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源自網絡）
9月1日，唐納德·卡貝魯卡即將卸任長達十年任期的非洲開發銀行（下稱“非開行”）行長一職。他領導非開行的十年，是發展中世界金融迅速發展的十年，也是中國在非洲影響力空前上升的十年。
在7月訪問中國的行程中，卡貝魯卡接受了《第一財經日報》的獨家專訪。
央行獨立性是宏觀政策基礎
日報：在你看來，G20是否會對國際機構改革發揮積極作用？
卡貝魯卡：我希望G20能發揮更大作用。全球治理體系改革關乎所有國家，各方必須解決。不然很多全球問題仍然無解。至於機構改革本身，並非僅僅增加股權和份額，更重要的是獲得解決當下問題的能力與合法性。
日報：明年中國將主辦G20峰會，可以關注哪些議題？
卡貝魯卡：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G20在倫敦召開首次會議，由於危機迫在眉睫，G20會議效率非常高。但隨著危機逐漸消退，一些問題似乎變成了慢性病。全球對G20的聚焦度也減弱了。但當下我們需要思考如何找準全球經濟增長點，“後危機時代”應該做些什麼。人們已經聚焦非洲和亞洲，因為這蘊藏著世界經濟新的發展潛力。
第二，當下的世界是兩個極端。在土耳其、巴西、非洲仍然存在大量的不平等和不均衡，併成為社會和政治風險，會破壞中產階級及其購買力。
我認為增長和不平等是兩個基礎性問題。我期待今年年底的巴黎氣候大會能夠提出好的融資方案。因為目前技術上可再生能源的成本已經下降，這是推動可再生能源和清潔能源的好機會。
日報：你在擔任財政和經濟計劃部長時主導了盧旺達宏觀經濟架構搭建。當前，中國正在經歷轉型，面臨諸多宏觀改革難題。你對中國有何建議？
卡貝魯卡：我是央行獨立性的信徒，央行的獨立性應該優先得到國家立法機構承認，它為宏觀經濟調控提供了準繩。央行的獨立性確保其具有基於財政環境的話語權和協調角色。央行獨立性是基礎，我深信於此。
日報：央行獨立性比國家宏觀和微觀經濟潛力更重要？
卡貝魯卡：是的。同時與非銀行金融機構的關係也很重要。2008年金融危機發生在非銀行機構，即“影子銀行”。我非常高興地看到“金融穩定理事會”致力於解決這些問題。（完）（來源：《第一財經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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