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私房钱，大家应该不陌生，丈夫瞒着妻子悄悄藏点零花钱，这是再司空见惯不过的了。普通人藏点私房钱，这没啥，但如果皇帝也要藏私房钱，这事儿听起来会不会有点不一般呢？

我们都知道，皇帝“富有四海”，全天下都是他的，他想要什么有什么，那他为什么还要存私房钱呢？再说到本期要讲的主人公乾隆皇帝，在这个问题上，他还不光是存点私房钱，更特别的是，他的私房钱还很有特色。他为了给自己存点钱，有时可以说是不择手段，甚至发展到为了抢人家的财产，去抄大臣的家。你看，有意思吧？更有意思的是，乾隆皇帝花钱也花得不同凡响。比如，他辛辛苦苦攒下的私房钱，最大的几笔开支都修了寺庙了。如果你觉得这是因为乾隆信佛，那你想对了一部分，这里面可大有玄机，甚至藏着一个清朝维持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秘密，今天就带着你揭开这背后的故事。

皇帝为什么要存私房钱？乾隆皇帝的私房钱又是从哪来的？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皇帝存私房钱这事，并不是从乾隆开始的，早在秦朝，皇帝的小金库和国库就是分开的。管理皇室内部财务的叫“少府卿”，少府是帮皇帝打理个人财产的机构，少府卿就是这个机构的负责人。管理国库的叫“治粟内史”。这个“治”就是治理，“粟”就是小米，在当时是重要的口粮，“内史”是周朝遗留下来的官名，治粟内史字面上的意思是主管粮食的大臣，引申为掌管国库的官员。

秦朝以后的大多数时期，皇室的财产和国库的资产也都是严格分开的。为什么要分开呢？主要是为了防止皇帝的挥霍。皇帝用自己的钱，不用跟谁商量；想要动国库的钱，就需要跟掌管国库的大臣商量，甚至要跟大臣们开会讨论。记录明朝历史的《明实录》里面有这么一件事，万历皇帝有一次说私房钱不够花了，想从国库拿20万两白银贴补一下家用，结果管国库的大臣一脸不乐意，还价还到10万两，万历好说歹说又往上加了5万两，最后要了15万两。皇帝如果大肆挥霍，导致国库空虚，一旦遇上灾荒或者战争，国家就危险了，所以，皇室财产和国库资产分开，皇帝挥霍的欲望就多少可以受到大臣们的制约。而且对皇帝来说，个人财产和国库分开倒也省得麻烦，花自己的钱，不会有人在旁边啰嗦。

乾隆年间也是这样，不过乾隆皇帝比较有意思，他能挣会花，虽然不能伸手找国库要钱，日子照样过得滋润。那乾隆皇帝的私房钱是从哪儿来的？

说起这个问题，首先要说一个官僚机构，叫作“内务府”。你在清宫剧中经常会听到这个名字。这是清朝设的一个机构，主要负责宫廷的日常事务，也就是皇家的饮食起居，清朝皇帝的收入和支出都通过内务府。内务府最重要的职能之一就是为皇帝创收，主要通过两个渠道，一是官庄的地租收入，二是当铺的商业收入。

我们先来看官庄的地租。民间一般把官庄称为“皇庄”，就是皇家庄园。今天北京十号线上有一站叫作“海淀黄庄”，这个黄字是黄色的黄，其实原本写成皇帝的皇。海淀黄庄这一带，原本就是清朝皇帝的一处皇家庄园，辛亥革命以后，为了反封建，就把皇帝的皇改成了黄色的黄，于是就有了今天的海淀黄庄。其实，这些皇家庄园在清朝的官方叫法是官庄。官庄定期把收上来的地租交给皇帝，地租可以是货币，比如白银、铜钱，也可以是粮食、瓜果、蔬菜之类的农产品，这些统统都供应了皇室。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官庄的土地来自哪里？

官庄土地的第一个来源是圈地。你对这个词可能有印象，康熙初年的权臣鳌拜，有一项重要的罪名就是圈地。所谓圈地，就是清军入关以后，王公贵族圈占土地的行为。一开始，还只是圈占无主荒地，后来发展到强行圈占百姓的土地，这就严重激化了社会矛盾。终于在康熙八年，朝廷发布命令，禁止了圈地。圈地虽然后来是禁止了，但在禁止之前，清朝皇室自己也参与了圈地，圈来的土地就成了官庄土地的一部分，清朝皇帝的第一桶金。

第二个来源叫作百姓“投充”。所谓投充，原本的意思是失去土地的农民投靠旗人，给他们做家奴，寻求庇护。但清朝初期，一些汉人地主也主动带着土地去投靠旗人，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朝廷有优惠政策，汉人地主主动带着土地投靠的，可以保留一些自留地，这些土地不用向旗人交租，于是很多汉人地主就主动投靠。你想啊，当时王公贵族们正忙着圈地，说不定哪天你家的地就被他们圈走了，你要是主动投靠，认某个旗人做主子，他就会给你提供庇护，你多少能自己留点地。

官庄土地的第三个来源是抄家。如果有人犯了罪，皇帝派人去抄家，犯人家里的田产往往就被皇帝据为己有，变成了官庄的土地。比如，乾隆年间有一个大臣叫承安，他的曾祖父就是康熙年间的名臣纳兰明珠。承安就被乾隆皇帝抄了家，理由是他嗜酒成性，玩忽职守。这个罪名有点莫名其妙，承安的曾祖父纳兰明珠曾经被康熙指责说他结党营私，背着这么大的罪名都没被抄家，而承安只是爱喝酒，就被乾隆抄了家。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承安的家产非常丰厚，光土地就有四十多万亩。这是什么概念？乾隆把承安的土地据为己有以后，官庄的土地总共也不过一百多万亩，其中来自承安的土地占到了三分之一。

除了经营官庄，内务府还搞商业活动，比如开当铺。乾隆年间，内务府前后一共开了26家当铺，这些当铺有的是皇帝自己出钱开的，有的是抄家抄来的。内务府当铺的经营很有意思，负责当铺经营的都是皇帝指派的官员，而且皇帝对他们都有业绩上的要求。如果当铺的年收益率达到了八厘也就是8%以上，负责经营的官员就可以得到奖励；如果年受益率不到八厘，那么负责的官员还要自掏腰包把不足的部分给补上。

内务府官庄和当铺的收入，在乾隆皇帝的私房钱里其实并不占大头。官庄产生的都是农业收入，农业的赚钱效率肯定是比不上工商业的。当铺在理论上是一桩很赚钱的生意，但内务府当铺长期面临一个大问题，那就是官员向当铺借债不还。

清朝官员的合法收入并不是很高，特别是京城的官员，就更穷了，但官员的开销却很大，特别是人情往来，都是钱堆出来的，于是很多官员就找人借钱。你如果看过电视剧《雍正王朝》，应该还记得里面有一个情节是说，大量官员向国库借钱造成了国库亏空，四阿哥胤禛就和十三阿哥胤祥一起，担负起了追讨欠款的工作，结果得罪了很多官员。其实，当时官员们的债主除了国库，还有一个就是内务府的当铺。因为当铺手上有不少流动资金，时间一长，这竟然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官员向内务府当铺借钱，到还钱的时候就从他们的俸禄里面扣。但很多官员到死也还是还不上钱，于是内务府当铺就出现了大量的坏账。内务府当铺背上了这么多坏账，就很难经营了。乾隆年间内务府就曾有官员上奏，说内务府的当铺现在除了开在黄金地段的，其他都维持不下去了。可见，对于乾隆皇帝来说，当铺并不是一只会下金蛋的母鸡。

那么乾隆皇帝收入的大头是什么呢？主要是两块，一块来自国家财政收入，另一块来自大商人。

说到这里你可能要问了，前面不是说皇帝的私房钱和国家财政收入是分开的吗，怎么国家财政收入又成了乾隆私房钱的大头了呢？其实这并不矛盾，因为清朝有一个特殊的人群，叫作内务府包衣。包衣这个词，你可能在清宫剧里经常听到，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啊，包衣的全称是包衣阿哈，这是一个满语词汇。“包衣”就是家里的，“阿哈”就是奴才，包衣阿哈就是家奴的意思，后来简化成了包衣。

皇帝家里也是有包衣的，这些包衣都在内务府工作，称作内务府包衣。内务府包衣因为和皇帝关系比较近，如果获得皇帝的宠信，就可能获得很高的地位。比如《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他的家族之所以一度非常显赫，就是因为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做过顺治皇帝的内务府包衣，曹玺的妻子还做过康熙皇帝小时候的保姆，所以康熙和曹家的关系非同一般。对于曹玺的儿子，也就是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可以说是非常信任，康熙曾经先后六次南巡，有四次都住在曹家。

皇帝对于自己最信任的内务府包衣，经常派出去做官。比如，曹寅就曾经担任过江宁织造，负责监制宫廷所需的丝绸制品，可以说是一个肥缺。皇帝派包衣出去做官，目的往往是让他们帮自己创收。比如关税和盐政这两项，就经常被内务府包衣把持着。为什么是关税和盐政？因为这两项历来都是国家的重要财源。关税就是货物通过税关时缴纳的费用，盐政就是国家对食盐制造和销售的管理。食盐是重要的生活必需品，盐业收入在古代长期是国家的重要财政收入。

我们先看关税。清朝皇帝经常派出内务府包衣去担任税关的负责人，也就是税关监督。这些包衣为了讨好皇帝，上交关税收入时一般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交给户部，算作国家的财政收入；另一部分交给内务府，成了皇帝的私房钱。比如河北张家口在当时是一处贸易要地，内地和蒙古以及俄罗斯的贸易经常在这里进行，所以清朝政府就在这里设了一处税关，由乾隆派出的包衣担任监督。乾隆十二年，张家口税关上交给户部的税银是2万两，上交给内务府的税银却达到了21396两3钱，比交给户部的还多。你看，关税收入就这样流进了乾隆的荷包。

盐政收入也是一样的。举个例子，天津长芦地区历来都是重要的产盐区，今天那里还有一家国企，叫天津市长芦盐业总公司。在乾隆年间，当地的最高盐务长官叫作长芦盐政，这个职位经常由内务府包衣担任。长芦盐政除了管理盐务，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叫作“例贡”，就是定期向皇帝进贡，一年四次，分别是过年、端午、皇上生日、太后生日。进贡的一般是一些奢侈品，比如古玩、玉器等等。例贡是一项很正式的制度，在乾隆三十六年，乾隆皇帝甚至下了一道命令给长芦盐政，规定了每年用于例贡的具体金额，11700两。你看，

除了在国家财政收入上打主意，乾隆还从大商人身上赚了不少钱。这里的商人主要是盐商，因为贩卖食盐在当时是暴利，盐商很容易发展成巨商。清朝并不完全禁止商人参与食盐的运输和销售，但盐商一定要先获得朝廷的授权，所以，盐商从一开始就是依附于朝廷的，对于朝廷的各种要求也很难拒绝，对于皇帝更是要唯唯诺诺，感恩戴德，唯恐得罪了皇帝，自己的生意就保不住了。

那乾隆皇帝是怎么从盐商身上赚钱的呢?首先是盐商的“报效”，这个意思很明显，就是盐商受了皇帝的恩德，要出钱报恩。根据作者的考证，在乾隆年间，内务府几乎每年都会收到商人们的报效，淮扬地区的盐商占了其中的大头。乾隆十三年，内务府收到淮扬盐商报效的20万两白银，乾隆二十年，这个数字是80万两，到了乾隆二十二年，更是达到了100万两，数目是相当可观的。乾隆皇帝曾经六次下江南，所需的费用也经常出自盐商。前几年有一部电视剧叫《大清盐商》，主人公叫汪朝宗，他的原型就是乾隆年间著名的扬州盐商江春。乾隆第四次出巡时，江春提前把扬州的江园修缮一新，招待乾隆前来游玩，赢得了乾隆的称赞。到了第五次南巡时，乾隆更是直接住进了江春家里，和江春一起闲话家常，被江春视为莫大的荣耀。

除了这样的报效，贷款利息也是乾隆从盐商身上赚钱的重要手段。盐商不敢得罪皇帝，皇帝要借钱给他们，他们自然明白皇帝是想赚利息，就算手上不缺钱，也不敢拒绝。而且，皇帝给的贷款利率也不算特别过分，年利率一般是12%，而民间高利贷的年利率都在30%左右。刚才说的大盐商江春，就曾在乾隆三十七年向皇帝借款30万两，后来每年都会缴纳36000两白银的利息。历史学家周志初曾经做过统计，在乾隆末年，每年获得的利息大约在30万两左右，这些钱也统统流进了乾隆的荷包。

你看，乾隆赚钱的手段是很多的，内务府的官庄和当铺、财政收入的挪用、盐商的报效和贷款利息，共同撑起了乾隆皇帝的荷包。那乾隆究竟赚了多少钱呢？内务府有一个机构叫广储司，专门替皇帝负责储藏和出纳。根据广储司的记录，从乾隆十年到乾隆六十年，内务府银库的总收入达到了6880万两，花出去的也不少，高达6770万两。

那乾隆的私房钱都花到哪儿了呢？乾隆皇帝为什么要用自己的私房钱修建寺庙？这和清朝维持多民族国家的秘诀又有什么关系？

首先，当然是吃穿住用，游山玩水。乾隆前后六次下江南，为了彰显皇家气派，那真叫花钱如流水。但接下来要给你讲一件特别具有清朝特色的事情，那就是乾隆把大量私房钱用来修建了藏传佛寺。

这里说的藏传佛寺，就是藏传佛教的寺庙。藏传佛教是指传入西藏地区的佛教分支，因为它的修行者被称作喇嘛，所以又俗称喇嘛教。藏传佛教的一代宗师宗喀巴创立了格鲁派，这个教派的僧人一般都戴着黄色的帽子，所以格鲁派又被称为“黄教”。黄教后来传到蒙古，对蒙古人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

乾隆在藏传佛寺上花了多少钱呢？从现存的乾隆年间内务府账本来看，从乾隆八年到乾隆六十年，有据可查的开支有45000多笔，其中和宗教相关的开支2万多笔，占到了将近一半。根据作者的统计，乾隆年间，光是北京修建的藏传佛寺，就花了1000多万两。

比如顺治年间修建的白塔寺，乾隆八年重修并改名为永安寺，当时乾隆还专门成立了永安寺工程处。从乾隆八年到乾隆三十五年，永安寺改造工程一直持续进行，工程费达到了20多万两白银。再比如乾隆十一年，又在北海旁边兴建了阐福寺，花了14万两白银。在乾隆三十三年，为了给太后庆祝八十大寿，乾隆皇帝又在北海旁边修建了极乐世界和万佛楼，极乐世界耗费白银27万两左右，万佛楼则耗费白银110多万两。这还不包括木材的运输费，建造万佛楼所需的木材都来自热河围场，根据热河总管当时的报告，砍伐出来的木材接近14万件，从热河运到北京，运输费大概花了54万两。

除了北京以外，乾隆还在热河、山西等地都建了藏传佛寺。其中热河最有代表性。热河大致在今天河北、辽宁和内蒙古的交界地带，在清代初期本来人烟稀少，一些蒙古人在这里建牧场。雍正元年，在这里设立了热河厅。之所以取名叫热河，是因为这里有温泉流入河水，即使在冬天寒冷的时候，河水也不会结冰，所以取名叫热河。后来在雍正十一年，政府又把热河厅改名为承德州，“承德”的意思就是承受祖先的恩德，著名的承德避暑山庄就建在这里。

可能会有人觉得，避暑山庄就是皇帝度假的地方嘛，其实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清朝皇帝除了到热河度假，还在这里建了不少藏传佛寺。我在前面曾经说过，乾隆皇帝光在北京修建藏传佛寺就花了1000多万两白银，那么在热河又花了多少呢？正好差不多一半，500多万两。今天你如果去承德避暑山庄游览，还可以看到很多藏传佛寺，比如普宁寺、普乐寺等等，这些寺庙合称“承德外八庙”，很多都是西藏建筑风格，非常显眼。

说到这里，你可能要问了，乾隆皇帝为什么要用自己的私房钱来修建藏传佛寺呢？他老人家为了赚钱，都不惜挪用国家财政收入了，怎么在修建佛寺的问题上又大方起来了呢？其实，这个问题里面藏着很深的道理，清朝能够长期维持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原因，就和这个问题有关。

乾隆用私房钱来修建藏传佛寺，这首先当然是因为，乾隆自己的确是藏传佛教的信徒，他曾经拜藏传佛教的章嘉活佛为上师，随他一起修行密宗。而且，清朝的官方档案里还留下了这样的记载：乾隆皇帝在平定金川地区的叛乱后，处死了叛乱的十三名领袖，用他们的骨头制成了密宗的法器，供奉在宫内的佛堂之中。甚至乾隆皇帝的陵墓也就是裕陵地宫中，还可以看到近百种藏文陀罗尼咒。陀罗尼咒是藏传佛教的一种封印，“陀罗尼”就是让善法不散失、恶法不作祟的意思。乾隆皇帝对于藏传佛教的信仰，确实有真心实意的成分。可惜，目前没有什么记录乾隆内心活动的资料，我无法对此作出考证，但从佛教徒的一般动机来看，乾隆很可能认为，只有用自己的钱来修建藏传佛寺，功德才会回向给他自己。

不过，乾隆皇帝修建藏传佛寺，归根结底是为了维持大一统国家的稳定。前面我说过，藏传佛教在清朝已经成为藏人和蒙古人的共同信仰，乾隆修建藏传佛寺，就是为了利用宗教来维护中央王朝与西藏、蒙古的关系。乾隆皇帝在北京、热河地区修建的佛寺，大多都是西藏的建筑风格，他还邀请了大批藏传佛教的喇嘛进驻这些佛寺，定期举办法事。藏传佛教的高僧前来北京朝拜时，经常居住在热河的佛寺，这样中央政府就大大拉近了和西藏上层人士的感情。

比如在乾隆四十四年，恰逢乾隆七十大寿，六世班禅就率领了两千多人，从扎什伦布寺启程，前往北京朝拜祝贺。乾隆就模仿扎什伦布寺的外观，提前在热河建造了须弥福寿寺，专供六世班禅居住。六世班禅在京期间，还在雍和宫等地讲经说法。六世班禅的北京之行，加强了中央政府和西藏地区的政治联系。乾隆通过建藏传佛寺，达到了拉拢西藏、稳定西南边疆的目的。

更重要的是，藏传佛寺的修建还笼络了蒙古的王公贵族。北京是清朝的都城，热河则是蒙古和内地之间的交通枢纽，乾隆在北京到热河一带修建藏传佛寺，这就吸引了很多蒙古王公前来拜佛，增强了内地和蒙古的精神联系。尤其是热河地区的普陀宗乘之庙，因为外形完全仿照拉萨的布达拉宫修建，号称“小布达拉宫”。对蒙古王公来说，拉萨远在天边，热河却近在眼前。在明朝，热河地区是防范蒙古的前线，也是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的隔离地带；在清朝，这里却成为蒙古王公心目中拜佛朝圣的目的地，也成为内地和蒙古之间和睦相处的象征。

乾隆的这种做法，客观上还削弱了蒙古的经济实力。他修建藏传佛寺，邀请了很多喇嘛长期住在寺里，但拨给喇嘛的生活费用却很少，甚至少于八旗官兵。而且有很多喇嘛根本没有编制，也就领不到生活费。那喇嘛靠谁来养呢？靠蒙古王公的布施。乾隆的这种做法，客观上消耗了蒙古人的财力，降低了他们反叛的可能性。在清朝，位于内地和蒙古之间的热河，驻防军费却非常少，甚至少于江南地区的驻防军费。可见，修建佛寺虽然花了很多钱，但其实是一笔划算的买卖。

既然修建佛寺的行为背后有这种政治考虑，那乾隆为什么不用国家财政资金来建呢？这背后可能还吸取了元、明两代的教训。

皇帝修建藏传佛寺，这种行为也不是清代特有的，在清代以前，元、明两代也曾修建过藏传佛寺。元世祖忽必烈将著名的喇嘛八思巴奉为帝师，并修建了大乾元寺和龙光华严寺。从此，藏传佛教成为元代的国教，修建藏传佛寺的风气，一直到元代灭亡前夕都没有中断。明代从太祖朱元璋开始，就非常推崇藏传佛教。朱元璋曾经将两名喇嘛任命为全国最高僧官，管辖全国佛教，包括中国内地的汉传佛教。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以后，北京再度成为藏传佛教的一个重要中心。明宣宗朱瞻基曾在北京大量供养喇嘛，为此还专门修建了大觉寺。明朝皇帝里最推崇藏传佛教的是明武宗朱厚照，他甚至自封为藏传佛教的法王，还修建了大护国保安寺、镇国寺等佛寺。

元明两代皇帝对藏传佛教的尊崇，除了他们的个人信仰，也同样存在安抚边疆地区的考虑，不过，元明两代修建佛寺花的都是国家财政资金，这对国家财政造成了沉重负担。《元史》里面就说，元代修建佛寺导致“朝廷未尚有一日之储”，就是根本存不下钱来。明代中后期经常出现财政危机，也和皇帝修建佛寺、供养喇嘛有一定的关系。乾隆皇帝也大建佛寺，但并没有给国家财政造成沉重负担，因为他动用的不是国库的钱，而是自己的私房钱。

现在可以说，清朝其实是在用两套逻辑治理一个多民族国家：一套是政府的行政逻辑，也就是中央政府与各地地方政府之间的上下级关系；另一套是皇帝所代表的精神力量。清朝皇帝对不同的族群，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对满人和蒙古人，他是大汗；对汉人，他是信奉程朱理学的圣君；对藏人，他是文殊菩萨转世；对西北穆斯林，他是伊斯兰信仰的保护者。清朝皇帝代表的精神力量，成为联结各民族的重要纽带，清朝多元一体的版图能够延续下来，和这种精神力量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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