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m 德林社
（五）
上海花園飯店的一個包間裡，胡瑞荃已經喝了兩杯白開水，心裡有點發慌，一直在唸叨，日本人找自己到底想幹什麼？
三天前的1984年11月18日，飛樂音響通過上海工商銀行信託投資公司靜安分公司發行的股票已經完畢，10000股募集了50萬。作為靜安分公司的經理，胡瑞荃兩天前接到日本野村證券株式會社的電話，說他們董事長伊藤正則正在上海訪問，想與胡瑞荃會面。胡瑞荃在電話裡聽說是日本人，推說沒空，把話題岔開了，固執的日本人又把電話打到工商銀行上海分行，指明要見胡瑞荃。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跟蘇聯的關係已經是積重難返，中歐、中美關係雖建立了外交關係，其實質是建立在分化社會主義陣營、遏制蘇聯的基礎之上，五年100億的中外合資真正落實的不到10%，《經濟學人》抨擊時姓資姓社的分歧難以彌合，在保守派看來指望歐美國家支持中國改革開放無異於與虎謀皮。龐大的資金需求和落後的技術條件，這些都是北京面臨的棘手問題，而招商引資因為國際對中國的防備心理異常困難。鄧小平在1978年兩次訪問日本，寄希望於日本的政府開發援助，通過日本的技術、資金助推改革。
伊藤正則是榮毅仁的老朋友，1982年在日本為儀徵化纖成功募集了100億債券。榮毅仁已經官升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工商銀行無法拒絕野村證券，同意三天後讓胡瑞荃在花園飯店跟伊藤正則見面。
一進門，伊藤正則就拿出一張日本的《朝日新聞》報紙，整版報道了飛樂音響發行股票的消息，與上海當地《新民晚報》的豆腐塊大小的消息有著天壤之別。伊藤正則有備而來，因為1984年8月8日，上海市政府公佈了《關於發行股票的暫行管理辦法》，允許新辦集體所有制企業可以向社會公開發行股票。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35年來第一個關於證券方面的地方性法規，伊藤正則窺見中國將有更大的改革機會。
180多位35歲上下的政界、學界年輕人比伊藤正則更樂觀。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前夕，他們在浙江莫干山圍爐而飲，指點江山。從價格改革到自負盈虧，從沿海開放到金融改革，從糧食體改到產業結構變動。期間，國務院總理趙紫陽的秘書李湘魯上山聽取年輕人們的智慧。會後，莫干山會議以八個專題研究諮詢報告報送國務院領導，成為改革開放重要的資政參考。趙紫陽會後親自接見了四君子翁永曦、王岐山、朱嘉明、黃江南。之後，一大批的政界年輕幹部王岐山、馬凱、周小川、郭樹清、樓繼偉、陳元、肖捷、陳錫文、吳曉靈等均官至正部級以上，學界的青年教授張維迎、周其仁、華生等均在改革的思潮中大放異彩。
汕頭市鳳壺村，16歲的黃光裕跟19歲的哥哥黃俊欽一直在琢磨大幹一場，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中國要實行“商品經濟”，鄧小平的話令黃光裕很激動，兄弟兩決定到王石口中的北方去闖一闖。
北方的理論界很擔憂商品經濟動搖社會主義旗幟，十二屆三中全會後，鄧小平操作濃重的四川口音對高級官僚們說：“我們搞改革開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經濟建設上，沒有丟馬克思，沒有丟列寧，也沒有丟毛澤東。老祖宗不能丟啊！”鄧小平態度很堅決，任何國家要發達起來，閉關自守都不可能，“我們吃過這個苦頭，我們的老祖宗吃過這個苦頭。”十二屆三中全會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文件解釋了什麼是社會主義，“過去我們不可能寫出這樣的文件，沒有前幾年的實踐不可能寫出這樣的文件。寫出來，也很不容易通過，會被看作異端。”
黃光裕摩拳擦掌，全村300多人，很多人都當倒爺了。黃氏家族祖上曾經闊過，經歷土改、文革就家道中落了，黃光裕兄弟兩小時候經常撿破爛補貼家用。兄弟兩折騰了一晚上，第二天帶著用4000塊採購來的廣東產小電器，一路北上內蒙。在內蒙四處擺地攤的兄弟兩，折騰幾個月後發現當地人“輕易承諾，疏於兌現”，當時胡金林還在座山雕的老巢逃亡，北方滿大街都是打擊投機倒把的標語橫幅，兄弟兩擔心抓住坐監獄，決定離開內蒙另覓他處。稚嫩的黃光裕問黃俊欽：“中國哪個城市個頭最大？”黃俊欽眼珠子滴溜溜轉了一圈，說，北京、上海、廣州都夠大的。黃光裕一咬牙：“我們去北京！”兄弟倆毫不猶豫地買了北京的火車票。
開往北京的火車，載著黃氏兄弟的夢想。黃光裕還沒有到北京，1985年9月25日，正準備跟家人共度中秋的華遠公司建設部經理任志強一頭霧水，幾個公安將其送進了北京西城區看守所。任志強聽到貪汙罪三個字時，肺都氣炸了，自己進入華遠公司才15個月，華遠公司正南下跟王石的展銷中心搶生意，為了激烈員工，華遠公司給員工發了獎金。除了沒寫金額，領款單據上所有人都簽名了，咋個就變成貪汙了呢？任志強拒不認罪，在看守所的一年多時間裡，整天研讀《法學概論》和《刑法》，每當有新的犯人被關進來，聽了他的敘述，任志強可脫口而出每個人適合的條款。任志強在看守所當起了業餘律師，先後為五個人寫了訴狀。
北京的空氣裡瀰漫著潮溼的黴味，陰冷的看守所裡，任志強的罪名變成了投機倒把罪，浙江“八大王事件”在報紙上連篇累牘，任志強更不會認罪，斥責審訊他的人不按法律而按長官意志和有罪推定辦案。跟貪汙犯、盜竊犯、政治犯共居一室14個月，任志強守得雲開見月明，被認定無罪。任志強義憤難平，中國搞改革開放不再只是中國人關著門過日子，是要跟全世界做生意，法律是商品經濟的護身符。 任志強數年後，在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系統地學完了《民商法學》。走出看守所後，華遠公司總經理戴小明請任志強到一家大酒店吃飯，受寵若驚的任志強對戴小明說：“我今後還是跟著共產黨走，娘打孩子是應該的。”
王石的日子跟任志強比好不到哪裡去，中紀委和軍紀委兩個調查組專程從北京到深圳，調查“4000萬美金調匯案”，王石的展銷中心跟國防科工委系統的新時代公司有鉅額業務往來，一切都是按正規手續、銀行走賬，怎麼可能捲入全國逃匯大案，成為北京兩大專案組的調查重點？王石心中茫然。深圳特區檢察院配合兩個工作組，查封了展銷中心有關合同和往來賬本以及用匯去向。王石強烈表示不理解哪一點涉及逃匯。中紀委專案組說新時代公司在使用留成的外匯上手續不齊備。王石脖子一擰，質問：“那銀行怎麼能同意將美元匯到特區呢？”
軍紀委專案組解釋說：“趙紫陽總理到國防科委視察聽取彙報時，同意下屬公司的出口留成外匯靈活使用，搞活經濟，新時代公司是按照總理的精神辦理的，只是國務院沒有正式下文。”王石微妙地感到兩個調查組的不同態度，專案組已經以存在受賄嫌疑，提請深圳檢察院抓人，動議提交到深圳市委常委會，市委書記梁湘一拍桌子：“證據不足，不能抓人。”北方輿論界和理論界還在討論特區姓資姓社，王石第一次感覺到個人的命運同特區的命運，以及北京決策者的態度有著如此密切的關係，梁湘拒絕專案組的逮捕請求，令特區建設事業改革者振奮。
長春捲菸廠的廠長岩石沒有振奮，只有委屈，七個調查組進入捲菸廠，調查岩石“多拿獎金”和“任人唯親”，一年前，岩石到“名盈實虧”的長春捲菸廠任廠長，當年就實現利潤1200萬元，成為全省的盈利冠軍。岩石嚴格的管理讓長期習慣大鍋飯的工人們相當牴觸，調查組將十多封告狀信擺在岩石面前。岩石辯護說，自己的工資比普通工人高兩級，其實每個月只多十多塊。調查組詰問岩石，幹部任用沒有經過廠黨委書記批准，岩石解釋說，幹部任用是經過上級部門審核批准的。
國營企業裡，到底是廠長說了算？還是黨委書記拍板？國務院領導在北京印染廠考察時要求黨委書記，“大事不糊塗，小事不糾纏”。
飛樂音響的董事長兼總經理秦其斌就更糊塗了，企業到底該叫廠？還是叫公司呢？那個時候公司是一種行政級別，不是一種經濟實體，不是個法人組織。飛樂音響的股票是賣出去了，可是企業要叫公司，工商局受不了，有人問秦其斌，你是不是有野心啊？你們是不是嫌現在這個官當的太小啊。飛樂音響只能在企業性質一欄填寫“集體”。可集體企業也要有黨委，經理是企業經營的第一負責人，到底是黨委領導下的經理負責制，還是書記、經理雙核心制？
秦其斌的苦惱同樣令無數的企業家如鯁在喉，直到1998年《公司法》出臺，現代企業制度被大眾普遍認可。當然，偶爾還會有雜音試圖阻撓商業文明的洪流。
躺在宿舍的唐萬新再也忍受不了大學生活，經商賺錢才能實現自己的夢想。少年時的唐萬新跟無數天真的孩子一樣，夢想做“理論物理科學家”和“發明家，無論是華東石油學院還是新疆石油學院，都無法實現自己的夢想。唐萬新進入新疆石油學院的那一年，高校紛紛興辦校辦工廠和農場，新疆石油學院也在吉木薩爾縣創辦了一個農場，但因管理混亂，虧損嚴重。21歲的唐萬新滿懷憧憬和冒險精神，毛遂自薦去打理農場，因缺乏經驗，農場的經營被唐萬新打理得更加混亂。唐萬新不信邪，這一次他沒有聽大哥唐萬里的勸告，擔心父母因他退學傷心，乾脆來了個不辭而別，退學創業去了。
天下沒有隻賺不賠的生意。1985年8月的美國《時代》週刊雜誌寫下了一段極其煽情的文字：“一個在西方並不罕見的現象，成千上萬的工人被警告說他們的公司陷入了困境，他們的工作也將保不住。這種現象不是在底特律或里昂或曼徹斯特，而是在中國東北部的瀋陽。”當月初，瀋陽第三農機廠、五金鑄造廠和防爆器械廠的三位廠長，用顫抖的雙手接過市政府的一份黃色封皮的《破產警戒通告》。一年後的同一天，防爆器械廠成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個企業破產的犧牲者，從即日起被宣告破產倒閉。日本報紙上鋪天蓋地都是驚訝之詞，“瀋陽發生了超過8級的改革地震，中國的鐵飯碗真的要被打碎了！”
瀋陽工人打破鐵飯碗之前，鄧小平已經讓軍隊做出了表率。當時軍費很少，軍隊人數太多，機構臃腫，每個軍區的領導班子有十幾名二十名之多，鄧小平幽默地說：“打麻將都得湊好幾桌”，官兵比例是1比2.6，遠遠高於其他國家，直接限制了軍隊武器裝備的發展和戰鬥力的提高。1985年6月4日，北京，人民大會堂。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輕輕伸出一根指頭震驚了世界——中國人民解放軍裁減員額100萬。原先11個大軍區合併成7個，減少軍級以上單位31個，撤銷師、團級單位4050個，縣、市人武部改歸地方建制。1984年國慶大閱兵那氣壯山河的場面依然時常在報刊、電視屏幕上展現，雄壯的軍威振奮起的民族自豪感和愛國熱情依然在人們心中激盪。可是，那威武的鐵流，壯美的方陣，竟意味著告別。
告別讓人傷感，同樣意味著新的希望將到來。北京椿樹醫院的護士吳士宏在1985年的秋天選擇跟自己的過去告別，她剛剛拿到自學高考英語專科文憑，脫掉護士白大褂，穿上時髦的西裝來到北京長城飯店，她要到美國巨頭IBM中國區在長城飯店的辦公室面試。站在飯店門口吳士宏體內的血液在呼嘯，她努力地平復自己急速的心跳，吳士宏不知道柳傳志剛剛跟IBM談成了一筆500臺計算機的大生意，為聯想賺了70萬。吳士宏坐到面試官前，主考官問她：“你會不會打字？摸都沒摸過打字機的吳士宏脫口而出：“會！”離開考場後，吳士宏風一樣跑了出去，找親友借了170元買回一臺打字機，沒日沒夜地敲打了一個星期。
12年後，吳士宏被任命為IBM中國銷售渠道總經理，成了一代人勵志的傳奇榜樣。吳士宏進入IBM期間，北京工業大學畢業的吳鷹進入美國新澤西州理工學院，攻讀數字通訊及數字信號處理。那個時候，日本人孫正義賣掉了翻譯機，留學伯克利大學的薛必群用從孫正義那裡賺來的2000美金買了一輛汽車，薛必群立即放棄了東方語言文學專業，改修中美現代經濟關係史，並進入一家德國公司搞對華貿易，真正當上了北方保守官員口中的洋買辦。數年之後，薛必群接到一個莫名其妙的電話：“你想不想做一箇中國的AT&T（美國的電話電報公司）？”因為這個突如其來的電話，薛必群后來成了吳鷹的合夥人，小靈通在中國家喻戶曉，薛必群幾十年後在中國以“薛蠻子”之名而紅遍大江南北。
孫正義回到日本，以100萬美金把翻譯機賣給夏普，賺得了人生第一桶金，創辦了日本軟銀。那個時候，馬雲還在杭州師範學院的英語角跟同學們侃侃而談。多年後，馬雲找到薛蠻子，遞上一張紙，薛蠻子看了看，問了馬雲的情況，一家七口人，包括他老婆，張口要1億美金，心想：“這廝長成這樣，有什麼前途？”
薛蠻子最終以要價太高拒絕了馬雲。後來，孫正義給馬雲砸了一大筆錢，有了今天全球矚目的阿里巴巴。不過，那一年，陝西臨潼的清華大學生張朝陽拿到了李政道獎學金也到美國留學去了，發誓要在中國開一家孫正義投資的雅虎那樣的門戶網站。後來，張朝陽創辦的搜狐成為一個時代旗幟。張朝陽們留學海外的那一年，中國出國留學生的總人數已達到3.8萬人，其中自費留學生7000人。那一年的11月，第四屆女子排球世界盃在日本舉辦，中國女排以七戰七捷的成績，蟬聯世界盃冠軍，成為世界排球史上第一支連續四次奪得世界大賽冠軍的女隊。大家為中國女排歡慶的那個傍晚，從內蒙開往北京的火車抵達北京站，16歲的黃光裕同哥哥走出車站，為了能找到一家夜宿五毛錢的地下旅館，他向路邊的三輪車伕問詢，對方白了他一眼說：“一塊錢，送你到門口，走不走？”人生地不熟的黃光裕上了車，車伕踩著三輪車在北京城裡走了一大圈才把他放下車，收錢之後揚長而去。
黃光裕環顧四周，半天才發現這裡就是剛才上車點的馬路對面。黃光裕發誓要在北京混出個人樣兒。
（六）
1986年9月26日，法蘭辛·佈雷維早早地來到工商銀行信託公司靜安營業部，營業部還沒有開門，門外已經排起了長長的隊伍。營業部經理胡瑞荃打開門，排在第一個的是一位坐著輪椅的殘疾男子，非常吃力地將一沓錢舉過櫃檯，扯著嗓子喊：“我要買小飛樂。”胡瑞荃旁邊的工作人員點了點鈔票，1000元整，黑板上飛樂音響的交易價用粉筆寫著55.6元。因為太擁擠，股票和錢款無法交割，胡瑞荃將18股的飛樂音響股票的收據遞給這位男子。《文匯報》的記者擠過人群，男子拒絕透露自己的姓名，很自信地向記者炫耀：“我瞭解過飛樂音響的底細，產品正走紅，我吃準了才向它投資，不會吃虧。”
佈雷維是美國《舊金山考察家》雜誌的記者，對社會主義中國搞股票交易很是好奇，看到殘疾男子接過胡瑞荃開出的收據後，撇著向美國編輯部寫下了一段極具嘲諷的話：“吹噓的很厲害的上海股票市場實際上是不確切的一個錯誤名詞，很多市民手拿現金來到這裡，卻是敗興而歸，因為出售早已告罄。大約有140家本地企業已經發行股票，然而只有兩家企業被中國人民銀行批准上市出售。”蜜月總是短暫的，佈雷維在靜安營業部長時間觀察，發現火爆迅速歸為平靜，靜安營業廳裡有兩張長椅，經常坐不滿，偶爾有人想買點股票或者國庫券玩玩，兩人私下談好價錢，然後到櫃檯辦理手續，前後不足10分鐘。
蒼南錢庫鎮的方培林坐在查封的私人錢莊“方興錢莊”門口，手裡攥著一份報紙黯然神傷。兩年前1984年9月，方培林是醫院收發室工人，在翻看報紙的時候發現當時中共中央（84）一號文件有一句話：“鼓勵農民集資興辦各種事業，尤其是興辦開放性事業。”方培林琢磨，“集資如果合法的話，那麼與股息性質相同的利息私人也可以拿了。”9月29日，方培林的方興錢莊開業，成了新中國的第一傢俬人錢莊。可第二天一覺醒來，當地農業銀行就上門查封了錢莊。方培林把錢莊招牌摘下來，業務一直悄悄地進行。地下錢莊總是讓方培林提心吊膽，非法金融業務可比胡金林的投機倒把嚴重。方培林不服氣，多次上書希望得到政府認可。
秦其斌坐在辦公室，飛樂音響的股票交易不活躍，令秦其斌同樣很憂鬱。稅務局稽查大隊找上門，秦其斌一頭霧水，幾個人氣勢洶洶，毫不客氣地質問：“飛樂音響為什麼分紅？”1986年是飛樂音響發行股票來第一次分紅，秦其斌解釋說股份制企業是可以分紅的。稽查人員訓斥秦其斌是私分國有資產。秦其斌從座位上彈起來：“我們不是國營的。”當初飛樂音響在工商登記填寫的企業性質是集體，以為得到了政府的認可，沒想到稽查人員冷笑著說：“
集體也是國家的，公積金、公益金是不能分給個人的。”秦其斌咬著牙寫檢討認罰款。深圳海豐苑大廈的一間理髮店，王石躺在理髮椅上，腮幫子塗滿了肥皂沫，理髮師手握亮閃閃的剃刀，仔細地颳著鬍鬚，透過理髮師腦袋和肩膀之間的空隙，王石注視到掛在牆壁上的電視屏幕，新聞聯播播發消息，凍結企業手中的外匯，國家銀行以官價收購，企業銀行裡留存著同等數量的外匯額度，企業獲得允許使用時再用官價買回外匯。新聞上人民銀行宣佈人民幣兌美元貶值18%，王石的展銷中心全年利潤500多萬，按照當時的官價，賬面直接損失400多萬。聽完播音員的話，王石感覺脖子上如同被割了一刀。
王石內心感到個人和公司前途如此渺茫，任何一個政策的變化都可能決定自己的生死。就在外部環境變幻莫測的時候，展銷中心的上級公司深圳特區發展公司總經理孫凱峰將王石叫到辦公室，語重心長地說：“王石啊，這段表現很不錯，準備把你調到總公司當副總，你也知道發展大廈現在需付貸款的首期，你展銷中心在中國銀行裡有800萬美金額度，先調撥給總公司吧。”王石冷冷地說：“我要是不同意呢？”兩個星期後，王石被通知到黨校培訓，王石置之不理。一個月後，王石再次接到黨校學習通知，開學第三天，展銷中心經理職務被撤銷，第一輪“貓鼠捉迷藏”的遊戲結束。心有不甘的王石決定繼續上演老鼠與貓的遊戲。
溫州的民間金融隨著方培林摘下錢莊招牌，也開始了貓鼠捉迷藏遊戲，進入地下。方培林的地下錢莊一直生意興隆，因為當時銀行不得對私人企業發放貸款，私人老闆只能向地下錢莊拆借資金。旺盛的資金需求極大地刺激了地下錢莊的老闆們，為了吸引更多資金，聰明而激進的溫州人搞出“抬會”，比如三個月短會，入會交10000塊，第二個月會員可收到6000塊，第三個月可再收6000塊。會主虧損的2000塊要從私營企業主那裡賺回來，為了維持資金鍊，會主要吸引更多的人加入會中。那個時候，溫州只要口袋裡有點餘財的都捲入其中，方培林還在孜孜不倦地向上級銀行上書，希望民間金融得到許可，避免瘋狂的遊戲崩盤。
1986年的夏天酷熱難熬，投機倒把要犯胡金林在東北座山雕的老巢夾皮溝待不下去，悄悄回到浙江，沒想到當天晚上就被公安抓個正著，報紙上連篇累牘都是譴責胡金林的文章，私營企業主們人心惶惶，不少人潛逃他鄉，會主的資金鍊開始斷裂。方培林聽聞蒼南有討債者揹著炸藥包向會主討債，有會主被討債人捆綁起來用竹籤扎手指，用燒紅的洛鐵燙胸脯，甚至有上百所小學因討債人常常半路抓孩子當人質而被迫停課。暴風雨席捲了整個溫州，人民銀行溫州分紅試探性地向北京寫了一份報告。1986年11月7日，人民銀行副行長劉鴻儒簽字以電報形式回覆：
對私人錢莊不能發給《經營金融業務許可證》。在1986年1月的一次政治局常委會上，鄧小平已經非常嚴肅地下令：“對嚴重的經濟罪犯總要依法殺一些，判死刑也是一種必不可少的教育手段。”溫州政府決定殺一儆百以平民憤。一天傍晚，蒼南縣領導帶隊去了海嶼鄉雪峰村李啟峰家，公安、工商、銀行、打私、武警大隊等部門工作人員，加上鄉鎮幹部等共計200餘人將村子團團圍住。李啟峰原是一個木匠，因手藝好，在當地有威望，他以高達40%的利息攬儲坐上大會主。李啟峰集資的錢用船運到縣城，在農業銀行，幾部點鈔機點了一天一夜，140捆鈔票合計2907萬元。李啟峰與另一位大會主被當做典型判處死刑。在等待執行槍決的日子裡，李啟峰的耳邊常回響起年初火遍大江南北的崔健成名曲《一無所有》：為何我總要追求，難道在你面前我永遠是一無所有。
烏魯木齊的一家彩印店裡，唐萬新哼唱著：“我要給你我的追求，還有我的自由。”
經過一年多的折騰，唐萬新重蹈在石油學院管理企業失敗的覆轍。骨子裡有著重慶人倔強的唐萬新不相信自己永遠都一無所有，只要有朋友，一定會鈔票賺到手。唐萬新跟親朋好友借了400塊，創辦了朋友彩印店。只有幾平米的這家彩印店，十幾年後成了超級商業帝國德隆系。而柳傳志正在中關村揮汗如雨，滿大街推銷科學家倪光南發明的中文電腦。有一天，一個叫楊元慶的年輕人，懷揣著上海交大畢業證書，敲開了柳傳志的辦公室，柳傳志上下打量了一番，問年輕人：“你為啥不等學校畢業分配？”那個時候中關村已經湧入100多家公司，楊元慶指著柳傳志辦公桌上的《人民日報》說：“
這裡將是中國的硅谷。”中關村真能成為硅谷嗎？一切都要取決於改革核心人物鄧小平。美國《時代》總編輯在會議室向高級編輯們提問：“鄧小平的政策會不會失敗？”從1985年11月年度風雲人物遴選開始，《時代》週刊編輯部就為鄧小平爭論的不可開交。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南非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黑人主教圖圖，南非黑人領袖曼德拉，以及美國總統里根都是熱門人選，在1979年當選過《時代》雜誌年度風雲人物的鄧小平的改革如果失敗了，他再次成為年度風雲人物，那將令《時代》雜誌蒙羞。中美雖然已經建立了大使級的外交關係，可是長期意識形態的妖魔化，連美國參議員亨利·傑克遜都跟鄧小平開玩笑：“那個時候，認為你是紅色魔鬼頭子之一，不可能想象可以將你評為《時代》週刊的新聞人物啊。”
鄧肯是《時代》雜誌駐外首席記者，剛剛從北京回到紐約，在編輯部掰著手指頭，力薦鄧小平為1985年的年度風雲人物：
1、鄧小平推行的改革開放政策，在中國深得人心，世界1/4人口的生活因此得到改善；2、世界1/4人口生活的改善，有助於保持世界局勢的平穩；3、中國經濟政策的徹底轉變，如果確實有效，將意味著對蘇聯模式的共產主義提出了另一種選擇；4、這個轉變，無論在正面還是反面，都將影響世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鄧肯的手指頭掰完，編輯部選擇了鄧小平。高級編輯們將投票結果送到格倫沃德手上時說：“中國人民支持他，高低潮也許會出現，但是回到文革時代卻不可能。”
格倫沃德在1985年10月率團訪問北京，跟鄧小平進行了一個小時的長談，對這個矮個子四川人印象深刻，這個小個子橋牌玩家，經常一根接一根地吸菸，偶爾喉嚨裡發出呼嚕呼嚕嘔痰的聲響，然後會將喉嚨裡的異物吐進痰盂，那個時候，靜謐的能聽到痰盂裡發出的啵的一聲水響。格倫沃德問鄧肯：“人民的支持有什麼徵象？”鄧肯的回答簡單明瞭：“中國農村新房屋的建造是人民生活改善的明證之一。”格倫沃德一拍桌子：“好，就用鄧小平吧。”1986年的《時代》週刊以雜誌一半的篇幅寫道：一位徹底的務實主義者，向來不太注重名稱，他最著名的一句話是一個樸實的比喻，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中國的發展已經取得明顯成績，農村改革已經獲得成功，城市國有企業的改革正在開始。
格倫沃德抵達北京之前，1985年9月2日，重慶開往武漢的巴山輪上，30多位乘客對中國的未來充滿信心。 他們都是經濟學家的身份登上游輪，年齡最大的是中方代表、81歲的國務院體改辦顧問薛暮橋。輪船上還有多位外國嘉賓，198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詹姆斯·託賓、格拉斯哥大學名譽校長阿拉克·凱斯克勞斯、聯邦德國證券抵押銀行理事長奧特瑪·埃明格爾、日本興業銀行董事小林實、世界銀行駐華首任主任林重庚等。巴山輪上6天，“中西合璧”的經濟學家們提出中國經濟改革需要宏觀調控，一攬子的改革目標是朝市場經濟邁進。當時，巴山輪上風華正茂的項懷誠、樓繼偉、郭樹清等人最終成為中國財經界的柱石。
約翰·凡爾霖看了《時代》雜誌的報道將信將疑，決定帶領20多位代表美國最高水平的證券商人到中國走一遭。凡爾霖是紐約證券交易所的董事長，1986年11月13日在人民大會堂給200多位穿著毛式制服的金融官員講股票基礎知識。鄧小平聽聞華爾街的中樞人物到了北京，決定在人民大會堂親自接見一下這位大人物。1974年，鄧小平文革中第一次復出，代表中國參加聯合國代表大會期間，一個星期天到華爾街遠觀了一圈兒。當時，中國文革如火如荼，鄧小平洞察到，華爾街不僅是美國資本主義的象徵，更是美國經濟實力的象徵，美國以強大經濟實力傲視全球背後，不足500米的華爾街可能是最重要的推動力之一。
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凡爾霖。凡爾霖一見面就遞給鄧小平一個精美的小盒子，打開一看是一枚紐約證券交易所的所徽，憑這一類所徽，鄧小平再也不用站在華爾街的街頭遠望，可以自由出入交易所。這下可忙會了中國人，會送個啥呢？人民銀行的官員四處尋找，想送給美國人一張股票。選來選去，只有飛樂音響的股票最標準。凡爾霖從鄧小平手上接過股票時，鄧小平祝賀凡爾霖成為持有中國股票的第一位外國人。凡爾霖眉開眼笑，反覆把玩，看著看著，藍眼睛上房的額頭皺成一團，猶如一隻蜘蛛趴在額頭上，股票持有人的名字是人民銀行上海分行周知石的名字。凡爾霖決定親自到上海更名過戶。
過戶只是凡爾霖的一個藉口，他真實的目的是想看看中國股票交易所。上海市政府經過商議，決定讓凡爾霖到工商銀行信託公司靜安營業部去過戶。在北京享受了警車開道的凡爾霖，要上海公安局派警車。上海公安局拒絕了凡爾霖，說只有國家元首才能免費用警車開道。為了50元人民幣的一張股票，凡爾霖自掏腰包花2000美金僱警車帶著夫人和助手，一行人浩浩蕩蕩到了只有10來個平方的營業部。營業部經理胡瑞荃很不好意，說：“對不起，我們這兒太小。”凡爾霖呵呵一樂：“很好，我們美國人最早買賣股票在梧桐樹下，連10平米房子都沒有。”那張寫著凡爾霖名字的飛樂音響股票，到了1990年12月19日上海證券交易所成立時，已經變成了3183股，價值超過10萬，回報率高達2152倍。
凡爾霖坐在開往營業部的警察上時，上海的街頭有一輛“Z”私人自備車輛照代碼0001號的汽車在馬路上奔馳。那一年，中國允許私人擁有汽車，而社會主義陣營的老大哥蘇聯也開始走市場化的道路，允許出租車可以私人運營，只是同樣的道路，同樣陣營的兄弟，最終在市場化的道路上分道揚鑣了。黃光裕心中的大城市廣州、深圳等沿海城市，以及長春、重慶等地開始組建轎車生產廠。
北京星級酒店門口經常有私人出租車接送外國人，那時出租司機是空姐們最理想的結婚對象。而身穿西裝，腰間別著BP機，白天在中關村兜售盜版軟件和二手電腦，晚上在陰冷地下室聽詩歌朗誦會的王志東，空姐們是不屑一顧的，她們萬萬沒想到，這個還在北大無線電系讀書的兼職大學生後來創辦了中國最大的門戶網站新浪。
（七）
王波明坐在辦公室，杯子中的開水還在冒著熱氣，就聽到樓裡喊聲震天。
那一天是1987年10月19日，王波明從哥倫比亞大學到約翰·凡爾霖的紐交所上班沒幾天。王波明衝進交易大廳，只見交易員們臉上堆滿了驚恐，80%的股票要求賣出，交易所無法正常開盤，凡爾霖找人計算最熱門的股票IBM，這家上市公司擁有300萬股東，平時價格波動在0.125美金左右，波動0.5美金就讓交易員感到不可思議，凡爾霖正在測算時，IBM的股價已經下跌了10美金，凡爾霖要求華爾街最大的10幾家投行董事長10點整開會，討論開市問題。
柳傳志的一個決定正在改變IBM的命運。
華爾街瘋狂拋售IBM的時候，柳傳志的1000多個經銷商已經可以銷售1000多臺IBM電腦，以及6000多套聯想漢卡了，200萬大企業夢想早已實現，現在的柳傳志已經是營收7000多萬的大老闆了。1987年的IBM爬到了巔峰時刻，股價超過170美金，世界上所有電腦都打出了跟IBM兼容的口號，IBM卻想獨吞壟斷市場，強勢推出了PS系列電腦。已經是IBM中國區最大代理商的柳傳志意識到IBM正在犯下一個致命錯誤，聯想的漢卡根本無法同IBM電腦兼容，柳傳志決定終止跟IBM合作，轉身代理一款兼容機。IBM的錯誤，在遭遇華爾街資本拋棄的同時，正在成就微軟和英特爾的大業，也在推動柳傳志新的夢想。
柳傳志的決定令如日中天的IBM中國區市場陷入動盪，華爾街的動盪更令IBM始料未及，10多位投行董事長一致決定開市，負責數據處理的王波明除了每小時記錄一次下跌指數外，只能眼睜睜看著交易員的驚恐無措。10點45分，恐慌開始慢慢驅散。這時，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主席大衛·盧德將電話打到凡爾霖辦公室，希望可以短暫停市緩解市場的恐慌情緒。凡爾霖是個堅定的自由經濟信奉者，冷冷地對盧德說：“如果里根總統提出停市的要求，我可以考慮。”魯莽的盧德在11點發表講話：“
不排除短暫停市。”盧德的講話猶如一枚炸彈，新一輪的狂賣風潮，失去中國最大代理商的IBM成為交易員們瘋狂拋售的對象。王波明在給報紙的專欄文章中寫道：“喊聲像12級颶風颳過洋麵掀起的濤聲，我們坐在三樓的辦公室裡似乎都能感到聲浪在腳下震動。”紐交所隔壁的教堂正用高音喇叭送來佈道的聲音：“上帝早已預言世界的末日快到了，你們這些吸血鬼，專門坑害老百姓，上帝警告你們。”日本大藏省一批官員正在交易所參觀，有人因為幾筆交易不斷爭吵，甚至揮舞著拳頭動粗，日本人圍了過去，陪同的美國人很機靈，說：“這是我們的一種收盤儀式。”
高西慶坐在辦公室，他對紐交所的恐慌充耳不聞，將一紙辭職報告遞到MudgeRose律師事務所合夥人的面前。MudgeRose有126年的歷史，美國流行地方政府債時，MudgeRose佔有20%的市場份額，美國前總統尼克松曾是這裡的合夥人。高西慶當年正是拿著尼克松全額獎學金才讀完杜克大學的。現在美國政府限制地方政府自主發債，MudgeRose的業務一落千丈，高西慶聽聞一幫年輕人在莫干山、巴山輪上指點江山，尤其是聽聞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贈送凡爾霖股票，跟《時代》週刊記者鄧肯一樣，相信中國正在經歷一場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高西慶按捺不住內心的澎湃，想回國一展所學。MudgeRose合夥人望著眼前這位年輕的中國人，兩年前柳傳志的父親柳谷書在香港律政界叱吒風雲，高西慶到高特兄弟香港分所呆了兩年，重回MudgeRose不到一年，MudgeRose的合夥人挽留，高西慶推說公派對外經貿大學領導不同意。合夥人說那我們給你領導寫信解釋一下。高西慶呵呵一樂：“中國人任你是說啊？”合夥人被高西慶的話給刺激了，脖子一梗，說：“尼克松寫信管用嗎？”當時對外經貿大學隸屬於對外經貿部，尼克松還真給當時外經貿部副部長李嵐清寫了長達3頁的信。幾個月後，高西慶收到領導批准，延期一年回國。一年之後，王波明邀約高西慶回國幹一番驚天動地的大事。
尼克松留下了高西慶，白宮的里根卻管不了凡爾霖。美股經過星期一的暴跌後，白宮接通了紐交所的電話，希望隨時掌握交易所的情況，財政部長貝克從國外飛回華盛頓，打電話問凡爾霖：“我們能為這件事做點什麼？我們能幫什麼忙？”凡爾霖毫不客氣地說：“請你們把赤字降下來，把銀行的利率調下來，如果不可能，那就沒有什麼忙需要你們幫。”凡爾霖拒絕了權力對市場的干預，頂住各種壓力，終於否極泰來。里根從白宮給紐交所發來慰問電，感謝包括王波明在內的所有交易所工作人員。王波明第一次見證了自由經濟的魅力，任何人為干預經濟的措施，哪怕產生好的效果，也不會得到讚揚。
權力可以擁有一切，也可以毀滅一切。坐在克林姆宮的蘇聯最高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已經得不到他的臣民和同僚的讚揚，他正在自己的辦公室奮筆疾書，他在寫一本《改革與新思維》的書。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蘇聯因深陷阿富汗戰爭泥潭，加之內部各種問題積重難返，開始走向了衰落。戈爾巴喬夫相對蘇聯進行根本性的變革和改造，可是蘇聯的改革前途未卜，戈爾巴喬夫在書中警告：“拖延改革就會在最近時期造成國內局勢的加劇，直截了當地說，這種局勢包藏著發生嚴重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危機的威脅。”
蘇聯一直是社會主義陣營的大當家，戈爾巴喬夫的警告令中國的年輕人擔憂。20世紀50至70年代，在蘇聯計劃經濟早期成功經驗的示範下，社會主義陣營國家都建立起國營經濟。新中國第一位經濟學博士，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33歲的研究院曹遠征很憂慮：“高度行政化經濟體制的弊端日益暴露，它窒息了全社會的經濟活力，無可避免地導致了國營企業的低效率。同時，這種僵硬的體制極易忽略發展中國家法制的先天不足、整個社會文化素養的低下、人才和技術的匱乏、傳統自然經濟觀念的束縛等問題，進而導致一系列社會病態。”
鄧小平的覺醒遠遠早於戈爾巴喬夫。早在1978年12月13日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預備會上，鄧小平對一大批參加過萬里長征、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社會主義建設的黨的高級幹部說：“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戈爾巴喬夫在埋頭寫書的時候，《華盛頓郵報》發出警示：西歐民意測驗結果表明，蘇聯經濟和政治模式存在問題，歐洲選民拒絕接受。同期，世界銀行公佈了一份全球GDP排名，中國排在128個國家和地區倒數20幾位。1987年9月12日，國務院總理趙紫陽在中南海會見美國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長阿曼德·哈默說：“再不改革，我們就要被開除球籍了。”
李經緯是個不信邪的人，先把美國人擠出賽場。1985年在洛杉磯奧運會上一鳴驚人的健力寶，李經緯正在謀劃一場更大的行動。全國第六屆運動會飲品贊助爭奪正酣，可口可樂願意出資100萬，李經緯直接將加碼提高到250萬。運動會期間，廣州天河體育中心的牆壁、痰盂、垃圾桶上，只要能張貼的地方，都是健力寶的廣告，閉幕式上8萬名觀眾每人贈送一瓶健力寶。整個運動場成了橙色的海洋。
那一年，浙江人宗慶後在杭州創辦娃哈哈兒童食品廠，為了讓娃哈哈打開市場，除了在報紙上打廣告，整天躲在各地的小旅館裡，翻開當地的黃頁電話薄，給當地的商場、百貨公司、區經銷公司一家一家地打電話。
擁有科技發明獎的任正非沒有逃過裁軍的命運，他所在的工程部部隊，在鄧小平伸出那一根手指頭後，成建制取消了。任正非跟著夫人到深圳，進入一家電子公司當了副經理，沒想到在一次生意中被人騙了，丟了飯碗，兩口子的情感走到了盡頭。1987年已經43歲的任正非患上了嚴重的糖尿病，時常心臟不太好，為了養活一大家子，任正非在1987年的秋天跟5個朋友創立了華為公司，只有2.1萬註冊資本的華為主要代理交換機。那個時候，索尼的談判代表正坐在王石對面，抽完菸斗開始旁若無人地清潔菸斗，為了代理索尼設備，王石強忍著怒火，耐心地跟傲慢的日本人談判，最終獲得了日本人的生意。
王石咬著牙拿到索尼訂單時，他錯失了深圳發生的一件大事。1987年12月1日，深圳會堂拍賣了8588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權長達50年，競標企業多達44家，從200萬低價一路加價角逐，17分鐘後以525萬成交。作為新中國第一樁土地拍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家體改委主任李鐵映坐在臺下觀看了拍賣會，第二天的報紙寫道：“這場拍賣，破天荒地將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離，是對傳統的國有土地管理體制的重大突破。”28天后，廣東省人大常委會通過《深圳經濟特區土地管理條例》，規定土地使用權可以有償出讓、轉讓。
深圳的土地管理新規猶如一劑興奮劑，各地紛紛仿效。1988年4月12日，第七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草案》，把禁止出租土地的“出租”兩字刪去，規定“土地的使用權可以照法律的規定轉讓。”王石意識到中國房地產業將迎來一個發展黃金期。只是那個時候，王石還沒想搞房地產，還在想著通過產權擺脫權力的桎梏。
1987年11月的《人民日報》文章寫道：“改革是一項特別複雜的社會系統工程，不可能在事先設計得天衣無縫的情況下進行，改革進程中不同利益群體的摩擦和碰撞是不可避免的。”還沒有跳出如來佛手心的王石，讀到人民日報的文章悵然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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