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要说真正一心为民一心为公的人物，范仲淹肯定算是标志性人物之一。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脍炙人口，他“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忧国忧民情怀更是令人津津乐道。
但是，又有多少人知道，就是这样忠贞不二的人物，却数次因为针砭时弊，直言上谏而被贬谪。如果这件事放在今天，一定会被很多人认为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恐怕很多人都会说这个人一定是脑子坏掉了，明明直言上谏没有好的结果，偏偏还一而再，再而三的上谏，不是给自己找不痛快嘛，是嫌自己活得不耐烦嘛。
当然，在当时，也有人劝过他，让他少说话，少管闲事，只管自己逍遥自在就好。然而，他这样一位胸怀天下，心忧社稷的人物，怎么可能会因为怕丢官而放任眼前时弊而不闻不问呢？所以他对朋友说“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尽显悍不畏死的凛然大节。
他因谏被贬谪，这几次最为有名。第一次是因为反对皇帝率领百官在会庆殿庆祝太后的生日。第二次是由于反对废除郭皇后的事，第三次是因不满宰相吕夷简把持朝政，培植党羽，任用亲信，因而上谏对宰相用人制度提出尖锐批评。但最终败给了吕夷简，所以在景佑三年时离开了汴京。而从这几次的事件看，他上谏批评的可都是大人物，从皇太后、皇帝到宰相，这些都是当权派，不仅关系到个人的升迁进退，同时甚至关系到他的生死去留。然而，即便如此，他依然义无反顾。在他的心里，在文人士大夫的眼里，他在乎的只有对错，生死也好，进退也罢，都在其次。
范仲淹敢于直谏且一心视天下为己任，因而才塑造了他一生的光辉，他的事迹也因此流芳千古。范仲淹的闻名于世，不仅仅是他的敢于直谏，还有他的卓越政见，他是北宋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别看他数次被贬谪，但是当时的黄帝宋仁宗对他的才华学识还是非常看重的，在庆历三年（1043年），拜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并多次召见范仲淹征询天下大事。
其中最有名的当是他上疏仁宗的《答手诏条陈十事》，其中提出的“明黜陟、抑侥幸”等十件事，得到仁宗高度认可，并且诏书统一颁布，以示天下，只有府兵法，因辅臣反对而作罢。由此，也拉开了当时宋朝有名的改革大幕。庆历四年（1044年），范仲淹又上疏仁宗“再议兵屯、修京师外城、密定讨伐之谋”等七事，并奏请扩大相权，由辅臣兼管军事、官吏升迁等事宜 ，改革广度和深度进一步增加。新政实施后，恩荫减少、磨勘严密，希图侥幸的人深感不便，于是毁谤新政的言论逐渐增多，指责范仲淹等是“朋党”的议论再度兴起。后来反对声愈加激烈，历时仅一年有余的新政被废止，最后改革以失败告终。
虽然这个改革是以失败告终，但意义却非同寻常，《答手诏条陈十事》即便放在今天来看，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范仲淹不仅仅是敢于谏言，心忧天下，同时他也是一个非常律已的人。皇祐元年（1049年），范仲淹调任知杭州。子弟以为范仲淹有隐退之意，便商议购置田产以供其安享晚年，范仲淹却严词拒绝。后来，范仲淹自己个人出资购买良田千亩，让其弟找贤人经营，收入分文不取，成立范氏义庄，对范氏远祖的后代子孙义赠口粮，并资助婚丧嫁娶等用度。
有一点却不得不说，范仲淹虽然数次因谏而被贬谪，而且他上谏直言的对象，在今天我们来看都是不可思议的。然而，他也只是仅仅被贬谪，如果是在政治氛围不宽厚的年代，因言获罪，因谏而丢脑袋的事情太多了。所以，由此也可以看出，在当时的宋仁宗时代，政治氛围还是很宽松的，对谏官的态度也是很宽容的。
我们读历史都应该知道，历史上有一个贞观之治，当时的唐太宗就特别能虚心纳谏，在位23年，进谏的官员不下35人，其中魏征一人所谏前后200余事，数十万言，他都从谏如流，形成了中国君主专制社会中少有的良好政治风气，也正因如此，才赢得天下大治的理想局面。
由此可见，宋仁宗其实也是一位善于纳谏的君主，如若不然，范仲淹还会有一而再再而三的直言上谏的机会吗？显然是不可能有的。可以说，没有从谏如流的氛围，也就没有范仲淹因谏数次被贬谪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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