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的夏天，正是二戰進入最為波譎雲詭的時刻，德國對蘇聯發起了“巴巴羅莎計劃”，全面攻入了蘇聯領土，一路長驅直入。日本則在 南進還是北上中選擇徘徊。世界歷史進入了一個關鍵的轉折時刻。
巴巴羅莎計劃示意
在延安，為應對國內、國際政治、戰爭形勢，中共做出一個了影響深遠的機構改革決定。即成立中共中央調查研究局。在中共黨史，情報史上劃下了濃重的一筆。
抗戰延安鳥瞰
1941年7月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成立調查研究局的通知》決定成立中央調查研究局，中央調查研究局擔負國內外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及社會階級關係各種具體情況的調查與研究工作。內設調查局（情報部），政治研究室，黨務研究室三個部門。調查局最高首長為主任（後正式稱為局長），由毛澤東兼任。副主任任弼時兼任。
延安時期的毛澤東
調查局（情報部）設四個分局：
第一分局設立在晉察冀邊區，擔負收集日本、滿洲及華北材料；
第二分局設立在香港，擔負收集歐美材料，同時收集日本及華中、華南淪陷區材料；
第三分局設立在重慶，擔負收集大後方材料；
第四分局設立在延安，擔負收集西北各省材料(交西北中央局負責)。（1941年12月4日，西北局決定成立中共調查研究局第四分局，下設調查處、邊區研究室、友區研究室、少數民族研究室、軍事研究室、辦公室。）該機構稍後另文敘之。
任弼時，朱德
政治研究室設：中國政治研究組、中國經濟研究組、敵偽研究組（包括日本中國淪陷區及其他被日本侵略地帶)和國際研究組(包括蘇聯歐美及各殖民地半殖民地）。
黨務研究室設：根據地研究組、大後方研究組、敵佔區研究組、海外研究組（研究南洋印度各地黨的現狀與政策）。
該《通知》還要求：中共北方局、華中局、晉察冀分局、山東分局、上海省委，南方工委及各獨立區域之我黨委或省委，均須設立調查研究室，專任收集該區域內外敵、友、我三方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及社會階級關係各種具體詳細材料加以研究，編成材料書籍與總結性文件，成為該局委工作之助手；並責成各局委將所得材料供給中央調查研究局。
抗戰時期的延安
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下發了《中共中央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由毛澤東親自起草）。決定指出：
我黨是一個肩負偉大革命任務黨，加重對於歷史，對於環境，對於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具體情況之調查研究，方能有效組織力量推翻日本及其走狗的統治。為此中央決定中央設置調查研究機關，蒐集國內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社會各階級關係方面的材料加以研究，以為中央的直接助手。
延安時期的毛澤東
“關於收集材料的方法，舉例如下：
第一，收集敵、友、我三方關於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及社會階級關係的各種報紙、刊物、書籍，加以採錄、編輯與研究。
第二，邀集有經驗的人開調查會，每次三、五人至七、八人，調查一鄉、一區、一縣、一城、一鎮、一軍、一師、一工廠、一商店、一學校，一問題（例如土地問題、勞動問題、遊民問題、會門問題）的典型。從研究典型著手是最切實的辦法。由一典型再及另一典型。 第三，在農村中，應著重對於地主、富農、商人、中農、貧農、僱農、手工工人、遊民等各階層生活情況及其相互關係的詳細調查；在城市中應著重對於買辦大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貧民群眾、遊民群眾及無產階級的生活情況及其相互關係的詳細調查。
第四，利用各種幹部會、代表會收集材料。第五，寫名人列傳。凡地主、資本家財產五萬元以上者，敵軍、偽軍、友軍團長以上的軍官，敵區、農區縣長以上的官長，敵黨、偽黨、友黨縣以上的負責人，名流、學者、文化人、新聞記者在一縣內外聞名者，會門首領、教派首領、流氓頭、土匪頭、名優、名娼，以及在華外人活動分子，替他們每人寫一數百字到數千字的傳記。此種傳記，要責成地委及縣委同志分負責任，傳記內容須切合本人實際。同時注意收集各種人員的照片。
第六，個別口頭詢問。或派人去問，或調人來問，問幹部、問工人、問農民、問文化人、問商人、問官吏、問流氓、問俘虜、問同情者，均屬之。第七，收集縣誌、府志、省志、家譜，加以研究。”
抗戰時期延安魯藝舊址
《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是中共情報工作歷史上一份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要文件，標誌著中共情報工作由獲取警報性，保衛性情報為主向以軍政戰略性情報蒐集為主的重大戰略轉變。
黨務研究室由任弼時為主任 ， 下設根據地、大後方、敵佔區、海外四組；
任弼時兼根據地組組長。
陳雲兼大後方組組長 。
陳雲在延安
敵佔區研究組組長為康生。
海外研究組組長朱德兼（1941年9月26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由朱德兼任）。
政治研究室毛澤東兼主任， 陳伯達為副主任， 下設政治、國際、敵偽三個研究組。
建國後，任期最長的農業部部長魯廖言
政治研究室秘書為廖魯言；中國政治研究組組長先後為鄧力群、許立群；國際研究組組長為張仲實；敵偽研究組組長為李初黎；
中國經濟研究組組長先後為丁冬放、黃松嶺；黨派研究組組長劉惠之。
建國後，曾任央行副行長的丁冬放
中共中央並決定，中央情報部隸屬中央調查局；七大前中共中央不設政權部，工作由黨務研究室擔任。
1941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各抗日根據地政治和黨務的調查研究由任弼時指導。
1941年12月1日，任弼時在中共 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黨務研究室負責政策的制定，供給黨校學習材料和教員。
1941年12月9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將中央華僑委員會與中央黨務研究室海外研究組合併成中共中央海外工作委員會，主任朱德兼任。
延安時期的劉少奇
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中央組織部、統一戰線部、民運工作委員會、中央研究局、海委等中央各口最高部門統歸組織委員會管理，由劉少奇任書記。同時政治局會議還決定“將現有之黨務研究室、政治研究室、中央研究院之部分、圖書資料室合併，另行組成短小精幹的中央研究局，設局長，副局長。下設黨務研究室、材料室和圖書館”。“原有調查研究局名義取消。”
精簡後的中央研究局局長劉少奇，副局長楊尚昆。黨務研究室主任王若飛，秘書為宋平；材料室主任為鄧力群， 下分政治、經濟、國際三個組；圖書館副主任為王於野。
楊尚昆
在中共里程碑的七大召開之前，中央調查研究局實際上承擔著中共對整個中國、國際形勢的資料分析、判斷，為中共今後的戰略走向提供著決策依據。
中共中央調查研究局（情報制度）是史無前例的。這時期的情報工作以毛澤東思想（雖然，此思想明確是在1945年的七大會議上，但此時指導中共整個鬥爭無疑已經是以其為實踐指導的）為指導，具體依照革命軍事理論、人民戰爭理論，統一戰線理論、社會調查理論等做支撐，不僅與安全保衛相結合，還與作戰參謀、軍民聯合、群眾動員、統戰聯絡、新聞宣傳等相結合，成為一種新型的國家戰爭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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