擔任校長，就有義務從精神上領導這所高校。教師和學生則只有真正和共同紮根於德國大學的本質中，其跟隨才能由此被喚醒並變得堅定。然而，只有當領導者們自身首先並且在任何時候都是被領導者的時候——被那不可動搖的精神使命所領導，這種本質才能獲得其明晰性、地位和權力，而該精神使命，讓德意志民族的命運深深打上了其民族的歷史烙印。
我們知道這項精神使命了嗎？無論是，還是否，問題都必然在於：我們，這所高校的教師和學生，已經真正和共同紮根於德國大學的本質中了嗎？該本質擁有真正的力量來塑造我們的此在嗎？當然有，但前提是我們必須從根本上要求該本質。然而有誰想懷疑這一點呢？人們通常在大學的“自治”中看見了它的居主導地位的本質特徵，這種自治應當被堅持。然而——我們是否已經透徹地思考過，這種自治的主張要求我們的是什麼？
自治意味著：為了我們自己能夠是我們應當是的，我們自己確立使命，並自己決定實現該使命的道路與方法。然而，面對我們自己是誰這個問題，我們，德意志民族的這所最高學府的教師和學生的團體，真的知道其答案了嗎？如果沒有最恆常和最嚴厲的自省，我們真的還能夠知道這個答案嗎？
無論是對大學當下處境的瞭解，還是對其過往歷史的熟悉，都不能確保對其本質的充分認識——除非我們首先為了將來而明確、嚴格地限定大學的本質，在這一自我限定中要求該本質，並在該要求中贏得自我主張。
自治只能立足於自省的基礎上。然而，自省只能通過德國大學的自我主張才得以產生。我們將實現自我主張嗎，如何實現？
德國大學的自我主張就是追求其本質的原初的、共同的意志。我們將德國大學視為這樣的高校，她從科學出發，並通過科學，來教育和培養德意志民族命運的領導者和守護者。追求德國大學的本質的意志，就是追求科學的意志，也就是追求德意志民族的歷史精神使命的意志，這個民族是一個在自己的國家中認識自己的民族。科學和德國的命運必須同時在追求這一本質的意志中獲得權力。然而，只有，也只有在下面這種情形下，它們才能實現這一點，那就是，我們——教師和學生，一方面讓科學直面其最內在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在德國命運極度艱難的時刻承負起它的命運。
然而，只要我們僅僅——當談及“新的科學概念”時——為一種太過眼前的科學爭取它的獨立性和無前提性，那我們就定然不會在科學最內在的必然性中獲悉科學的本質。這樣一種僅僅否定性的、最多不過會將過去十年加以回顧的行為，根本就是那真正尋求科學本質的努力的假相。
如果我們想要把握科學的本質，那麼我們就必須首先直面這個決定性的問題：科學還應該繼續為我們而存在嗎？或者，我們應該讓它迅速走向終結？科學無論如何都應該存在，這一點從來都不是絕對必然的。然而，如果科學應當存在，如果它應當為我們並且通過我們而存在，那麼，在什麼條件下它才能真正存在？
只有我們將我們自己再次置於我們的精神—歷史性的此在的開端的權力之下。這個開端就是希臘哲學的覺醒。西方人由此從一種民族性出發，憑藉其語言的力量，第一次站出來反抗存在者整體，追問並且領會這個存在者整體之所是。所有的科學都是哲學——不管科學是否知道這一點，也不管它是否願意。所有的科學都生根於哲學的那個開端。假定科學終究依然還配得上那個開端，那它就要從那裡汲取它自己的本質的力量。
在此，我們想要為我們的此在重新贏回科學的原初希臘本質的兩個顯著特徵。
在希臘人中間，流傳著一個古老的傳說，普羅米修斯是第一個哲人。埃斯庫羅斯讓普羅米修斯說出了一句格言，這個格言表達了知識的本質：
“知識遠不如必然性有力量”
這意味著：命運佔有優勢，所有關於事物的知識，都首先聽任命運的擺佈，並且在它面前不起作用。
正因為如此，知識必須展開它自己的最高抗拒；只有面對這種抗拒，存在者那隱蔽的整個力量才將湧現出來，好讓知識真正地在它面前不起作用。這樣一來，存在者也就在其深不可測的不容改變中敞開了自身，並將它的真理賦予知識。說知識具有創造性的虛弱無力，此乃希臘人的名言，人們太輕易地想在希臘人身上為一種純然基於自身並由此凝然出神的知識找到典範，並向我們指出，這種知識是一種“理論的”態度。——然而，對希臘人來說，“理論”（θεωρια）是什麼？人們說：理論乃純思，這種思僅僅同那被追問的事情本身相關。據說，根據希臘人，這種思的態度是為思而思。但是，這個引證不對。因為，一方面，“理論”的產生並不是為了理論本身，相反，它僅僅產生在這樣一種激情中，即渴望接近存在者本身，並置身於它的逼迫之下；另一方面，希臘人真正為之奮鬥的，就是將這種思的追問，領會和實現為人的活動（ενεργεια）的一種方式，“在—工作—中”的活動的一種方式，事實上是最高的方式。希臘人所考慮的，不是要讓實踐與理論相符，恰恰相反，他們將理論自身理解為真正實踐的最高實現。對希臘人來說，科學不是一種“文化產業”，而是整個民族—國家的此在的最內在的決定性核心。對於他們，科學也不僅僅是無意識的意識化的手段，而是磨礪和緊握整個此在的力量。
科學就是立於不斷自我遮蔽的存在者整體中間，堅持追問。這種行動著的堅持，同時也就認識到自己在命運面前的虛弱無力。
這就是科學那開端性的本質。但是，這一開端不是已經過去兩千五百年了嗎？人類活動的進步不是也已經改變了科學嗎？確實如此！隨後基督教—神學的對世界的解釋，以及近代稍後的數學—技術的思想，都已經在時間上和事實上讓科學遠離了它的開端。然而，開端自身卻決不因此而被放棄，更不會被否定。因為，如果原初的希臘科學乃是一個偉大的事物，那麼，這個偉大事物的開端就是它最偉大的一面。如果這個開端的偉大已不復存在，那麼，科學的本質甚至不可能如今天一樣，被抽空和耗盡——在今天，儘管存在著所有的成果和形形色色的“國際組織”，科學的本質卻早已被抽空和耗盡。這個開端仍然還在。開端不是作為遙遠的過去之事處在我們身後，而是立在我們面前。開端，作為最偉大的事物，已經預先掠過了所有將要來臨之事，因而也已經預先掠過了我們自己。開端已經闖入我們的將來，它站在那裡，遠遠地命令我們重新把握它的偉大。
只有當我們為了重新贏回這個開端的偉大而堅定地服從這個遙遠的命令的時候，科學才成為我們此在的最內在的必然性。否則，科學就依然只是一個我們深陷其中的偶然事件，或者，僅僅是追求一種認識的純粹進步的泰然愜意而毫無風險的活動。
然而，如果我們服從開端那遙遠的命令，那麼，科學就必須成為我們的精神—民族的此在的根本事件。
如果我們最本己的此在本身正立於一場偉大的變革面前，如果真的如那位滿懷激情地尋找上帝的最後的德國哲學家，弗里德里希·尼采所說：“上帝死了”，如果我們必須嚴肅對待今天人類在存在者中間的被拋棄的孤寂狀態，那麼，科學將成為什麼樣子呢？
於是，希臘人在存在者面前所表現出來的那種原初的充滿敬畏的堅持，轉變為完全沒有任何掩飾地立於那隱秘者和不確定者面前，即立於那理應加以追問的東西面前。那時，追問就不再只是一個為了得到作為知識的答案而可以被超越的預備階段，相反，追問自身將成為知識的最高形態。那時，追問將展開它最本己的力量去揭示萬物的本質，迫使我們用最樸素的目光去凝望那不可避免地要加以面對的東西。
這種追問粉碎了在各自專業中所形成的科學壁壘，將科學從散落在各個領域和角落中的那種漫無邊際、毫無目的的狀態中取回，並重新從人類—歷史性的此在的塑造世界的所有力量的豐饒和福佑中——諸如自然、歷史和語言；民族、習俗和國家；詩歌、思想和信仰；疾病、瘋狂和死亡；法律、經濟和技術——直接規定科學。
如果我們要求科學的本質，將之視為在存在者整體的不確定性中間的那份追問著的和沒有絲毫掩飾的堅持，那麼，這種追求本質的意志就會為我們的民族創造出這樣一個世界，這個世界是最內在的和極端危險的世界，也就是真正的精神世界。因為“精神”既不是空洞的洞察力和不承擔義務的智力遊戲，也不是漫無邊際的理性分析的聚會，更不是世界理性；相反，精神是面向存在之本質的那種原初被規定的、自覺性的決心。一個民族的精神世界決非一種文化的上層建築，同樣也不是各種有用知識和價值的武庫；相反，它是一種權力，這種權力最深層地保有著這個民族那紮根在大地和流淌在血脈中的力量，這種權力最內在地激起和最深遠地震撼著這個民族的此在。惟有一個精神世界向這個民族保證了偉大。因為它迫使我們在追求偉大的意志和聽任墮落之間不斷做出決斷，並讓這種決斷成為我們征程中的步伐的法則，我們的民族已經踏上了這一征程去開啟它的未來。
如果我們要求科學的這種本質，那麼大學的教師就必須真正走到最危險的位置的前面，那裡永遠有著關於世界的不確定性。如果他們堅持在那裡，就是說，如果他們在那裡——根本性地靠近萬物的逼迫之處——發出共同的追問和異口同聲的言說，那麼，他們就會強大起來而成為領導。因為在領導中決定性的東西不是單單走在前面，而是那能夠獨自前進的力量，這種力量不是來自固執己見和統治慾望，而是來自最高的天職和首要的責任。這種力量同本質性的東西聯繫在一起，造就精英中的精英，並喚醒那些擁有了新的勇氣的人們的真正追隨。然而，我們並不需要首先去喚醒這種追隨。德國的大學生已踏上這種征程。他們所尋找的就是這些領導者，他們願意通過這些領導者，將他們自己的天職提升到那有根基的、自覺的真理上去，並將之置於那清楚—有力的言辭與行動的明澈中。
德國大學生決心在德意志民族最艱難的時刻承負起它的命運，一種追求大學本質的意志就來自這種決心。只要德國大學生通過新的學生法案，將自己置於這關乎其本質的法律之下，並由此第一次界定這個本質，那這種意志就是一種真正的意志。自我立法乃最高的自由。那種備受歌頌的“學術自由”將被從德國大學中摒棄；因為這種自由是不真實的，而這又出於它僅僅是否定性的。這種自由主要意味著漠不關心、無所謂的目的和興趣，以及不受約束的行動和放棄。德國大學生的自由概念目前正在被交回給它的真理。將來，德國大學生的義務和服務，都將從這種真理中展開。
第一項義務關乎民族共同體。它要求彼此幫助，一起擔當，共同分享這個民族的所有階層與成員的奮鬥、追求和技能。從現在起，這項義務將被確立下來，並且通過勞動服務而紮根於學生的此在之中。
第二項義務關乎這個民族在其他民族中間所擁有的榮譽和命運。它要求一種隨時可全力以赴的待命狀態，而這種待命狀態為知識和技能所保證，並通過紀律而繃緊。在將來，這項義務將作為國防服務而緊握並深透到大學生的整個此在中。
大學生的第三項義務關乎德意志民族的精神使命。這個民族是這樣來成就它自己的命運的，即將它自己的歷史向人類此在塑造世界的所有無可抵擋的力量敞開，並讓它的精神世界始終保持鮮活。因此，這個民族渴望成為一個精神上的民族，它將它自己置於它自己的此在的最理應被追問的地方。它自身，併為了它自身，要求在它的領導者和守護者身上，有著最嚴格的明晰性，而這種明晰性就是那最深厚、最廣闊和最豐富的知識的明晰性。年輕的大學生們，早早地就有了英雄氣概，將他們的意志擴展至本民族將來的命運，迫使自己從根本上服務於這種知識。他們不再允許知識服務成為為一種“高雅”職業進行的呆板、速成的培訓。因為，政治家和教師，醫生和法官，教士和建築師，領導著民族—國家的此在，並在這個此在與人類塑造世界的各種力量的根本關聯中，守護並磨礪著這個此在，所以，面向他們的這些職業和教育，被託付給了知識服務。知識並不服務於職業，相反，職業實現並管理著這個民族關於其整個此在的最高的、本質性的知識。對我們而言，這種求知決不是認識本質和價值自身的一種泰然愜意的活動，而是立於存在者那不可抵擋的優勢中間所展開的對此在的最嚴苛的逼迫。存在理應被追問，正是這一點真正地迫使這個民族勞作和戰鬥，迫使它進入到它的國家中，而那些職業就屬於它的這個。
這三項義務——它們在精神使命中通過人民而關乎國家的命運——對德意志民族的本質而言是同等原初的。由此產生的三種服務——勞動服務、國防服務和知識服務——也同等必要，並居於同等的地位。
一起擔當著的關乎民族的知識、隨時準備著的關乎國家命運的知識，同那關乎精神使命的知識一道，才創造了科學那原初而完整的本質；假如我們服從我們精神—歷史性的此在的開端的遙遠命令，那實現科學的使命就會被交付給我們。
如果德國大學的本質被界定為這樣一種高校，即它從科學出發，並通過科學來教育和培養德意志民族的命運的領導者和守護者，那麼，我們所指的，就是這種科學。
科學的這種原初概念，不僅對“客觀性”負有義務，而且首先有義務讓那在民族的歷史—精神的世界中的追問保持本質和單純。事實上，客觀性僅僅由此才能真正奠定它自己，即發現它的本性和界限。
這個意義上的科學必須成為塑造德國大學這種組織的力量。其中包含兩件事情：一方面，教師和學生必須以其自己的方式為這種科學概念所激盪，並棲身於這種激盪之中；另一方面，這種科學概念同時必須改造性地干預教師和學生身居其間的科學共同體的基本形式：學院和專業。
當一個學院因紮根於它的科學的本質中而具有展開精神立法的能力，從而將那逼迫它的此在的力量塑造為民族的一種精神世界的時候，一個學院才成為學院。
當一個專業一開始就將自己置於這個精神立法的領域，並由此打碎專業壁壘，克服浮淺的職業培訓的陳腐和虛偽，一個專業才成為專業。
當各個學院和專業開始本質、單純地追問其科學的時刻，教師和學生也已經被民族—國家的此在的最後的必然性和緊迫性所籠罩，並且，對他們而言，這種必然性和緊迫性是相同的。
然而，科學的原初本質的展開，要求一絲不苟、責任心和非凡的忍耐力，與之相比，無論是對那已經確立起來的行動方式的認真服從，還是對它的熱心改變，都不起決定作用。
然而，如果希臘人花了三個世紀才將什麼是知識這個問題置於正確的地基和可靠的道路之上，那麼，我們就斷然不可以認為，德國大學本質的闡明和展開會在這個或下個學期實現。
但是，從那業已指出的科學的本質中我們無疑知道一點：只有當這三項服務——勞動服務、國防服務和知識服務——原初地凝聚為一種塑造性的力量的時候，德國大學才能得以形成並獲得它的權力。也就是說：
教師追求本質的意志必須被喚醒並變得堅定，以便直面那關乎科學之本質的知識的單純和寬厚。學生追求本質的意志則必須努力強迫自己進入知識的最高明晰和紀律中，必須將那關於民族和它的國家的共同知識堅定、無可妥協地深深置於科學的本質中。所有意志和思想上的才能，所有的心智和體力，都必須通過戰鬥而展開，在戰鬥中獲得提升，並作為戰鬥而得以保存。
我們選擇的是追問者進行的自覺的戰鬥，並同卡爾·馮·克勞塞維茨一起宣佈：我放棄那種通過偶然之手而獲得拯救的輕率希望。
然而，教師和學生所組成的這樣的戰鬥共同體，僅僅在下面這種情形下才能將德國大學重塑為精神立法的場所，並在那裡建立起一個核心，這個核心被最嚴格地組織起來，為在它的國家中的人民提供最高的服務，那就是，教師和學生要比其他的人更單純、更嚴格、更質樸地建立他們的此在。所有的領導都必須承認追隨者擁有它自己的力量。而任何追隨自身都擔負著反抗。存在於領導與追隨中的這種本質對立，既不可使之模糊，更不可將之取消。
只有戰鬥才能保持這種對立，並在教師和學生的整個團體中培養出一種基本態度，從這種基本態度出發，那種自我限定下的自我主張才讓那種堅定的自省能夠變成真正的自治。
我們要求德國大學的本質，還是不要求？我們是否並在多大程度上徹底地而不是附帶性地追求自省和自我主張，或者我們是否——出於最良善的意願——僅僅改變一些舊的機構並添補一些新的機構，這一切都取決於我們自己。無人將阻止我們這麼做。
然而，當西方的精神力量已經衰敗並行將崩潰的時候，當這個文明的老朽外表正在坍塌，使所有的力量陷入混亂並任其在瘋狂中窒息死亡的時候，居然無人問我們，我們是否願意這樣。
這樣的事情是否發生，僅僅取決於，作為歷史—精神性的民族，我們是否並再次要求我們自己。每一個個體都要參與決斷，哪怕是當他想在這個決斷面前逃避的時候，尤其是在這個時候。
然而，我們要求我們的民族實現它的歷史使命。
我們要求我們自己。因為這個民族中那些年輕的和最年輕的力量——他們已超越了我們，已經對此做出了決斷。
然而，我們要能徹底理解這個覺醒的崇高與偉大，就只有我們在我們自身中抵達那個深邃而高遠的思想，這個思想用一句格言表達了古老的希臘智慧：
“所有偉大的事物都矗立在暴風雨中……”
海德格爾就任弗萊堡大學校長一職時的演說
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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