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清代中期，封建統治者推行文化專制，大興文字之獄，把百姓的正義追求視為“異端“，以“理”殺人。人們搖手觸禁、動輒得咎，“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梁謀”。
戴震
在此萬籟俱寂、萬喙息響之時，我們徽州休寧的大學者戴震（又叫戴東原），卻奮不顧身，用《孟子》字義疏證的方式，勇敢地批判“後儒以理殺人”，質疑“上下尊卑”等級分明的封建統治秩序，挺身而出為平民百姓代言，呼籲“體民之情，遂民之慾”，建設平等、“平恕”、“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的理想社會。
戴東原振聾發聵的呼喊，和同時代曹雪芹寫作《紅樓夢》一樣，引起了具有時代意義的思想大震動。戴東原被稱為我國早期啟蒙思想家。戴東原和曹雪芹被學術文化界譽之為“時代雙璧”。
梁啟超稱頌戴東原的《原善》、《孟子字義疏證》著作“一字一金”、“足以不朽”，“為中國文化轉一新方向”，是“八百年來思想界之一大革命”。胡適則極贊戴東原的哲學是“科學精神的哲學”，是“近世哲學的中興”。 極贊戴東原是“三百年中數一數二的巨人”。
戴震戴東原，清代雍正元年十二月（1724）出生在徽州休寧隆阜村三門裡一個貧寒的負販之家。
休寧隆阜是一個歷史文化蘊涵豐厚的徽州千年傳統古村落。隆阜戴氏家族自唐代就來到隆阜開基。由於隆阜北靠白嶽，緊鄰三江口，田土肥沃，至明清時期這裡已經發展成人煙密集經濟繁華的商業村鎮。隆阜長街三十多家各類店鋪交易忙碌，村裡沿橫江五個碼頭船舶穿行。“戴家大屋”、“曹家花園”、“七門廳”等徽派大宅代表著隆阜徽商的輝煌，古街官道深深的車轍印痕銘刻著隆阜的歷史悠長。隆阜村口，“禮門”牌坊跨路而立，戴氏“荊墩祠”恢宏肅穆，祠前“剡水鍾靈”石坊清秀古樸，古樟邊“雲起亭”翹角飛簷。
隆阜村民間尚文重教，從這裡走出了“江西四戴（戴衢亨及父戴第元、叔戴均元、兄戴心亨）”、大畫家戴本孝等等，代有名人。三門裡隆阜村西村頭，戴震故居正對萬架書山，簡單的徽派民居，建有古歡園。其故居建築道光年間毀於火，僅存院牆、院牆石庫門、一口家庭生活汲水用井。還有一個六角旗杆石墩，據說是戴震中舉後族裡為之在“三甲祠堂”豎旗的遺物。院內所長相傳戴震手植的板栗書和桂花樹，缺少保護在十幾年前枯毀。故居院牆上原嵌有黃炎培先生1934年考察時所書“戴東原先生讀書處”石刻和戴氏族裔所題“高山仰止”石刻，1969年大水毀失。戴震故居前原有碧水清幽的“戴東原洗硯池”，一個岸有垂柳桃花，水面荷花搖荑，鴨子嬉遊的小池塘，因東原在家寫書作文常在此洗刷筆硯而得名，現已被填土建民房。
戴震故居內“戴東原先生讀書處”， 戴震在自己的文章中稱之為橫江、率水“南北河之間”的“遊藝塾”，現已被徹底毀平，建成塑膠跑道。 戴震故居旁另有一口用整塊青石鑿成井欄的古井，井欄圈上汲水繩子磨出的十幾處深痕，有的可放大拇指。井欄圈上“ⅹ氏古井”，第一個字已被鑿去，傳說隆阜戴家祖上和隆阜吳家祖上曾為此井發生糾紛，戴震家也常在此井汲水，此井已被搬到“黎陽故邸”。戴震逝後，戴震直系後人以農為生，貧寒清苦，戴震故居逐漸荒廢。戴震故居遺址很早就引起國學大家們的關注。1924年梁啟超先生專門撰文呼籲要保護好戴震故居遺址，他感慨地說，戴東原才逝世一百多年，他的故居遺址就荒廢得無法目睹，這不僅是徽州鄉人之恥，也是國人之恥。可惜戴震故居遺址到如今已面貌全非，讓人扼腕。在隆阜村中街，1924年戴氏族裔在紀念戴東原誕辰二百週年時，購下“搖碧樓”，收藏戴東原著書和資料，辦隆阜“戴氏私立東原圖書館”，此圖書館徽派樓屋又叫“戴震藏書樓”，緊靠橫江碼頭，隔著碧波盪漾的橫江水和江中心桃李盛開的桃花島相對，風光秀美，是千年古村隆阜重要的一景。上世紀八十年代在此基礎上建立“戴震紀念館”。日本研究戴學的學者造訪紀念館，在《早稻田大學學報》發表過讚頌文章。“戴震紀念館”後來遷往屯溪老街，成為人們瞭解戴震學術的重要窗口，現在的桃花島已經變成一片醜陋不堪的房地產，再也不見桃李盛開的橫江溼地風光。
戴東原在嚴冬隆隆的雷聲中出世，到了十歲才開口講話，卻是讀書格外勤奮，“日數千言不肯休”，而且善於思考。在讀《大學章句》時向塾師的發問，竟難住了塾師。這一問學的“懷疑”精神，後來被國學大師梁啟超頌之為了不起的“清學精神”。 戴東原一邊隨販布的父親出外教授蒙童，一邊刻苦自學。在徽州家鄉和程瑤田、金榜、鄭牧、方晞原、汪肇龍、汪梧鳳等年輕學子一道研鑽學問，先後在“賣姜老人”、戴恂、江永、戴瀚等名師的教導指引下，廣治文字訓詁、聲韻考證、天文歷算，對六經等儒學典籍的精義瞭然於心。一部厚厚的《十三經注疏》，戴東原竟能將註疏背得滾瓜爛熟，二十二歲就寫成了研習古算的《策算》著作。
為了探索社會治亂之道，戴東原以求真求是的態度廣博問學，承傳徽州先賢的學風，從一字一詞開始，紮實訓詁考證，實事求是，厚積薄發，學識精深，成為當時正在興起的徽州樸學的代表人物。所著《六書論》、《考工記圖注》、《爾雅文字考》、《轉語二十章》等著作深受學人讚歎。
戴東原在做學問的過程中，一直關心著身邊的農事民生，他和江永、賣姜老人等努力研究天文地理，設計製作觀察雨雪陰晴的“天象儀”，還在大旱之年向村農推廣“龍骨水車”，設計屯溪珠塘水壩抵禦水災。戴東原在遊歷南北著書講學時，用心修纂《直隸河渠書》，編修《汾州府志》、《汾陽縣誌》，想到的都是如何對民生有益，就是在四庫館給西方傳入的書籍寫提要時，也總是主張看它是否對民生有用。
戴東原三十三歲遭族豪迫害隻身離家，四十歲中舉，此後多次參加會試，想通過科舉為國效力，實現“聞道”的人生抱負，但都未能如願，顛沛於大江南北，坐館講學、修志著書，經歷坎坷艱辛。而戴東原“學高天下”“名動京師”，紀昀、王鳴盛、錢大昕、王昶、朱筠、秦惠田等達官、學問大家都十分看重。戴東原的經籍文字考證和對歷算、輿地的研究，尋根達杪，力求“十分之見”，象對“桄（橫）被四表”中“桄、（橫）”的考證和戰國樂器鐘的圖繪，都被後來發現的文獻和出土實物所確證。因此胡適稱戴東原是當時最接近科學的學者。戴東原修地方誌強調首先要搞清地理沿革，他的修志思想對後人很有指導意義。戴東原研究水地很用心，曾寫作《水地記》長篇。用了二十多年校勘整理北魏酈道元的《水經注》，找到了整理的規律，貢獻最大。
乾隆三十八（1773）年，朝廷開四庫全書館整理刊行古籍。戴東原被特詔入館，負責禮經和《永樂大典》中古算經的校勘整理。戴東原耗盡心血，夜以繼日，出色地完成了校理任務，還校理了《水經注》本子，校勘最善，乾隆作詩褒揚。在四庫全書館五年中，戴東原身體累垮了，眼睛也不行了。京城眼睛攤的老者感慨地說：我這裡的老花是度數最高的了，再高的就沒法找了。戴東原一邊校書，一邊抓緊寫作他的哲學著作。在《孟子字義疏證》等批判官方“理學”、探索社會治亂之“道”的著作中，戴東原指出封建統治者對百姓的專制壓迫是社會混亂的總根源。戴東原以唯物觀解釋“理”，建構起體民之情遂民之慾的新“理學”。 戴東原的哲學創新“石破天驚”，在當時引起了世俗的激烈反對，封建衛道士們指責戴東原“離經叛道”，一些好友也不很理解，但戴東原堅信自己的哲學思想是“正人心之要”，就是辭館回家也決不改初心。
乾隆四十二（1777）年，戴東原被庸醫所誤，病逝於四庫全書館任所。只有五十五歲。這位百科全書式的學者，不僅是徽州樸學學派的中堅，而且以富民為本的哲學思想，被章太炎、梁啟超、胡適等國學大師稱之為是“思想界一大革命”，是“理學的中興”。 戴東原作為中國近世啟蒙的先驅，成為“十九世紀的一線曙光”。
在戴震誕辰294週年之際，讓我們記住這位了不起的徽州先賢對中華民族的傑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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