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流的知识分子是第二个政府。想鲁迅当年，如此痛骂国民党，持续揭露国民政府的残暴，意在动摇甚至推倒其统治，匕首投枪之猛、影响力之大、追随者之众、背后力量之强，说彼时的上海虹口区景云里周宅是“第二政府”，也许不算太夸张吧。
但是，鲁迅姿态如此决裂、思想如此“危险”，国民政府却始终对他无可奈何，不仅没有暗杀之，甚至有时还予以优容，让他安然病死家中，似乎显得很宽宏大量，甚至很慈悲为怀。可事实真的是如此吗？
因为鲁迅自1930年以后，因为中外各方势力的角逐，已然不仅仅只是一名自由撰稿人，而是一位“箭垛”式人物，关于他生平与思想状况的记述，早已黄河水一般越搅越浑，我们如今要“正本清源”，基本已经不可能。
所以，本愚免为其难，为鲁迅何以可痛骂国民政府而安然无恙，作几点基本推断吧。因详论会显得文字巨多，在这里不得已也只能舍弃很多证明史料，改用我自己笼统的叙述，祈读此的朋友们谅之。
1，国民政府的松散与投鼠忌器
一种很强大的声音认为，鲁迅之所以可以撕心裂肺骂国家、批政府而安然无恙，是因为当时的国民政府政治开明，以及权力松散之故。
我个人不否认这样的看法，只是觉得将原因解释的未免过于简单。稍知现代史即知，国民政府也是暴力起家，造反建国，暗杀成癖，对待政治及文化异见分子并不见得比此前任何专制政府更加仁慈。
国民党与国民政府有一大本黑账，就是他的暗杀历史。被国民政府处理掉的“异已”人物， 比较著名的，就有这一名单：德寿、铁良、凤山、陶成章、汤化龙、唐绍仪、张敬尧、邓铿、曾仲鸣，张啸林、杨杰、杨虎城、廖仲恺、杨杏佛、史量才、李公朴、闻一多等。
国民政府实在并非一个吃素的政府。他对左翼力量的剿杀也一直不遗余力，典型的就是所谓的“左联五烈士”与“龙华二十四烈士”的死。这些人不过都是“左联盟主”的“手下”，尚且要喋血赔命，国民政府独独会放过头子鲁迅？
鲁迅没有遭遇到同等待遇的暗杀，后来如杨奎松等先生推测：一，他在当时的名气太大了，关涉到国际观感与各方势力，这样的人物国民政府也投鼠忌器，不好下手；二，鲁迅生前咒天骂地，但并非蠢驴，不会轻易自陷死地，所以他也不会公然去骂段祺瑞、蒋介石这样一些首脑，取的是指桑骂槐式的策略，国民政府自感没有伤及“核心”，也没必要太过理会他。
2，作为光复会、同盟会及民国政府“老革命资格”的鲁迅
鲁迅不仅只是“文学家”而已，他还有“老革命家”的一面。他能全身而退，他的这一身份，即便不能说是关键因素，至少也是一层有利的保护色。
鲁迅是老同盟会参与者、光复会的老资格。虽然周作人说他不是”会员",但是他的熱心參與是毫无疑义的，而许寿裳则明确说鲁迅是光复会会员，甚至是准备发展他为“头领的”，只是“入会的人，对于家人父子本不相告的”，所以即便是周作人，也不清楚内幕。
近年来，也有学者力主鲁迅就是光复会的首批会员，同盟会的参与者，只是或因光复会要派他回国刺杀清廷要员退出而已。研究专家倪墨炎2006年出的专著《鲁迅的社会活动》中就有专章考证，确认无疑。可以说，说起革命履历，他也是早期日本留学生、革命党人、“二会”会员或参与者、”民国元勋”章太炎弟子、民国政府后来众多要员的“朋友”，论“资历”，甚至比蒋介石还要高。
1902年前后，光复会成立，大本营在绍兴，活动中心在日本。其中的领导人陶成章、骨干徐锡麟、许寿裳等，要么是鲁迅的密友，要么就是老师，鲁迅与彼时的革命事业联系紧密。这些材料，鲁迅自己的文章、周作人的记录、沈瓞民的回忆也是有案可查的。
也因为如此之故，1910前后，论学历只是杂牌医专的肄业的鲁迅，一回国，可以就任绍兴中学堂监学；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一成立，他可以马上“当官”，被蔡元培任命为教育部某司第一科科长。历经14年国民政府高级公务员生涯，后来差点升任司长。
鲁迅有这样的“官运”，绝非仅仅是因为与蔡有着绍兴乡谊之故，而更多凭借的是“革命资历”。比如他的弟弟周作人，在日时与革命党较为疏远，就没有这殊荣，只能到大学教书。
可以说，鲁迅本身，论身份，就是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的“同志”与“老人”，他的批评，虽然越界，但即便在国民党内部很多人看来，也并非是多大不了的事情。
3，辛亥革命“绍兴会”及民国政府中心力量“江浙帮”庇佑下的鲁迅
我们都知道， 晚清革命党人乃至后来的民国政府，最主导力量力量，是广东人与江浙群体。特别是北伐后，随着孙中山的陨落、汪精卫的背叛、廖仲恺的被暗杀，广东势力逐渐衰退，“江浙帮”基本主导了国民政府。
江浙群体从辛亥革命起，论人数、声势、力量都几乎占据中心。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就说“光复会既成立，与会者独浙皖两省志士，而他省不与焉”，就是说革命刚开始时，光复会都是浙皖两省人。后来的蒋介石时代的国民政府，江浙人更是构建起了最核心上层圈。
而据谢一彪《陶成章传》的查考，革命党其实皖人也少，主要是浙人，而浙人中又主要是绍兴人。如当时最有名的人物诸如蔡元培、陶成章、徐锡麟、秋瑾、陈伯平等，都是绍兴人。光复会的首任会长、副会长还有主要骨干，几乎都是绍兴人。正因其领导人几乎都是绍兴人，后来绍兴籍会员也格外多，兄弟相邀、父子联袂入会者，比比皆是，仅《绍兴市志》有名可查的光复会会员就有265人，因此后来有人说，光复会就是“绍兴会”。
我们现在可以阅读到的材料都可证明，鲁迅在1930年代的彻底的“左翼化”转向，选择和国民政府对抗，是多次深陷险境的。比如1930年，这位国民政府的“老前辈”，就因参加自由运动大同盟，被国民党当局通缉。
而他能安然无恙，也是屡屡蒙受当时国民政府内部“江浙帮”、“绍兴会”很多要员的支援或网开一面。这其中，就有蒋介石的亲信邵力子、陈布雷的暗中保护。连蒋介石似乎都对对鲁迅颇为尊敬，据增田涉1947年《鲁迅的印象》中的记载，当时“的行政院长（即蒋介石）暗地派人向他联络，说希望跟他会面，但是他拒绝了”；后来鲁迅去世时，蒋还是送了十万丧仪费。他们也都是浙江人。
4，藏身租界并受多方势力保护下的鲁迅
鲁迅的批评国民政府，与之对抗。不是孤军奋战，也不是专程自寻死路。他是有极好的斗争策略，有极广泛的人脉基础作保障，并有多方势力在暗中庇护他的。他不是一个天真的书生。
鲁迅从不愿作无谓的牺牲。鲁迅骂国民政府，确实是明目张胆地骂，是冒着被逮捕杀头的风险，但是他在公开对抗的1930年代前后，也确实“乱邦不居”，借助的是上海的日本租界区域——属于国民政府管辖权之外的地方，想查禁乃至暗杀他其实都不容易，那将引发是国际争端。
所以，作家李敖，一生都不服气鲁迅。他当年在《李敖有话说》节目中公开说，鲁迅所以可以骂政府，是因为他只是在租界里过生活，受到的是洋人和日本鬼子的护佑，“生命最后的十年是在日本人的保护之下写的文章”，“文章卖出去也许被骚扰，可是他人身很安全，不会像我们，动不动就被关起来了，不会。所以鲁迅的勇敢，在我看来，必须说，是来自租界的保护”。接着，他出示很多证据说，“今天把鲁迅捧成英雄的人，指他如何敌视，或者如何跟国民党政府对干，把鲁迅说得那么高风亮节，我不能接受这种说法”。
李敖的话，虽然偏激，但并非信口开河。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鲁迅在当时，至少受到三方力量的保护：1，国民党高层中的开明派，比如蔡元培、宋庆龄、陈布雷等要员；2，日本的某方势力；3，以及来自延安的派系。虽然三方并非一伙，甚至敌对，但都有各自的盘算，反倒误打误撞殊途同归。
不然，假设国民政府真要的通缉你，真要暗杀你，连廖仲恺、唐绍仪这样的森严守备都难逃一劫，一介书生的鲁迅，不要说什么租借，天涯海角还是可以分分钟让你送命。
通缉令的发出，某种程度上只是警告他不要太过分，要注意言行的分寸而已——这一点，鲁迅自己也对内山完造谈过。
5，最后一点多余的总结
以上只是几点推测，其余不一而足的原因当然会更多。我下午坐窗下闲谈这些，个人的期待，是虽简单化理解，但多少能还原一点历史的真实场景。
需要另外说明的是，我个人非常喜欢鲁迅，上午所重读的书籍，依然还是他的杂文全集。我所说的这些，主观上完全没有想去降低鲁迅的“伟大性”。我重点想提及的，是我们需要尊重历史，同时也有必要将鲁迅还原为真实的“人”——真实的尊重才是真正的尊重。
他不是刀枪不入无所畏惧的神。他一生顽强地斗争，与官僚群体都、与国民党斗、与国民政府斗、与权力斗、与愚民斗，几乎与所有人与所有势力结恶。最终，不至于落魄无依，且能全身而退，凭的不是侥幸，更不是险恶社会施舍的慈悲，而是策略。
曹聚仁当年这样评说鲁迅，“我以为他是坐在坦克车里作战的，他是先要把自己保护起来，再用猛烈火力作战。它爬得很慢，但是压力很重。毕竟他是绍兴师爷的天地中出来，每下一着棋，都有其谋略的”。
为什么鲁迅能够批评国民政府而安然无恙，我觉得理解了曹聚仁这段话，就已经可以理解全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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