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如果每一轮竞赛都依赖外部投资，特别是国家投资，财政也好，资本市场也罢，都将面临一个无底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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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片产业之困
去年中兴事件的爆发让国人倍感刺痛，社会对芯片的持续关注因而前所未有。
事实上，相关各方早就深刻认识到：真正的核心技术靠化缘是要不来的，由上至下也是抱定了“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决心。可当真正上手时才发现，布局一个芯片产业并非易事。
尤其是对于工业文明尚未完成，半道挤入信息文明的中国来说，工业经济时期尚可依靠发动机和石油逆袭，等到信息经济时代，计算机和芯片就不是集中力量猛攻、挖地三尺或引进山寨这么简单了。
第一，芯片生产链超复杂
你以为一个小小的芯片里面只要塞入一个ARM核就够了？
实际上芯片的生产“画面”是这样的：仅芯片的种类就有几十种大门类，上千种小门类；
一条生产线大约会涉及到50多个行业、2000-5000道工序；
就连使用的设备、材料也是特厂特供的，几百种特种气体、液体、靶材，均需要专门的化工工业，芯片制造的设备多达16种；
超净度空间比PM2.5还要小。尤其是作为最尖端的光学、材料学、机械等的结合体，即便ASML生产光刻机，也还有超过80%的零件需要向外采购，更甭说半导体技术落后一大截的中国。
第二，芯片生产难度超高
芯片从设计到制造，再到封装，每一步都是高难度操作。
首先要提炼高纯度二氧化硅，做成比纸还薄的晶圆。紧接着要在晶圆上用激光刻出数十亿条路线，铺满几亿个晶体管。最后还得把每片晶圆切割封装好——目前指甲大小的芯片最高可集成150亿个晶体管。
如此精细复杂的操作，没有长年累月的技术积累，想要造出来不简单。
第三，芯片投入太大
各大芯片公司每年仅科研费用投入就高达几十亿元不等，一条12英寸芯片生产线月产五六万片，投资达四五十亿美元。
即便是中芯国际，成立后也还连续10多年都亏损惨烈，直至近3年才开始年度盈利，长期看不到收益的资本又怎肯冒险一试？
并且即便有足够的资本，也不见得短期内就看得到回报。
第四，芯片人才奇缺
截至2017年，全国只有41所高等院校设置了“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专业，人才奇缺不说还太弱，吃不透芯片技术，山寨出来的芯片连自己都不用，更遑论自主研发？
芯片产业本身就预埋了太多的雷点和风险，中国想要发展起来谈何容易？
中国芯片产业之所以发展不起来，其实远不止芯片内生性变量一个掣肘，还与外部生态密不可分：
芯片内逼外诱
一边是中国芯片产业梗阻重重、应用场景和消费需求却在不断扩大，另一边则是国外芯片产业巨头现成的高精尖芯片摆在面前；
一边是看得见的芯片市场，一边是看不见的产业出路，肯舍财冒险的企业自然寥寥可数。
用户体验差
虽然中芯杀出重围，设计出了一套“云+端”方案，并试图用方舟的CPU+Linux桌面办公系统去替代Windows，打破微软与Intel联盟所设定的核心框架的束缚。可基于Linux的操作系统与微软的文档格式不兼容，换了Office打不开历史文件，接收不了他方发过来的邮件，致使用户怨声载道。
可软件系统就是生态，即便自己操作软件做出来了，用户体验不好又有谁会使用，又怎么扩大市场？
直到压得永中破产清算，中国没了通用软件产业，微软这才慢悠悠地公开了Office的文档格式。尔后也只能眼看着操作系统Windows、安卓、Linux 三分天下，却没有中国什么事！
比操作系统更致命的是相关专利
高通是3G、4G、移动互联网的奠基者，几乎囊括了与之相关的所有专利，高通一年的专利费收入就有79.47亿美元之多。
就拿小米手机来说，3299元的售价高通专利费就占了107元。除了饱尝专利垄断的巨额损失外，专利纠纷也是始终围绕芯片企业的暗箭。
上海张江中微公司尹志尧在专利上就屡次被起诉、被罚款。中芯国际与台积电在专利上的恩怨纠葛也是弯弯绕绕。
国际政治施压
为了解决芯片系统生态的困难，当年北京市政府办公软件选型，欲把微软踢出局，基辛格写信向中国施压。美国2004年也向WTO提起申诉，认为中国的芯片增值税政策与WTO条文有冲突。
西方国家先后用“巴统”和“瓦森纳协议”来限制中国出口最先进的高科技设备。这些无一不是中国芯片产业前进路上的绊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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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性制约
事实上，中国芯片产业不行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内在体制机制的制约。
2003年，中央咬着牙挤出了80亿元的专项补贴，还出台了系列针对性政策发展芯片产业。然而，本以为“巨额投资”和政策支持能砸出个浪花，可未曾想国家芯片事业却被人当做了生财的门路，汉芯造假骗补了高达上亿元的科研经费，像极了现在的新能源车企骗补。
由于制度性偏差，缺乏可量化考核机制以及统一规划，最终导致芯片行业失序，砸了钱芯片却做不起来。
更要命的是，面对芯片差距拉大，1990年电子工业部又决定启动“908工程”，试图建成一条6英寸0.8—1.2微米的芯片生产线。
可结果却是：行政审批花了2年，技术引进花了3年，建厂施工花了2年，共计7年时间，投产即落后，月产量还只有800片。尤其是在芯片以摩尔定律迭代的时代，制度审批的滞后性，就已经让中国芯片失去了差不多30年。
而且，这些年来，芯片产业主要还是依靠政府行政之手来操控，产业扶持更多还是停留在“普惠”和早期扶持的“一锤子买卖”，当企业发展到较大规模，需要面对国际竞争对手的市场压制和资本渗透时，国家又缺乏系统性的保护和扶持。
况且，芯片本就是商品，必须面对市场化这道关卡，在政府的襁褓中待久了，也会失去血性。由此看来，过度依赖政府的力量，也是芯片产业羸弱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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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弹一星”模式不适合发展芯片
对此有人质疑，两弹一星都造出来了，小小的芯片还搞不出来？无非是动用国家资源，运动式的集中攻关而已。
事实上“两弹一星”模式并不适合芯片。
两弹一星在一定意义上只需要解决有或无的问题。只要研制出来就算成功了，投入的资源是一次性的，一旦解决就能管几个年代。至于其性能也并不是那么重要。尤其是两弹，无论什么量级都是恐怖的毁灭力。可是芯片投入动辄几十亿甚至几百亿美元，实验室成功、量产、时间这三个条件缺一就失败。
况且，两弹一星的社会条件与当下截然不同。两弹一星的参与者素质都非常高，哪怕很少的工资收入也任劳任怨，代表了那个时代专家学者的一种境界，可现在却是人人都想着赚快钱、多挣钱。
而且，芯片产业相关度与军工产品截然不同。军工芯片对性能的要求其实并不高，只对稳定性、可靠性，以及各种复杂地磁环境下的抗干扰能力有着非常高的要求，太先进的商用芯片反而过于敏感缺乏稳定性，可民用芯片的应用环境与之不同。
基于芯片产业自身的特征，芯片产业的发展需要市场份额形成自我造血，而不是一味的国家投资。
如果每一轮竞赛都依赖外部投资，特别是国家投资，财政也好，资本市场也罢，都将面临一个无底洞。因为要想扶植芯片发展，就意味着与之相关的民用发动机、操作系统、仿真软件等都要扶持。
可见，中国芯片产业并不适用“两弹一星”模式，可为何韩国、台湾地区的芯片产业就能发展起来？芯片产业的成功模式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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