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中國人一旦失意，就想著回家種地？
因為鄉村典型的生活，常被視為最理想的優美生活，農村的理想表現於藝術哲學及生活者，如此深植於一般中國人之意識中，應亦為今日民族健康之一大因素。
中國生活典型之創始者能於原始的生活習慣與文明二者之間維持一平衡，其手段豈非巧妙？
豈非此健全的本能，導使中國人崇尚農耕文明而厭惡機械技巧，並採取一種單純的生活？
豈非此健全的本能，發明人生的愉快而能使不致勞形役性，因而在繪畫中，文學中,一代一代地宣揚著“歸田”思想。
因為越接近自然，越能保持體格上與道德上之健康狀態。生活在鄉村裡的人不會腐化，生活在都市裡的人才會腐化。
一般學者以及住居城市煩膩了的小康之家，自然而然不斷髮生讚美田園生活的呼聲。
著名學者之家書及家訓裡頭，隨處充溢著這樣的理想，不啻描繪出中國“文明的容貌”之一重要表情，它對於中華民族之長存，實有微妙而淵博之貢獻。
著者暇時曾隨手選出一篇鄭板橋致其介弟之家書，內容天真可愛,堪列於世界偉大作品之林：
吾弟所買宅，嚴緊密慄，處家最宜。唯是天井太小，見天不大，愚兄心思曠遠，不樂居耳。是宅北至鸚鵡橋不過百步，鸚鵡橋至杏花樓不過三十步，其左右頗多隙地；幼時飲酒其旁，見一片荒地，半堤衰柳，斷橋流水，破屋叢花，心竊樂之；若得制錢五十千，便可買地一大陂，他日結茅有在矣。吾意欲築一土牆院子，門內多栽竹樹草花，用碎磚鋪曲徑一條，以達二門；其內茅屋二間，一間坐客，一間作房，貯圖書史籍、筆墨、硯瓦、酒鍾、茶具其中，為良朋好友後生小子論文賦詩之所。其後住家主屋三間，廚房二間，奴子屋一間，共八間；俱用草苫，如此足矣。清晨日尚未出，望東海一片紅霞；薄暮斜陽滿樹，立院中高處，便見煙水平橋。家中宴客，牆外人亦望見燈火。南距汝家百三十步，東至小園僅一水，實為恆便。或曰:“此等宅居甚適，只是怕盜賊。”不知盜賊亦窮民耳，開門延入，商量分惠，有甚麼便拿甚麼去；若一無所有，便王獻之青氈亦可攜取，質百錢救急也。吾弟留心此地，為狂兄娛老之資，不知可能遂願否？
這一篇文字，可以說是中國文學的典型情緒。此種鄭板橋之田園思想基於其同情於貧苦農夫的詩意，此詩意天然趨合於道教精神。
至於曾國藩之田園思想則基於保存家族的理想，故密切接近於孔教之家族制度。田園生活的思想，實即為社會制度之一部分，這社會制度使家族成為政治教育制度的一個單位，併為政治教育制度的一個分部，而政治教育制度又使鄉村成一單位。
曾國藩身居顯要，手握兵權，而其致子侄輩的家書，輒復殷殷以奢侈生活為戒，勉以耕種菜圃，施肥養豬之務，此等勉勵樸素勤勞之勸告，蓋含有希望保守家族繁榮之目的，其意固甚明顯也。
假令樸素能令家族之繁榮持久，則同樣亦可使國家之繁榮持久。曾國藩的理想，很容易明瞭，他以為：大抵仕宦之家，子弟習於奢侈，繁榮只能延及一二世；經商貿易之家，勤勉儉約，則能延及三四世；而務農讀書之家，淳厚謹飭，則能延及五六世；若能修德行，入以孝悌，出以忠信，則延澤可及七八世。
故曾國藩以養魚，養豬，種蔬，種竹，為內政四要。
其致諸弟家書中雲:“……家中種蔬一事，千萬不可怠忽。屋門首塘中養魚，亦有一種生機，養豬亦內政之要者，下首臺上新竹，過伏天后有枯者否！此四者可以覘人家興衰氣象，亦所以恪守祖訓，示範兒孫，宜時時留意……”其著重淳樸蓋如此。
自顏之推(531—591)家訓以降，如范仲淹(989—1052)、朱熹(1130—1200)，以迄陳宏謀(1696—1771)、曾國藩(1811—1872)各家家訓，此勤勉淳樸而崇尚簡單生活之家族理想，總是一致地堅持著，而且被認為民族最有價值的傳統道德律。
家族制度多少交織于田園風味的生活理想中，二者具有不可分離的性質。好像因為人類既知道了文明的利益，同時又感覺到它的危險性。
人類知道了生活的幸福與快樂，同時卻警戒著它的朝生暮死的性質；危懼於為造物所嫉妒，故寧願生活較為純樸而享較長久的天年。
因為享受了人生過分的幸福，中國人想來，會減損此生之福分。所以“人當趨福避禍，兩加審慎!”明季某學者曾說:“人當取較清淡之幸福”，一般中國人胸中，皆具此同情的心理。
蓋人生幸福富有不確定性，而返樸歸真為惟一防護之方法。這是無可非議的,中國人由直覺而知之。他們欲求家族之長存,而卻收其效於民族。
本文來源：本文摘自林語堂先生的《吾國與吾民》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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