顯,就是特別愛給人講課。挺神奇的,我周圍沒有一個朋友是這樣。

上一次在南京見他,我們走到南京老城牆。他說帶我去一個地方,紫金山頂,有個天文臺,能看到整個南京。我們在山上望著南京夜色,特別舒服,他開始講他家住哪兒,老城區在哪兒。特別浪漫,詩意一下出來了,就像念唐詩。

突然他指著遠方,說瑋哥,你看,前面有一個燈在閃看見沒有。我說看到了。他說你注意看,一個紅燈閃完一個綠燈閃。我說是。他說,那是空客360,只有空客的燈是這麼閃的。你看它這個飛行高度,它肯定不是從南京起飛,也不是在南京降落。這個飛機是要去上海虹橋的,因為到虹橋機場沒多遠,它現在已經開始降速了。

接著他又說,你看這個風吹過來,是什麼氣流,和西伯利亞的寒流在江南碰撞,形成江南獨特的黃梅天,造成降雨悶熱。當你感到南風吹的時候,瑋哥,你往後走,三天內必定下雨。三天後,我到杭州,一出高鐵,開始下雨,整個江南進入梅雨季節。

但是他這麼一講,所有的浪漫、詩意全沒了。他一路上啪啪啪給我羅列知識點,明孝陵的樹是怎麼回事,中山陵的樹是怎麼回事,就這麼一路講回酒店。

有時我也反思,他做的很多事,比如維權,邏輯能力不是詩歌散文能帶來的,絕對跟理工科出身有關係。我從小跟我爸學醫,我姐特別喜歡文學,她看完什麼書都給我。到現在,我整個大腦全是感性的部分。所以我能明顯感覺到,我在工作上比李志差很多。

可我從來沒對數理化有過任何興趣。李志推薦我看《什麼是數學》,我看了個前言,快崩潰了。我跟他說,我看懂這本書的機率,和中國在世界盃奪冠的機率差不多。他說,瑋仔,這本書你看懂四分之一,踏平音樂圈。看懂一半,你就是音樂圈的歐拉。看懂四分之三,你就可以和我平起平坐了。但我不太相信他能看懂四分之三,這就是一本天書啊。

他確實和和很多玩音樂的人都不一樣,關心的事情不一樣。記得有次我和他、萬曉利在杭州,大概2011年,當時特別高興,好久沒見了。我覺得朋友在一起就是唱歌彈琴,好好聊天,大家舒舒服服的。結果李志後半場一直和我們講政治歷史,特別煩人,我和曉利都有點頹。

又過了一會兒,他開始在屋子裡走來走去,一直唸叨什麼天下大勢,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動作特別像學生會幹部。我實在忍不了,我說逼仔,我求你了,你要說可以,能不能坐下說,你這麼走來走去,我特別心慌。他就不走了,之後就喪了,就沒聲音了。

<strong>人都是缺什麼找什麼。不是個才子佳人,才會追求這輩子要做才子佳人。才子佳人,又渴望普通人柴米油鹽的日子。李志跟我講,他最喜歡去的地方是墓地。他常去名人墓地一看,但去了卻什麼感覺都沒有,完全沒意思,他就在墓地坐著。坐著坐著突然來感覺了,墓地整個的氣氛出來了。人活一輩子,到底為什麼,轉眼每個人都會變成墓地的一小塊。

我有時跟他聊,覺得他真想成為的那個人,可能也不是一個音樂家。我們這一代的搖滾青年崇拜的人,都是西方搖滾史吸毒、喝酒、泡妞,失敗的人生,在27歲那年就自殺。葉三曾跟我開過玩笑,說瑋瑋,你寫完《米店》就應該自殺。

他也是那種特別喪的人,但同時他有特別理性的追求,他的偶像都是數學家、科學家、歷史人物。這是他自救的一個方法,如果沒這些東西,不搞樂隊,他一個人就頹了。再地震,他哪都不躲,震死得了,但人肯定不能讓自己被震死。他那麼追求理性,又恰巧有這個天分,有努力的習慣,他的思維也能支撐他學習,他真的能從中獲得一個體系,能自洽。人一生還有什麼比這個更重要,能說服自己,給自己找一個合理的運轉方式。

<strong>在我心裡,竇唯應該更好

<strong>李志現在做的事,除了音樂,更多的是輸出價值觀。他運營團隊對獨立音樂圈的影響特別大。我親眼看到好多當初特別瞧不起李志的音樂老炮,現在提起李志,也承認他牛逼。這不是很好嗎?難道比一首歌的價值少嗎?

現在大家理想中的音樂人是什麼樣呢?我們都那麼喜歡竇唯,你可以說他完全超脫了。但我也在假設,如果竇唯現在雙眼犀利,以一個更健康的形象為我們做出榜樣,難道不好嗎?如果竇唯現在帶著一個優秀的團隊,去全世界演出,展示中國人的音樂,那樣不好嗎?

當然這和竇唯本人沒有關係,只是大眾對理想的音樂人的想像。大家迷戀的還是一箇中國傳統的文人神話,超脫世外,成仙了,說實話我覺得這套東西特別可怕。

张玮玮:人什么时候不困惑了,就离死不远了

中國音樂人裡,有幾個跨了這麼多代的偶像?真正喜歡音樂的人,都會把竇唯視作一個特別的高度。你看他早年燒車的時候,我不打你,不罵你,把你車燒了,然後自己報警,在那兒等著。我燒車,一礦泉水瓶,乾乾淨淨,不傷害任何人,我自己承擔後果,這比遁出世外給人的影響大得多。

我當時看那個,特別激動,一個人這麼正派的復仇,不用任何卑鄙的手段,不告密,不揭發,不在樓道里趁黑給你一磚頭,這事多牛逼啊。

李志他特別好的一點,是他推廣的個人形象,不是一箇中國傳統文人的形象,不是一個山水悠遠的詩人。他是一個更西方的形象:講邏輯,講法律,講規矩,捍衛自己的權利,也尊重商業。這多好呀,不比我們臆想中成仙的那些人強嗎?

真的,我是竇唯的粉絲。但在我心裡,他也可以更好。當然,這與他無關。

口述 / <strong>張瑋瑋

採訪、撰文 / <strong>洪蔚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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