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三国后期最重要的军事行动，魏国灭蜀不但对魏蜀两国的国运兴衰关系巨大，更牵连着司马家族在曹魏政权中的权力巩固。之后一年，直接导致了司马家族的篡魏行为。
但灭蜀之役中，领军将领邓艾、钟会却自相残杀，演了一出“二士争功”的悲剧。
尤其是邓艾，为司马家族立下不世之功后，被满门抄斩，成为三国后期最为悲剧的人物。
而邓艾获得的这种遭遇，是寒门子弟在士族社会中的必然悲剧。
01 出师无名
先看一下三国后期伐蜀之战时，双方的主公和将领。
魏国，大将军司马昭，将领邓艾、钟会。
蜀国，君主刘禅，将领姜维。
之所以写魏国主公是司马昭，是因为在司马懿司马师两代人的努力经营下，司马昭已经成为魏国实质上的统治者，并开始着手逼魏帝禅位。
公元258年，有人提出司马昭该封“封晋公，加九锡，进位相国，晋国置官司”，司马昭虽屡辞不受，但代魏之心，路人皆知。
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却减缓了司马昭篡魏的进度，同时加快了魏国灭蜀的军事行动。
高贵乡公死得好惨啊
公元260年，魏国皇帝高贵乡公曹髦不忍孤儿寡母被司马氏欺压，拼死一搏，率领亲信攻打司马昭，兵败被杀。
虽然政变失败了，但这是权臣历史上第一次公开弑杀皇帝，给司马氏带来了严重的道德压力。
司马昭难孚天下之望，魏晋嬗代的进程不得不推迟。其后几年中，虽然屡有九锡之议，但司马昭一直不敢接受，代魏的进程一时之间陷入了僵局。
在此情形下，司马昭只有建立不世之功，才能稍稍摆脱弑君所带来的政治危机，重新启动篡魏建晋。
克劳茨在战争论中提到，“军事是政治的继续”，为了实现国内政治统治的法理性，司马昭寄希望于军事，因此263年，开展伐蜀之役。
可以相互印证的是，在前线节节胜利之际，司马昭停顿数年的代魏步伐骤然加快。263年十月，伐蜀之役初战告捷，司马昭立刻接受了先前屡次辞让的相国、晋公、九锡之命。
平定蜀国之后，咸熙元年(264年)三月，接受晋王封号，五月追封司马懿为晋宣王，司马师为晋景王，七月又定官至，并建五等爵，各种嬗代的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依次展开。
由此可见，伐蜀之役实际上是一场服务于国内政治目的的对外战争，司马昭之所以力主伐蜀，并非是有澄清天下、混一宇内之志，实际上只是想借伐蜀之功，为其代魏铺平道路而已。
这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解释为何在魏晋鼎革完成之后，西晋君臣对于伐吴，完成统一大业兴趣不大。
02 选将无理
确定军事行动以后，魏国开动战争机器，而出兵的第一要义，是选择合适的领兵将领。
最合适的人，是邓艾。
邓艾形象
邓艾（197年－264年），字士载，今河南新野人。邓艾自幼丧父，小时候与母亲一起被迁到汝南作屯田的农民。邓艾家庭贫困，又有口吃，但一直没有放弃读书，慢慢地凭才华博取了一官半职。
43岁那年，邓艾人生发生重大转折。他代表典农中郎将去中央汇报政绩，见到太尉司马懿。司马懿交谈一番后，觉得此人不简单，征召他任太尉府掾，后来又升任尚书郎。
邓艾提出在东南一带屯田的建议，被司马懿采纳；司马懿病死，司马师袭位，对邓艾的建议也多采纳实行。
除了内政方面，邓艾也深通军法。司马师时期，他随军扫平毋丘俭和文钦的叛乱，后来在魏蜀西部前线抵抗蜀汉进攻，数破姜维，有力维护了魏国和司马家族的安全。
灭蜀战役前，邓艾已升任征西将军，成为了魏国军方的高级将领。另一方面，邓艾却没有深厚的家世和背景，不折不扣的寒门出身，这给他人生悲剧埋下了伏笔。
令人诧异的是，作为曹魏立国以来最大的军事行动，深谙军事、熟悉军情的老将邓艾并没有成为此次军事行动的最高将领，而是另有其人，比邓艾小28岁的钟会。
钟会
钟会（225~264年），字士季，今河南长葛市人。钟会出自颖川钟氏，其高祖钟皓是汉末名士，父钟繇是曹魏的开国功臣，位至太尉。
颖川钟氏是汉魏之际影响极大的家族，司马懿仕魏之后，通过婚姻与交游网络，与颖川钟氏家族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与邓艾相比，钟会是实质的高门大族，那个时代，升官极快。司马师时期，钟会开始在朝廷中崭露头角。255年，毋丘俭起兵反叛司马师，钟会随司马师出征，是典知机密的重要谋士。
司马师死后，钟会又成为司马昭最重要的谋士，司马昭平定诸葛诞反叛一役，多由钟会居间谋划，时人谓之“子房”，堪比汉初张良。
凭借司马昭的信任与重用，钟会的权势达到了顶峰，甚至名士嵇康，也是因为钟会构陷于司马昭前，从而被斩首。
为什么司马昭会做出这种选择？
邓艾作为当时曹魏最杰出的军事将领，又久居关陇前线，熟悉蜀汉形势，本是伐蜀主帅的最佳人选。
当司马昭在朝堂上提出伐蜀之役时，招致了强烈的反对声音，“众人皆言蜀不可伐”，而且，尤以邓艾为甚。
邓艾的理由很充足。虽然魏、蜀就国力而论，魏强蜀弱，但自诸葛亮以来，蜀汉一直自承汉室正统，高举北伐旗帜，军事实力强劲，反倒形成蜀攻魏守的局面。
曹魏在曹真、曹爽主持，曾两次主动采取攻势，但皆遭受挫败。司马懿坐镇汉中前线期间，也只能采取稳固防守、谨慎用兵、待到蜀军粮尽自然退兵的消极策略。
所以曹魏上下对于蜀汉颇怀畏惧之心，并不愿意主动进攻。尤其是邓艾坐镇西北前线多年，了解魏蜀两国兵力差异，并不觉得有十分把握。实际上直至司马昭决心伐蜀的前一年，反倒是蜀国姜维在不断地骚扰曹魏边境。
另一方面，司马昭本人与邓艾之间的关系亦很微妙。虽然是司马懿发现了他的才能，辟其为掾，但邓艾却从来不是参与司马氏集团决策的核心人物。
这主要是由于构成司马氏集团决策核心的人物大多都是曹魏功臣后裔，司马氏兄弟与他们有着相似的家世、文化背景与深厚的个人情谊，邓艾尽管功勋卓著，但在文化上却与这一群体格格不入。
邓艾没有算准的，是司马昭的帝王之心。
当司马昭希望借伐蜀之功来摆脱弑君所带来的道德危机时，只有几个心腹，尤其是钟会，坚决支持，积极谋划。
钟会出身名门，参与中枢政事良久，深刻知道军事是政治的延续这一道理，作为司马昭的心腹，只有钟会方能够真正理解伐蜀对于司马昭所具有的重大政治意义，因此钟会得以越过地位、年资皆在其之上的邓艾，主导整个伐蜀之役。
景元三年（262年）冬，司马昭任命钟会为镇西将军、假节都督关中诸军事，准备伐蜀之役，而久经沙场的邓艾，作为征西将军，所统帅的只是一支担负牵制任务的偏师。
03 另辟蹊径
根据钟会的谋划，魏军最初的战略意图是发动钳形攻势：钟会统帅伐蜀部队的主力十余万，从骆谷、斜谷的大路进取汉中；邓艾与另一路将领诸葛绪，各统诸军三万余人从陇西进攻，进行战略牵制，邓艾进取甘松、沓中阻挠姜维的行动，诸葛绪进估武街、桥头切断姜维的归路，阻止姜维退往汉中，使得钟会率领魏军主力能够迅速占领汉中，打开进攻成都的通道。
魏国进军图
但是由于诸葛绪的犹豫，晚到一天未能阻截姜维，姜维得以成功地从桥头突破，引军退往剑阁，依伎天险，与钟会率领的魏军主力相持。钟会进军无措，粮草耗尽后，打算退兵。
这充分说明，邓艾之前对伐蜀之役的反对，是正确的。
但将此功绩继续进行下去的，还是本为偏师的邓艾。按照原计划，邓艾本来应该与诸葛绪一样，引军东向，与钟会率领的主力会师。但由于姜维已抢先一步退往剑阁，据险防守，魏军原来的战略意图其实已无实现的可能，向东与钟会会师，已无实际意义。
邓艾决定改走阴平小径，攻其不备出其不意，绕开剑阁天险，直取成都。十月，邓艾趁姜维被钟会牵制在剑阁，率军自阴平沿景谷道东向南转进，南出剑阁两百多里，钟会也派部将田章等跟进。邓艾率军攀登小道，凿山开路，修栈架桥，越过七百余里无人烟的险域。山高谷深，至为艰险。途中，粮运不继，曾多次陷入困境。部队走到马阁山，道路断绝，一时进退不得，邓艾身先士卒，用毛毡裹身滚下山坡。邓艾率军出其不意地直抵江油，迫降守将马邈，成都近在眼前。
然后，邓艾亲临督战，在绵竹大破蜀军，斩蜀将诸葛瞻（诸葛亮之子）及尚书张遵等人，蜀军全线崩溃。
邓艾乘胜进击，一鼓作气攻陷雒县（今四川广汉北），蜀汉后主刘禅投降，刘禅又派人去前线命令姜维等投降，姜维等得到命令，便到钟会军中投降，蜀汉投降
此战，邓艾趁两军主力相持之际，率偏师出奇兵，进行大纵深迂回穿插，绕过蜀军的正面防御，直捣蜀都成都，创造了中国战争史上著名的奇袭战例。
04 寒门之死
邓艾果敢的军事行动使他统帅的这支偏师最终立下了灭蜀的首功，但同时也埋下了其与钟会失和的种子。钟会作为这次伐蜀之役的策划者与领导者，却无功而返，对于一向骄横自满的钟会而言，是个不小的挫折。
而邓艾在灭蜀之后，又独断专行，给了别人口实。他擅自循东汉将军邓禹以前作法，以天子的名义，任命大批官吏。他拜刘禅行骠骑将军、蜀汉太子为奉车都尉、诸王为驸马都尉；对蜀汉群臣，则根据其地位高低，或任命他们为朝廷官员，或让他们领受自己属下的职务。
钟会于是收集材料，联合下属卫瓘、胡烈、师纂一起上奏，言邓艾所作悖逆，变衅以结，擅权专政，有自立之心。
如上文所述，司马昭与邓艾之间的关系本身就相当微妙，所以邓艾专擅的举动很快牵动了司马昭敏感的神经，于是司马昭下令将其槛车征还。
除了钟会被抢攻，蓄意报复外，巨大的门户之见是钟会想搞死邓艾的根本原因。
魏晋之际是高门名士横出的士族社会时期，钟会作为名士群体中的一员，沾染玄风，弱冠与王弼齐名，“尝论《易》无互体，才性同异，见称当时。”
在这一文化标准下，木讷口吃、出身低微的邓艾是不会被钟会以及司马氏集团中的大多数人引为同类的。因此邓艾尽管功勋卓著，却始终在司马氏集团中处于边缘地位。
事实上钟会乱起之时，邓艾本有机会生还，但与钟会一起合谋的卫瓘（同样出身豪门），却因其曾与钟会共同诬陷邓艾，不愿其生还，下令杀之。
后来朝堂上，侍中杜预曾公开指责卫瓘杀邓艾之事有悖于名士风度，卫瓘却不当回事，连反驳都懒得说。在这帮名士看来，杀死邓艾这种寒门出身的子弟，跟捏死一直蚂蚁没什么区别。
更令人寒心的是司马昭的态度。在邓艾被羁押回洛阳的路上，钟会萌生不臣之心，勾结蜀将姜维，图谋据蜀自立。景元五年（264年）正月，钟会以郭太后遗命之名，矫诏讨伐司马昭，却引发兵变，为部将胡烈所害。
按道理来说，邓艾是被钟会构陷，并无实凭实据说他谋反；而钟会却公然自立，理应受到比邓艾更严酷的惩处。
但司马昭在处置邓艾家属时，却要比对钟会的家属更加严酷，邓艾子邓忠与其俱死，并把他的妻女及孙子流放到西域，对于钟会则只处死了养子钟毅以及参与谋叛的钟邕子息，而因钟繇、钟毓之功，司马昭赦免了钟氏其他子孙，官爵如故。
不但如此，西晋立国之后，对邓艾平反的过程也是困难重重，一波三折。
司马昭死后，司马炎逼迫魏帝禅位，建立晋朝。赦免在魏末反对司马氏诸人的后裔，是西晋立国之后争取人心的一项重要举措。
但司马昭之子司马炎仅仅准许给邓艾立后，却在邓艾“悖逆”的罪名根本无法成立的情况下，依然认为邓艾之死是罪有应得，给他立后不过是“大赦天下”的仁义之举。
泰始三年(267年)，曾任邓艾镇西司马的议郎段灼上书要求为邓艾平反，详细罗列了邓艾所建立的种种功勋，明确地指出没人提出为邓艾平反正是因为邓艾“性刚急，轻犯雅俗，不能协同朋类”，其为人行事与朝中的“雅俗”不合，
此举招致了朝中很多大臣对他的敌意，没有人愿意秉公直言。 直至泰始九年（273年），前蜀汉尚书令樊建再次借机向武帝提出为邓艾平反，指出邓艾的冤狱天下人共知，如果不为邓艾平反，司马炎所标榜的“闻恶必改”的开明政治则流于空文，毫无信用可言
司马炎被此语打动，终于答应考虑为邓艾平反之事。但是从最后发布的诏书来看，虽然承认了邓艾的功勋，但依然认定其“有罪”，只是因为他束手归罪，因此特加怜悯，赐其孙为郎中，准其从西域返回洛阳。
不得不说，整个司马家族对邓艾干的都是缺德事。
05 暮气重重
钟会与邓艾冲突的实质是司马氏集团内部功臣子弟与出身低微的事功型的官员之间的矛盾。因为这些功臣子弟因为相近的文化取向与利益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当时朝堂的主干力量，拥有巨大的权力。
而出身寒门的邓艾等人，却势单人薄，在这场冲突中，司马家族选择袒护地位更为重要的功臣子弟，而诛杀对帝国有绝大功勋的寒门。
与邓艾、钟会冲突相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后来的伐吴之役中。从益州顺流而下的王浚，出身寒门，他没有按照原定计划在秣陵停军不进，接受主帅王浑的节度，而是直取建业，逼迫孙皓投降，夺取了伐吴之役的首功。
王浑、王浚冲突几乎是邓艾、钟会故事的翻版：王浑同样上表奏王浚违诏不受节度，诬罪状之，朝堂建议槛车征还王浚，幸好这次司马炎的处置较为稳妥，否决了这一提议，没有激起更大的祸端，只是下诏切责。
在邓艾、王浚两件事中，西晋朝堂的大多数人完全站在偏袒钟会、王浑的立场上，极力诋毁邓艾和王浚。
这恐怕是因为构成西晋官僚集团主干的是曹魏功臣后裔，他们之间存在着共同的权势网络与利益要求，而作为异质力量邓艾、王浚与钟会、王浑的争功，触忤了这一群体的利益，因此他们千方百计欲陷之于罪，防止其借助军功上升至权力核心。
从这一事件，结合王浑、王浚的冲突，可以看到，魏晋之际的高门子弟占据统治集团的核心，他们通过对邓艾、王浚这样异质力量的排斥，巩固了自己既得的权益，但同时也造成了统治集团内部上升渠道的拥塞。
所以虽然西晋改了新的国号，但暮气深深，四十年后就灭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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