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思中的賈平凹（魏鋒 攝）
文丨賈平凹 魏鋒
二十三年前的1993年，賈平凹創作的《廢都》在經歷了出版、被禁、解禁一波又一波的劫難後，開始走向世界。2016年1月，由美國著名漢學家葛浩文翻譯的英文版《廢都》由俄克拉荷馬大學出版並在美國首發……
2015年歲末，距離《老生》出版不足一年半時間，賈平凹又推出其第十六部長篇小說《極花》，單行本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於2016年3月推出。
2016年，對於賈平凹來說，是一個收穫之年，他也將越來越受到關注。
在許多人眼裡，擁有著名作家、茅盾文學獎得主、陝西省作家協會主席、書法家、畫家頭銜，被譽為“鬼才”“怪才”“奇才”的賈平凹可謂功成名就，是命運的寵兒。然而如人飲水冷暖自知，賈平凹不止一次在不同場合吐露肺腑之言：“六十年裡見過彩旗和鮮花，也見過黑暗和荒涼，為自己寫出某個作品而興奮過、得意過，也為寫不出自己嚮往的作品而焦躁、煩惱和無奈過。”“我雖然在城市裡生活了幾十年，平日自詡有現代思維，卻仍有嚴重的農民意識，即內心深處厭惡城市，仇恨城市，我在作品裡替我寫的這些人厭惡城市、仇恨城市。我越寫越寫不下去……”
但是，在四十多年的文學征途上，自稱“鄉村的幽靈在城市裡哀號”的賈平凹又有著“無論未來我能走到哪一步，我現在覺得我還有寫作的飢餓感和強烈的衝動”的執拗，始終保持著旺盛的創作熱情，筆耕不輟。
《極花》單行本
每隔兩年就出一部長篇，“文壇勞模”的創造力從何而來？
在五十歲到六十歲這十年中，我覺得自己寫得多些，特別是到了五十歲以後，我覺得才瞭解了一些事情，能寫一些文章了。實際上，我五十歲以前寫得並不好，對於這之後寫的《秦腔》《高興》《古爐》《帶燈》《老生》這幾部長篇小說，自己還是比較喜歡的。有人說我怎麼年紀大了卻越來越能寫，我想這是閱歷所至。我不主張人們稱我為“文壇勞模”，作家就是一個行當，本身就是弄這一行的，自己覺得還能寫，就多寫一些。
我的創作主要緣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對這個時代的關注和了解，沒有與這個社會脫節。有許多人年紀大了就開始與時代脫節，基本上不關心社會上發生的事了。我現在雖然六十多歲了，文學創作和生活節奏與三十歲、四十歲時是一樣的，一天忙忙碌碌的，也疲勞，但總想把自己感覺能寫的東西寫出來。因為這個，你對中國社會一定要有個把握和了解。另一個方面，是對手中的筆和紙仍有一種新鮮感。人上了年紀以後，有時候就懶得不想動彈，有時候想動彈，筆下的感覺卻沒有了。一個作家不但要和社會有親近感，也要和筆墨紙硯有親近感，始終保持激情的感覺，否則文章就寫成一般性的記錄了，若這樣下去，總有一天感覺會慢慢消退，到那時就寫不成了。
平心而論，這麼多年，我做到了潛心創作。除逢年過節和外事活動外，每天早上8點老婆準時把我送到書房，一直到晚上12點以後才出來。我一年裡要參加各種活動，這種情況下還要保證自己的寫作時間，不免得罪了不少人，被說成架子大，其實我是真的沒有時間應酬。我寫了這麼多小說，也產生了影響，但沒有成為一個好丈夫和一個好父親，為家裡做的事情特別少，女兒上學接送、開家長會，甚至有時候連她生病住院都沒時間去，對於這些，我是很愧疚的。
賈平凹（右）在其書房接受魏鋒專訪
《帶燈》《老生》的素材來源
就文學創作而言，有人主張純虛構，有人主張關注社會問題。但我還是堅持創作自己感興趣的農村題材。《帶燈》這部2013年出版的小說，雖然有藝術加工的成分，但寫的是鄉村的現實生活，這些素材都是採訪到的事實，書中每個人物都有真實的原型，沒有編造，四十萬字花費三年時間寫完。
《帶燈》的素材來自一位深山中的鄉鎮女幹部的短信講述。我曾多次收到莫名短信，短信以詩一般的語言講述自己的生活感受與工作中的故事。起初我沒有在意，短信讀後隨手刪除，後來發現這位女幹部語言生動、故事有趣，就漸漸以筆抄錄，於是就有了創作一部反映鄉村現實題材小說的想法。
後來，在這位負責任又善於開展工作的女幹部帶領下，我到那個吃飯喝水都成問題的深山裡，與她最親近的鄉民——各個村寨的“老夥計”聊了很多，我不僅結識了一些可敬的農民朋友，也進一步瞭解了農村的現狀。小說中收錄了一部分這位鄉鎮女幹部的文字，有一部分是虛構加工的。我時常感到，創作《帶燈》的過程其實也是整理我自己的過程。
從山村回到西安後，這位鄉鎮女幹部堅持每天給我發短信，談工作和生活、追求和嚮往，也說悲憤和憂傷，似乎什麼都不避諱，還定期寄來核桃、山梨，還有鄉政府發給村寨的文件、通知、工作規劃、上訪材料、領導講稿等。有一次可能是她疏忽了，寄來的文件裡夾了一份她因工作失誤而寫的檢查的草稿……如《帶燈》中描述的一樣，山裡的村民樸實、可愛，生活比較散漫，與外界聯繫很少。
“你是我在城裡的神，我是你在山裡的廟……”作為《帶燈》小說的女主人公的原型，這位萬般辛苦地為國家在基層鄉鎮服務百姓的女幹部，在短信中顯示出具有一定的文學天賦，但我不希望、也沒有鼓勵這位鄉鎮幹部去圓文學夢——因為她是沒有被世俗汙染的一個人，如果不去追求那些理想的東西，她很可能就會心靈麻木，混同於一些鄉鎮幹部去跑個官、弄個錢，可是她不會那樣去做。
寫作《老生》是我第一次“民間寫史”的嘗試，它也是我在構思和前期準備上“最糾結”“特費勁”、寫作時“最隨心”“最順暢”的一部小說。《老生》寫了一百年來的歷史，這些歷史有的是我小時候常聽老人們講的，也有後來聽看望我的鄉親們講的，有的為自己所經歷，還有自己親自走訪過的，我以自己的想法把它寫出來。選擇2014年3月把這部長篇拿出來與讀者見面（後首發於《當代》2014年第5期），因為公曆3月21日，也是農曆的二月二十一，是我的生日，算是給自己的壽禮。我經常講，文學是一個品種，你只能寫這個時代的品種，對於這個時代各人有各人的看法，有個人的獨立思考，寫自己想寫的或自己能寫的文章，表達出自己的聲音。
寫作中的賈平凹（木南 攝）
《極花》主人公胡蝶（盛萬鴻 繪）
《極花》的創作初衷
這個故事的雛形是寫《高興》的時候聽來的，是發生在老鄉身邊的一個故事，之後我又不斷地走訪、瞭解有關故事，但十多年沒有動筆去寫。寫《老生》時有了寫《極花》這部小說的想法，真正動筆則是在2015年夏季。
我寫《高興》時，一個在西安打工的老鄉的女兒被拐賣到山西，警察解救她的那一晚，我和朋友孫見喜守在電話機旁，直到半夜那邊才打電話來說解救成功了，他們正往山外跑呢。後來才知道詳情，當地人攆啊打啊，比電影情節還令人緊張。這件事像刀子一樣刻在我心裡，一想起來，覺得那刀子還在往深處剜。《極花》的重點不是寫警察怎麼解救被拐賣的胡蝶，這種案件在中國太多太多，別的案件可能比拐賣更離奇和兇殘。我關注的是城市怎樣肥大了而農村怎樣凋敝著，關注的是農民的生活狀態和精神狀態。
我雖然在城市裡生活了幾十年，平日自詡有現代思維，卻仍有嚴重的農民意識，即內心深處厭惡城市、仇恨城市，我在作品裡替我寫的這些人厭惡城市、仇恨城市。我越寫越寫不下去，我是鄉村的幽靈，在城市裡哀號。農村的凋敝尤為值得注意。一般而言，有四條線共同在村子裡起作用：政權、法律、宗教信仰和家族。但這些都在日新月異中發生著變化，廟沒有了，家族關係淡了，法律也因為地方偏僻而顯得鬆懈，各種組織又不健全，導致了農村的無序狀態，大量的人往城市裡擁，在這過程中發生了很多奇特的事。政府是很重視新農村建設的，但農村裡沒有了年輕人，靠那些空巢老人和留守兒童去建設？這不現實。在一些農村看到集中蓋起來的漂亮房子，但那些地方基本上是離城近、自然生態好的，稍微偏遠些的村子，是沒有那個能力的。沒技術、沒資金的男人仍“剩”在村子裡，靠地吃飯，靠天吃飯，無法娶妻生子……
我越到現在這個年齡，越對自己創作的作品不滿意，寫得相對慢了一些。《秦腔》以後的作品沒有特別滿意的，但畢竟都是自己寫的，寫的時候滿懷信心，下了好多功夫，至於寫得好不好都由讀者來評判。當然，於我而言，把它寫出來就是了。我不可能寫別的故事，也不會去寫自己不瞭解的故事。
賈平凹（右一）與鄉親敘舊，瞭解農村現狀
作品始終表現出對鄉村的沉重現實關切
作家肩負著一定的社會責任，寫到一定時候，就自然而然要為這個時代、這個社會盡一份責任。作家的使命是要關注現實，要對社會抱著很大的感情，研究社會的走向，對社會的焦慮、憂患，不是嘴上說的事情，要真正操那個心。你對社會的研究越深，對社會的發展有深度關注，你對社會向前怎麼走就有一個比較準確的預期和把握。
從開始創作到現在已經四十多年了，我現在還熱衷於農村題材的寫作，儘自己所能講好中國農村的故事。我近十年的長篇小說也都圍繞著這個展開：《高興》（2005年）講述了劉高興那些來自農村、流落都市的拾荒者的故事；《秦腔》（2008年）集中表現了改革開放年代鄉村的價值觀念、人際關係在傳統格局中的深刻變化；《古爐》（2011年）書寫被迫捲入一場聲勢浩大的運動之中的一個村莊裡的人和事；《帶燈》（2013年）以櫻鎮綜治辦公室女主任為主角，寫中國農村當下基層的現狀；《老生》（2014年）描寫發生在陝西南部山村的民間故事，寫出了一首20世紀中國的“悲愴奏鳴曲”；《極花》（2016年）通過寫一個被拐賣到農村的婦女，展現農村的凋敝現狀。未來時日，對於農村，我還將繼續寫下去。
作為一個當代的中國作家，生活在這個時代是必然要關注現實的，不關注是不可能寫出作品的。要真實地展現中國人的生存狀態和精神狀態，並進行真實的、準確的、全面的呈現，在呈現過程中不是調侃的、戲謔的，而應該投入巨大的感情來寫，要把真實的一面表達出來，才可能把這個時代表達出來。
賈平凹在棣花鎮老街採風（木 南 攝）
人一生做不成幾件事，我唯一堅持的可能就是寫作
一直以來，我寫作時不用電腦，都是用筆手寫的。完成一部小說的創作，用壞上百支筆習以為常了。我覺得堅持手寫很有意思，雖然慢了一點，但創作時筆和稿紙相融的靈感在。原來想過用電腦，但我小時候沒學過拼音，開始學電腦就要用拼音，但是學不會，就不用電腦了，現在寫的作品仍舊請人用電腦打印出來。此外，我個人覺得手寫能保留原稿，電腦寫作就保留不了。實際上這個問題無所謂，哪個順手就使用哪種方法。我也經常唸叨，人一生寫多少字是有定數的，用電腦寫得快，寫完就沒啥寫了；電腦手寫板寫出來的字，看起來難看一些，再說長時間用電腦，就不會寫毛筆字了。這就好比以前人都吃手擀麵，後來有了壓面機，壓面機又方便又快捷，省時省事，大家都說好，吃上一段時間機器壓的面後，大家就不愛吃了，還是喜歡手擀麵。
文學創作與影視創作是兩碼事，影視傳播面比較廣，有些作品本來影響不大，但通過影視傳播，擴大了作品的影響面。對於影視，我沒有精力，也沒有涉足過。寫作對我而言，就像是磁場強大的磁鐵，一輩子專注地在寫作上耕耘，也算是一件幸事。我的長篇小說，誰要改就改去。到目前，我的小說先後被改編了六七部，有的拍得好，有的拍得一般，還有的拍出來我都沒有看到。
人一生做不成幾件事，我唯一堅持的可能就是寫作。到現在的年齡，覺得寫作有一點隨心所欲，尤其在長篇創作上，慢慢悟出了一些東西，然後就把自己想到的、思索的表達出來。文壇是一個比較殘酷的名利場，淘汰率特別高，現在回顧當年和我一起在全國獲獎的那些作家，大多數已不再從事文學創作，而我一直堅持寫作。有時候覺得自己現在已是個老漢，卻跟二十幾歲的小夥兒一塊寫，有幾次獲獎時要我發表感言，我都覺得不好意思。但從另外一個方面來說，自己能和年輕人一塊寫，證明自己還能寫，還沒有落伍。寫作於我，是一種生命的需要。
我是一個不善交際的人。作為一個作家，我覺得首先應該把自己的作品寫好。至於向外推廣，就不是個人能力所能達到的了。《廢都》之前，我的作品被翻譯的較多，《廢都》遭禁後，被翻譯的作品少了，我只能“守株待兔”。我不懂外語，翻譯的效果到底怎麼樣也說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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