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階層焦慮”、“教育焦慮”已經成為過去一年中國中產階級探討最為頻繁的話題，與之相關的書籍和影視劇作品，似乎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關注。無論是紐約曼哈頓上東區的精英媽媽（美國暢銷書《我是個媽媽，我需要鉑金包》），還是韓國大學城的教授夫人（韓劇《天空之城》），亦或日本東京頂級幼兒園的家長（日劇《母親的遊戲》），在這場全球化的焦慮狂潮和推娃戰役中，全職母親正逐漸成為一個新型“宮鬥”劇的主角類型。可是，娛樂與熱鬧過後，有多少人理解和反思母職文化枷鎖下帶給女性的黑暗與沉重。
韓劇《天空之城》
被轉嫁的母職焦慮
今年冬天取得高收視率的韓劇《天空之城》，講述的是一群醫學院教授太太們為了孩子高考而展開的明爭暗鬥的故事，據說是根據真實的故事改編而來，在韓國引起了熱烈的討論與廣泛的關注。人們探討不合理的教育制度、孩子的升學壓力和社會階層焦慮，母親的處境卻鮮有提及。
韓劇《天空之城》
《天空之城》以一個母親的自殺開局，自殺源於兒子對母親逼迫其學習的復仇。劇中所有女性角色，最終只有一個歸屬——母親和妻子。她們為丈夫馬首是瞻，在長久的馴化下，她們失去了個體與社會的連接，失去了自己的慾望和情感。整個人生的動力來源於孩子的成就，這是丈夫、丈夫的家庭乃至社會對其唯一的評判標準。在這種封閉和強勢的價值體系下，她們通過壓迫自己的孩子而獲得自身和逼仄生活空間裡某種虛幻的滿足。
無獨有偶，在去年底出版的《我是個媽媽，我需要鉑金包》一書中，耶魯大學人類學博士溫妮斯蒂·馬丁則以一種近似戲謔的筆觸，描述了她在成為母親後在紐約上東區（曼哈頓最富有的地區）育娃的生活經歷。從購買學區房，到給孩子申請私立學校，以及為了孩子的社交如何千方百計進入上流社會。溫妮斯蒂說：“我們開始由我們的孩子定義，女人的頭銜只剩下某某孩子的媽媽，就好像生孩子之前，我們沒有自己的人生，誰都不是，而孩子給了我們生命一樣。”
看似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文化背景，這些女性無論曾經有著怎樣的高等學歷和頭銜，怎樣的社會分工和角色，在成為母親後都面臨同樣殘酷的社會法則。最後她們也殊途同歸，身上被打上了一個共同的社會標籤：“全職媽媽”。她們放棄所有，迴歸家庭，為了融入與自己相似並已經固化的社會群體，不得不用新的價值標準來獲取某種身份和角色的認同。
《天空之城》裡一個值得玩味的細節是，媽媽們被孩子的考試輔導員面試，全職媽媽戰勝了職場媽媽最終獲得了輔導員的青睞，理由是那些被媽媽全身心投入的孩子，贏得學業勝算的幾率也更大。而劇中一位新進入社區的媽媽因為並不關心孩子的學業，很快被其他人視為異類並孤立，以至於產生自我懷疑，“大家都這麼拼，我作為一個媽媽是不是太不稱職了？”
溫妮斯蒂也在書中記錄了自己相近的真實感受：“在恐懼的脅迫下，我從原本的旁觀者變成體制的擁護者。在上東區，當母親是一種不成功便成仁的高風險職業，當母親的人壓力很大，很焦慮，因為成功或失敗的責任，通通在我們身上。孩子要是成功，那是我們的功勞，孩子要是失敗，那是我們當媽的失敗。
日劇《母親的遊戲》
當育兒成為一個女性全部的生活主題，當女性退出社會舞臺離群索居於家庭為中心的狹小單位，過去個體對事業的追求，個人興趣的培養，很容易逐漸轉化為對孩子的過分關注。社交的狹隘化與評價體系的單一，將全職母親們囚禁於成為完美“母親”的牢籠裡。而整個社會的巨大焦慮——教育、階層，最後都會通過各種各樣的方法和途徑轉嫁於作為“母親”的女性身上，讓她們無所逃遁。
日劇《母親的遊戲》
被放棄的公眾價值
在很多人看來，這些嫁入豪門風光無限的女性，獲得名利地位的同時，失去某些社會地位是對等的交易。可是這究竟是女性的自主選擇，還是“社會勾勒出來的幸福圖景”？當女性內部群體不再以基本的“人”的價值觀衡量彼此，而是從男性的視角——美貌、身材、管理家庭的能力、對子女的掌控能力來凝視對方，母親間的競賽規則又是由誰書寫的呢？
1963年，貝蒂·弗裡丹出版《女性的奧秘》，引發美國女權主義運動的第二次浪潮，並因此永久改寫了美國等國家的社會結構。按照社會規範和標準，這些郊區中產階級家庭主婦的生活應該是幸福的，但她們陷於焦慮、困惑，這些共同的生理和心理的症狀，像傳染病一樣，讓許多家庭主婦感同身受卻無以名狀。作者發現這一無名問題的原因，是源於一種當時普遍流行的思想，即所謂“女性的奧秘”——女人的最高價值和唯一使命就是她們自身女性特徵的完善；女人完美的本性只存在於男人主宰一切、女人在性方面溫順服從和對孩子施加母愛之中；追求事業的成就和接受高等教育會導致女子男性化，會對丈夫、家庭、孩子都產生極其危險的後果——進行分析和批判。
一方面，“母親”被賦予過於神聖的職責，稍有不慎，孩子成長過程中的所有閃失和挫敗都會被甩向母親，媽媽們不得不如履薄冰，傾盡全力。另一方面，經濟的不獨立，財務的不自由，時間上的束縛，知識和信息方面與社會的斷層，讓女性滑向更為弱勢的深淵無法自拔。日本NHK拍攝的紀錄片《女性貧困》中曾得出這樣的結論：“那些結婚後回到家庭、長時間脫離社會的女性，想要再次踏入社會並非易事。她們既沒有勞動所必須的信息和技術，也趕不上時代變化，重新適應需要很長時間。”這一系列的惡性循環導致了家庭雙方更嚴重的權力失衡。
小如天空之城這樣的單位社區，大到上東區這樣的城市社群，全職母親最終都進入到一種性別隔離的世界裡。溫妮斯蒂說，性別隔離看似是一種“選擇”。但是，與失業者“選擇”不工作，或者馬裡的多貢女性“選擇”月經期間關在小屋裡一樣，看似是一種狀態，卻可能會在簡單偏好的偽裝之下，揭露某種更深層的、意味深長的現實。而世界人種學給出的大數據非常明確：在階層化和等級化越清晰的社會，性別隔離現象越突出，婦女地位也就越低。
NHK紀錄片《女性的貧困》
這一場悄無聲息的隔離運動，是隨著懷孕和成為母親就已經埋下伏筆。女性的身體構造，社會對女性的職責要求，決定了她在養育孩子這個繁重工作裡註定無法像男性那樣平順地與生活、工作進行無縫銜接。英國作家蕾切爾·卡斯在《成為母親》一書中寫道：“孩子出生後，孩子父親和母親的生活便開始相互對立，此後，男性的統治地位愈發牢固，父親逐漸得到了外界、金錢、權威和名望的保護，而母親的職權範圍則擴展到整個家庭領域。做母親時，女性放棄了自己的公眾價值，以換取一系列私人意義。而個人的重要性，如同暴跌的股票，最終跌停”。
《我是媽媽，我需要鉑金包》的結尾，作者選擇搬離了上東區，而《天空之城》的結局裡，只有孩子和男性，看起來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方向，完成了某種意義上的成熟，而女性至始至終都沒有進行任何層面的反思。當新搬來的女主人，驕傲地宣稱自己為了孩子辭掉主治醫生的頭銜成為全職母親，因為她發現這是維持家庭階層處於金字塔尖唯一的方式，其他經歷了大起大落的女性也只是相視一笑。她們談論孩子的方式看似已經不再像當初那麼焦慮，只是談論的未來裡有家庭，有丈夫，有孩子，唯獨沒有自己。這個看似溫和和完美的結局也極大地迎合了整個社會對於女性的期待——和解、忍讓、付出、毫無個性。
半個世紀前，貝蒂·弗裡丹提出振聾發聵的詰問：當你不是妻子也不是母親的時候，你是誰？你愛什麼、恨什麼、有著怎樣的野心和夢想？她告訴那些在“愜意舒適的集中營裡，人性逐漸消失”的家庭婦女如何學會生活和競爭，不是作為一個女人而是應該作為一個人那樣去生活和鬥爭。半個世紀後，在不斷販賣階層焦慮，不斷強化母職於教育後代重要性的今天，反觀這本書，這個問題依然對當代中國乃至全世界的女性有著難以言喻的意義。誠如北大教授戴錦華所說：“我們以為經濟富足帶來的進步能夠保證每一個人的幸福體驗，但這並不是天然存在的。這個幸福體驗是在尊重差異的前提之下，在真正瞭解社會生命的前提下才能得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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