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人把煙花玩到了極致,火器傳入西方後我們還是隻熱衷於燒煙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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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煙花與火藥,我們首先會想起“花炮祖師”李畋,西方人則會想到“炸藥始祖”諾貝爾。

煙花火藥直接與“花炮”關聯到一起,是因為火藥這種發明對中國人來說首先是用來“玩”的,而作為“火器”,那只是火藥的副產品而已。

火藥源於追求“長生不老”的煉丹術副產品,其誕生純屬偶然

宋朝人把煙花玩到了極致,火器傳入西方後我們還是隻熱衷於燒煙花

不過對於“炸藥”,恐怕就沒有人會聯想到“玩”的方面去了,這就是中西方人對火藥的基本思維差異,同時也體現了不同的民族特性。

誠然,火藥與炸藥雖屬不同產物,那只是相對科學角度而言;對普通百姓來說,一樣是可以“燃燒爆炸”的粉末,它們並無概念上的大分別。

我們都知道,火藥是我國的“四大發明”之一,其誕生過程源於煉丹術中不斷的“組合嘗試再嘗試”,並無具體的科學法則可言。在煉丹過程中,人們發現了某種粉末的組合可以“起火”,於是將這些組合成份與比例記了下來,這才形成了“火藥”。

由於人們對於其中的化學原理一直都不得其解,可以說,“火藥”完全就是一種偶然性的發明。

煉丹煉出了無法“長生不老”的火藥,煉丹家們自然對其配方不感興趣,於是很快就流傳至民間並轉到軍事應用上去了。

唐初時候,火藥首次被應用到戰場上,到兩宋時期,火藥武器就獲得了巨大發展,宋神宗時期還成立了“軍器監”總管火藥武器的製造,

“同日出弩火藥箭七千支,弓火藥箭一萬支,蒺藜炮三千支,皮火炮二萬支”,規模著實不小。

“花炮祖師”李畋推動了火藥在民間煙花炮竹上的應用,跟戰爭全然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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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民間對火藥武器的興趣並不大,畢竟戰爭跟他們沒有直接關係。相傳唐貞觀年間,有位叫李畋的武術教習,因其父在山上狩獵染了風寒(其實是瘴氣),李畋聽聞“燃竹”可以“驅邪除瘴”,於是用在竹子上鑽了小孔填入火藥,再以松油密封后將其引爆。

“燃竹”散發出的硝煙氣味果然具有“除瘴”奇效,李畋的父親很快痊癒了。一時間,鄉鄰紛紛效仿,除“驅邪除瘴”外還用到了婚喪喜慶上,這就是最早的“鞭炮”。由於竹製“鞭炮”攜帶不便,李畋繼續使用紙皮等材料對其改良,為此還多次搞到渾身炸傷,屋子也被焚燬。

經李畋終其一生的努力改進,“鞭炮”終於成了今天的紙筒模樣,並由單一的”燃爆”產品衍生出豐富的“射爆”式產品,即今日的煙花禮炮。

後人又在李畋的基礎上不斷改進,從此我國的煙花炮竹生產技術日趨成熟,並在宋朝時發展到了巔峰,李畋正因此被奉為了“中國花炮祖師”。

與煙花炮竹相對應,我國的火藥武器只是相關技術的“衍生物”

宋朝人把煙花玩到了極致,火器傳入西方後我們還是隻熱衷於燒煙花

其實,宋朝時火藥武器的發展一直都與煙花炮竹的生產相互並行,從技術上看,兩者是相互促進的關係。除了發展火藥武器外,宋代朝廷對民間的煙花炮竹生產也非常支持,每逢大型軍隊檢閱活動及重大慶典,宋朝都會“大放煙花”:“煙火起於巖竇,火炬煥於半空”,正是宋朝煙花盛典的歷史寫照。

自北宋時期起,人們所燃放的煙花就已“聲色兼具、形圖並茂”。就是說,宋朝的煙花已能夠綻放出多彩璀璨的視覺效果,並可在煙花中“嵌入”人物形象及各種圖文元素了。

金庸還特意在《神鵰俠侶》“楊過給郭襄慶生”的橋段裡重彩描描畫了一段煙花燃放的浪漫過程,其實小說裡關於煙花的描述也並非文學誇張,因為宋朝人早就將煙花玩到了極致的水準。

明清時期,煙花甚至還可以用於”煙火戲“,以煙花綻放出的一個個人物形象去描述一個戲劇故事,連當代人都只能無奈說”臣妾做不到“了!

火器的“副產品”地位及火藥的成因,決定了它們難有足夠的發展推動力

宋朝人把煙花玩到了極致,火器傳入西方後我們還是隻熱衷於燒煙花

從煙花的發展歷程看,宋朝以後的火藥武器發展卻明顯落後於煙花發展的步伐。明清時期的“煙火戲”顯然已屬“登峰造極”的煙火技術,而火藥武器卻一直髮展緩慢,開始逐漸落後於西方。

於是史學家們開始對這現象產生了興趣:到底是什麼原因,令西方的火藥武器“後來者居上”了呢?

要細究這事,還得回到我國的火藥誕生過程上。前面說了,我國的火藥發明是一種“偶然性”現象,人們對其化學組成是沒有概念的,每一次改進,都必須依賴長期反覆的試驗,“誤打誤撞”成份居多。

因缺乏科學體系的支撐,宋朝之後的火器發展,能演變的就只能是火器的外部結構,其中關鍵的火藥成份卻一直難有巨大提升。火器對火藥的提純要求也遠高於煙花炮竹,這導致了早期的火藥武器效率低下,炸傷自己人的幾率甚至高於戰爭中傷敵的比例。

歐洲人在長年冷兵器征戰中獲得的火藥技術,對他們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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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情況下,儘管宋朝從規模上大力發展了火藥武器,但它們並未能給戰爭帶來質的演變。不過,南宋末年蒙古帝國西征的時候,所攜帶的大量來自宋朝的火藥武器還是讓歐洲人見識到了”中國噴火龍“的厲害,於是中國火藥就成了西方各國普遍覬覦的目標。

公元1258年,蒙古帝國滅阿拉伯建立了“伊利汗國”,配備火器長期駐紮當地的蒙古軍隊就間接成了火藥配方傳入歐洲的“中樞樞紐”——當然是通過間諜方式獲取的。

在此之前,歐洲人若想直接從中土獲得火藥情報就太難了,雖然民間和軍方都掌握有火藥技術,但外國人基本都難有機會將配方帶出中國(電影《長城》的故事背景正是基於此)。

元朝建立後,元政府卻一反宋朝對火藥的嚴格管制,不但從阿拉伯及歐洲人裡招募士兵,還向歐洲出口火藥武器,從此,”中國噴火龍“對歐洲人就不再是神奇的秘密了!

如果火器是我國煙花炮竹的“衍生物”,那麼“文藝復興”中的科學啟蒙正是歐洲火器技術的衍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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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火藥技術後的歐洲人如獲至寶,他們並沒有象中國那樣只醉心於”盛放的煙花“,而是孜孜不倦地思考”如何通過火藥保護自己的城堡和領地“。

歐洲的近代化革命在火藥、火槍的推動下如火如荼發展了起來,衍生出的“文藝復興”(14-16世紀)又進一步推動了歐洲科學技術的發展。

到十八世紀中葉諾貝爾發明硝化甘油“炸藥”的時候,歐洲的化學知識體系已經非常完善了。與我國的火藥發明過程正相反,硝化甘油炸藥的誕生完全就是科學技術推動下的必然結果,毫無“誤打誤撞”的運氣成份。

唯一與我國李畋相似的是,諾貝爾在研發炸藥的過程中同樣是坎坷不斷,連自己的親弟弟也慘死在他的研究意外當中。

基於“文藝復興”的歐洲科學技術發展,為全球的現代化進程拉開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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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中國火藥為歐洲的“近代化”奠定了軍事基礎,諾貝爾的硝化甘油炸藥則為現代化的軍事武器開啟了大門。

表面上看,這兩種“火藥”之間並無直接關聯,但沒有火槍的應用,就不會有歐洲的“文藝復興”;沒有合適的科研土壤,也就不存在諾貝爾的諸多發明了,這也是“蝴蝶效應”的一種。

儘管我國的火槍技術在明朝初期曾獲得過一次突破性的發展(事實上我國的冷熱兵器交替期正是元末明初,由朱元璋的義軍首次大規模使用),不過由於明朝後期的腐敗和不思進取,我國的“近代化武器”不但沒有獲得過持續發展,反而在清初時期一落千丈。

直到西方列強利用火器敲開了滿清的大門,清政府這才重拾老祖宗的東西,不過為時已晚了。

中國人:打打殺殺沒意思,還是安享太平、年年歲歲看看“煙花盛放”來得更實際

宋朝人把煙花玩到了極致,火器傳入西方後我們還是隻熱衷於燒煙花

自宋到明清期間,我國的火藥武器雖發展緩慢,但用於慶典和玩樂的煙花卻從沒停滯過發展,大概是因為我們這個民族太熱衷這樣的“傳統活動”了吧!

至於武器開發,政府不熱衷,民間自然也無從參與,究其根底,還是因為我們這個民族本質上就不好戰(蒙古帝國例外),自然也就沒有歐洲人“如獲至寶”的那種動力了。

火藥煙花用在“寓教於樂”、用於歌頌帝王統治的“娛樂昇平”,這也是幾千年封建教化帶來的溫和民族特性。

我們無法簡單地用“好與壞”來評述中西方對火藥的這種迥異,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不管有無先進的火藥武器,歷史上的我國還是更願安於“煙花盛放”的太平日子,因為這才意味著真正的“生活”!很快就到元宵節了,你的花燈與煙花準備好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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