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國慈善家》2018年12月刊，原文標題《李治中：無問西東》
“清華畢業的，如果只是擔心自己一點小小的生活，確實不能發揮人生最大的價值。”
李治中
深圳市拾玉兒童公益基金會聯合創始人,秘書長
2017年的大年三十，李治中決定辭去諾華製藥公司實驗室負責人的工作，回國發展。
13年前，在清華大學生物系讀本科時，李治中因母親被查出患有乳腺癌，決定到全球綜合排名前30的杜克大學探究癌症生物學。
赴美時，他與女友一人只帶了兩個箱子，13年後回國，二人結婚已經10年，身旁圍繞兩個孩子，以及20多箱鼓鼓的行李。
搬家回國，全職做中國兒童癌症公益，李治中坦言，“挺難的”。
從實驗室負責人轉變為基金會的秘書長，他的工作內容和生活節奏幾乎都變了。在中國做兒童癌症領域的公益，他是拓荒者，每一步都是摸索。
挑戰不僅來自事業，還有家人的擔心。
之前李治中的爸媽可以很驕傲地對人說：“我兒子是美國一線科學家，在世界最好的藥廠之一（指諾華製藥）研究抗癌新藥。”但現在，“不在藥廠了，不在美國了，不是科學家了”，他媽媽擔心：兒子放棄了這些，便不再權威了。
同樣有猶豫的，還有李治中的妻子。二人是清華同班同學，畢業一起出國之後，從來沒在國內工作過，“不確定回來之後會是什麼樣”，也擔心無可迴避的房子、車子、教育、醫療等問題。
“最終吧，還是有一點使命感。”李治中說，“清華畢業的，如果只是擔心自己一點小小的生活，確實不能發揮人生最大的價值。”
“To Life”
本科期間，李治中學的是幹細胞，“研究人怎麼換器官，怎麼長生不老”。那時候，癌症對他來說，“就是一坨長得很快的細胞”。
癌症第一次侵入他的生活，是在大四那年，母親患了乳腺癌。他在網上查了一整晚的資料，一無所獲。相關的有用信息太少，市面上沒有什麼好藥，是他當時最強烈的感受。
“癌症到底是什麼？”為了探索答案，李治中決定去美國杜克大學學習癌症生物學。他用了3年多時間，拿到了大多數同學需要6年才能拿到的博士學位。
畢業之後，去高校還是製藥公司？讀博期間的一堂課，對他的最終選擇產生了重要影響。
在一節腦瘤課上，老師請了一位20多歲的腦瘤患者來分享其生活：每天會接受怎樣的治療，治療有哪些副作用，對生活會造成什麼影響……最後，在那節課上還“生龍活虎的小夥子”，過了一個學期就去世了。
“那節課讓我們一下子從書上的理論跳出來，見到一個活生生的人。真的見過這個病人之後，你才能理解自己做的事情到底有多重要。”李治中說，“實際上很多做科研的人根本沒有見過所專注領域的病人，有時候，容易紙上談兵。”
這堂課，還有母親的病，讓李治中決定畢業之後，去諾華研發新型癌症靶向藥和免疫新藥。他希望通過研發抗癌新藥，和癌症做鬥爭。
在諾華的工作順也不順。工作3年之後，李治中就做到了癌症新藥開發部實驗室負責人的位置。但他仍然必須學會面對失敗，“甚至99%的時間都在失敗”，因為生物學家在整個製藥流程中“只是非常小的一環”。“整個鏈條上還有做藥物化學、藥動、藥化、臨床研究等其他科學家，”他說，“任何一環出問題，這個藥都會失敗。”
李治中也會“憤怒、抑鬱、想不開”，甚至懷疑自己為什麼要做這個研究。但是，人生中有一些力量，讓他“不敢懈怠”。
李治中與製藥科學家Tom合影
製藥科學家Tom是李治中的好友。“他親手合成的肺癌二代靶向新藥Zykadia（色瑞替尼）已經上市，全世界上萬名患者將從中受益。”李治中說，“但同時，他也是一名晚期結直腸癌患者，在治療間隙，他還跑到實驗室討論科研課題；癌細胞已經擴散了，他還在幫其他患者尋找合適的臨床試驗。”
Tom和癌症戰鬥5年多後不幸去世，享年45歲。
以前，李治中和Tom通信，彼此都會在信的結尾寫下“To Life”（致敬生命）。“他是我的榜樣。他去世後，每次我想偷懶，一想到和他通的信，我就不敢懈怠。”李治中說，“因為很怕以後在另一個世界見面，他問我：‘菠蘿（李治中筆名），多活了這麼些年，說說你到底幹了些啥？’”
李治中在演講中，講述自身的經歷和公益事業
“風口上的豬”
不僅做科研，李治中還是一位癌症科普作家。和寫艱澀、專深的學術論文不同，科普需要簡單有趣地向讀者傳遞知識。
能夠二者兼具並進行“轉化”，李治中覺得有天賦的成分。2012年初，在去波士頓滑雪的途中，他和兩個學計算機、兩個學金融的“驢友”相識。
李治中癌症生物學的背景，在幾個年輕人中引發了癌症相關的一系列話題：癌症治療有哪些新突破，癌症為什麼會致死，做化療為什麼會掉頭髮，癌症和腫瘤的關係……
他發現，一說到癌症，大家普遍會想到死亡、化療、掉頭髮，但背後的原因很多人並不知道。
簡單有趣的表達，讓4個多小時的車程，變成了李治中的癌症知識脫口秀。
“下車的時候，那四個人都捶胸頓足，感覺自己學的專業是‘垃圾’。”他回憶，“這是我第一次意識到自己擅長把複雜的癌症知識給非專業人士講明白。”
2013年的時候，發現有朋友也在轉偽科學的文章，李治中很難過。“一邊是那麼多科研人員在想盡辦法對抗癌症，但另一邊，在中國，無數的偽科學卻在肆無忌憚地傳播。”他說。
李治中決定向癌症謠言宣戰，於是開始以“菠蘿”的筆名寫癌症科普文章。
通常，李治中會花6～8小時寫一篇科普文章，再用一兩個小時做刪減。為了讓文章易讀有趣，他會再加一些比喻和幽默的話。
有一次，為了闢謠“紅薯能防癌”，傳播“休閒時間運動”可以防癌的知識，他寫道：“原來，紅薯真可以防癌，如果你是，每次都需要走很遠的路，才能買到紅薯的小孩。”
最開始，文章有100個朋友閱讀了，李治中就覺得很開心。後來，他把文章轉到朋友圈裡，被清華師姐、蓋茨基金會的李一諾發現之後，又轉到了微信公號“奴隸社會”的平臺上。在這之後，他的科普文章開始在朋友圈子之外傳播，閱讀量和熱度開始呈指數性增加。到2014年，陸陸續續有幾家出版社找上門。
清華大學出版社的編輯胡洪濤第一次看到菠蘿的文章，就一口氣讀了十幾篇。“他的文字像是一個老朋友坐在對面跟你聊天。”胡洪濤說，“很多科學家能把問題寫深了，但寫不淺。”
胡洪濤聯繫李治中時，沒想過他會答應，也不知道同時有好幾家出版社在爭取，只覺得他的回覆“好像沒有要再考慮考慮的感覺”。
“胡洪濤跟別的編輯不一樣”，李治中發現，別的編輯會從“書怎麼寫賣得更好”的角度出發，胡洪濤跟他分析的是“這本書為什麼社會需要”。
如果給營銷做得更好的出版社，可能書會賣得多一點，稿酬也會高不少。李治中覺得這不是最重要的，能在母校的出版社出書，“感覺還蠻酷的”。
一個9歲的小姑娘看完《癌症·真相》之後，畫出了一幅癌症思維導圖。
《癌症·真相》2015年9月出版後，到2018年7月是第19次印刷，並在豆瓣上收穫8.9的評分和1900多條評論。除此之外，該書獲得了“2015中國好書”“文津圖書獎”“科技部全國優秀科普作品獎”……
“這種情況在我們出版社很罕見”，胡洪濤說，因為是《癌症·真相》的編輯，他也在社內被評為“優秀、先進”。
“其實就是一個‘說人話’的科學家，略帶幽默感談了一個很嚴肅的問題。”李治中分析，“我覺得我是‘風口上的豬 ’。這幾年得癌症的人數爆發，越來越多的人有認識癌症的訴求。
加上最近5～10年，抗癌新藥不斷湧現（PD1抑制劑免疫藥、新一代EGFR抑制劑、BTK抑制劑等），聊這個話題比較有希望感了。如果是10年前，我只能寫化療藥怎麼用會比較好。”
李治中的科普文章獲得了一定的關注和討論，但面對海量的防不勝防的謠言，他很無奈，“我們是兼職在闢謠，別人是全職在傳播偽科學”。
轟動一時的魏則西事件，讓李治中感到“刺痛”。魏則西因在百度推薦的武警北京市總隊第二醫院接受了未經審批且在國外已經被淘汰的治療方法，導致耽誤治療，於2016年4月12日不治去世。
生命垂危之際，魏則西用自己的慘痛經歷回答了知乎上“你認為人性最大的‘惡’是什麼”的提問。
這一事件發生一年半以前，李治中曾寫下《謀財不害命，中國的免疫療法現狀》一文，說明魏則西接受的那種療法是無效的，魏則西沒能看到，他覺得可惜。
寫科普，李治中有傳播不足的遺憾，也有傳播廣泛的“煩惱”。
此前，《自然》雜誌發表的一篇論文表明“酒精和其代謝產物乙醛會對造血幹細胞造成顯著影響”。“這再次證明：喝酒會致癌，中國人尤其危險。”李治中就此寫下《後患無窮！喝酒能直接導致幹細胞基因不可逆突變！》一文，很快，文章的閱讀量突破150萬，隨之而來的，還有不少反駁：
“四川一個老太太，一百多歲，每天必喝，還是高度的高粱酒。”
“漢奸寫的文章……祖國的歷史文化，酒文化應該是少不了的。”
“如果武松不喝酒，他敢打虎嗎？如果武大郎能喝酒，西門慶敢撩潘金蓮嗎？ ”
……
看到這些評論，李治中哭笑不得，但也不惱，“反正被罵，我又不少塊肉”。
2018年他上一席做演講，視頻點擊量超過6000萬。不相信他科普觀點的人，說他“譁眾取寵”，也有科學家說他某些地方“講得不夠嚴謹”。
“科普是要將複雜問題簡單化，在這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有科學上的漏洞。如果所有的東西都是‘不一定、有可能’，講完等於沒講。”李治中有點無奈，“我只是想告訴大家，沒必要受一些無謂的罪，生活當中有哪些患癌的風險因素就可以了。 ”
扮演“媒婆”的角色
對抗癌症，李治中不只是通過科研和科普的方式，還有公益。
兩年多以前，他在中國兒童癌症領域看到了“太多不合理的事”：“中外兒童癌症信息不對稱；中國患癌兒童的5年存活率遠遠低於歐美髮達國家；針對兒童腫瘤的研究和抗癌新藥寥寥無幾，過去近30年開發的200多個抗癌新藥，只有4個（其中3個化療藥，1個靶向藥）是專門給孩子們的……”
李治中希望中國患癌兒童的家長在搜索診療信息時，能少一些他當年為母親搜索癌症相關信息的無力感，於是，他發起建立了一個兒童癌症科普網站——“向日葵兒童”，並在朋友圈裡號召大家將國際上已有的兒童癌症重要信息翻譯成中文。這一號召得到了清華大學、杜克大學和諾華製藥這三撥兒朋友裡上百人的支持。
2018年11月19日，李治中與公益界好友劉正琛（左一）、李一諾（右二）、陳行甲（右一）在向日葵兒童官網新版上線啟動儀式上。
“向日葵兒童”兼職運營兩年多之後，在2018年，成為深圳拾玉兒童公益基金會的一部分正式上線。
這一轉變源於一次飯局。
2017年11月，有個朋友介紹李治中和拾玉資本的創始合夥人相識。“拾玉一直想做公益，但苦於沒有找到合適的人。”而李治中過去幾年寫癌症科普、做兒童癌症科普網站的經歷，以及癌症生物學的學科背景，讓他們決定拋出橄欖枝。
拾玉開出條件：如果提供一定的資金支持，李治中願不願意從美國回來，成立並全職運營一個公益基金會？
“如果回國，我希望做兒童癌症方面的公益，也希望繼續做科普。這些他們都很尊重。”李治中回憶，“午飯吃完以後，大家都是一拍即合的感覺。”
放下美國的一切，這個決定不容易下，但他只用了兩三個星期。
“回國的想法一直都有。我和太太都是獨生子女，父母年紀大了，萬一生病，還是希望能陪在身邊。
”李治中說，“中國發展越來越好了，我們這一代人從國外回來的越來越多；也有人一直猶豫猶豫，父母一生病就回來了。”回國全職做公益之後，李治中的生活工作節奏完全改變。微信裡動輒2000多條的未讀信息，早餐在上海、午餐在杭州、晚餐在西安的出差強度，沒有時間多讀前沿的論文和系統的書……
“現在的狀態比較不可持續”，李治中坦言，很怕自己變成一個“快餐型”的人。剛剛起步的兒童癌症公益事業對他來說“很複雜，有困難，還在學習”。
難的是方法，而不是方向。
“中美兒童腫瘤治療的生存率分別是60%和80%。”在李治中看來，這個差距主要由“信息公開情況、標準化治療以及治療輔助”等因素造成。
向日葵兒童網站主要是解決中外信息不對稱的問題。如何讓患兒避免被誤診，並接受家庭經濟承受能力之內最好的治療，李治中還希望在標準化治療和治療輔助方面有所推動。
“我們計劃從2019年開始，推進不同地區之間醫院的交流。”李治中說，“通過做醫生培訓和人工智能技術，縮小地區間的兒童癌症治療差距。”
在完善治療輔助方面，他希望嘗試培養關注兒童重症的社工，並將其融入醫院系統。
“我們的醫療系統很缺社工這一環，但在醫院裡特別重要。”李治中說，“社工主要負責心理輔導，科普講座，幫病人籌款，和小孩做遊戲。大家以為這些是醫院之外的職能，其實在美國的醫療系統中，這些是治療的一部分。”
現在，拾玉兒童公益基金會開始在上海兒童醫學中心、昆明兒童醫院等地方做試點。他們想看看，“在中國的現狀下，專業兒童醫務社工能做成什麼樣子”。
除了這些，李治中還想做兒童癌症的科研，希望能突破兒童癌症在臨床治療方面的困境。他通過向兒童腫瘤科醫生了解臨床上的困境，結合自身的科研背景和人脈，對接醫生和科研人員共同面對問題。
“現在我不管實驗室裡某一個具體的問題，但我跳出來能做更多的項目。”李治中半開玩笑說，“我乾的是這種牽線搭橋，‘媒婆’的事情。”
“科學要往前走，每個人都只能做一個墊腳石”，李治中希望把自己“鋪”在這裡。
回國做公益之後，李治中越來越火了，不少人把他定義為癌症科普的“網紅”。他好像不太介意，甚至希望把“網紅”當得更好一點，他覺得那樣影響力大，更有可能深入到基層。
“我們也在想，要不要把快手、抖音平臺作為滲透信息的渠道。”李治中說，“我可以把很高大上的群體和很需要幫助的群體拉在一起，至於我屬於哪個群體都無所謂。”
（參考資料：《癌症·真相》，李治中在微信公眾號“菠蘿因子”發表的文章，在微信公眾號“每日人物”的口述，以及在一席的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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