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我們都認為秦國的軍功爵制度是商鞅的獨家首創，是秦國擊敗山東六國的核心關鍵和秘密法寶。但是任何複雜的歷史事件都不應當歸功於某個單一的歷史現象，包括軍功爵制度。這項制度並不是十分先進的制度，卻被眾多歷史小說和網絡文學過度神化，在人們的歷史認知中發揮著神奇的顛覆性作用。

商鞅的經歷和變法前的秦國

商鞅之前的秦國就一直在變法

商鞅變法之前，秦國已經有過了一系列緩慢的改革。和諸夏各國一樣，秦國也歷經了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到禮樂征伐自大夫出的變革。在權利下移中，大貴族可以隨意廢立國君，導致了秦國的長期衰敗。

國君也並非毫無反應。到了秦簡公時代，他下令官吏佩劍。之前佩劍是貴族們的特權，而現在秦簡公讓官吏佩劍。既是對晉國頻繁入侵的回應，也是加強國君直屬官吏的權利，防止大貴族們隨便廢立秦國國君。

秦獻公親眼見識過魏國的變法成果

到了秦孝公的父親秦獻公的時代，變法的步伐進一步加大。他本人在魏國流亡過，見識過魏國變法後的強盛。於是回國後部分推行縣制，縮小貴族的直屬封地，並將國都遷徙到靠近魏國邊境的櫟陽。一面表示對抗魏國，一面是脫離老貴族的核心統治區，加強自己的權威。

公元前366-362年，有墨家子弟幫助的秦軍，河西地區三次連續擊敗魏國。從而扭轉了秦晉戰爭的不利態勢，也宣告著秦獻公的改革已經初步生效。

河西之戰的勝利 難道也是商鞅功勞？

到了秦孝公時代，他深刻意識到變法的不徹底，所以針對六國發出了求賢令。這才有了後來的衛鞅入秦。作為一個外來士人，秦公嬴渠梁的權力還不算特別強，能給商鞅提供的支持和保護暫時比較有限。操之過急的強硬政策有可能引發秦國內戰。同樣是面對封建貴族，楚國有吳起身死變法失敗的例子在前，商鞅就更要謹慎了。

而且以商鞅機警狡詐的性格，之前就精準地預料到魏王不會殺害他。所以為秦孝公準備了儒-道-法家三家的學說和政策，供秦公選擇。可見這不是一個堅持理想和底線的人，和春秋時代的士人相比有很大的投機性。在秦孝公選擇法家之後他公開表示，秦國要在短期內稱霸崛起，就不要走幾百年的積累性路線。所以秦國即使強大，德性上也是比不過鼎盛時代的西周的。整個秦國的變法其實走得是低標路線，這個和商鞅本人的性格是相通的。商鞅要做的，就是根據秦國的實際情況，進行有限的調整與改革。然後再因時而動，推行變法的深入。

歷史上的變法 只是商鞅準備中的最次級方案

在商鞅變法前的秦獻公時代，以新國都櫟陽為中心的地帶初步推行了縣制。但是以雍城為中心的舊首都地區，還是大夫封地制度。所以商鞅入秦變法時，大夫勢力本身勢力還是比較強大。

變法的阻力主要來自於以甘龍杜摯為代表的的封建大夫。這些人是秦國地方上的實際管理者，也是之前國政的干預者，在封建傳統的秦國中有較大的權力。所以面對這部分人，商鞅只能以貌似公正的升遷形式，鼓勵他們一步步升級成五大夫。但是實際上他們升級困難受罰易，所以商鞅的做法是以隱形的形式打擊了他們。

舊的封建大夫是商鞅的重點針對對象

升遷無望

商鞅版本的軍功爵制度層級

按照秦制，公士到不更這四等是“士爵”，普通人可以用一顆砍首級升一級的上限。相當於封建時代士農工商裡的士。也就是說，一個普通戰士斬首四級，就可以升級到屯長了。

但是在實際操作中，這個標準其實很難達到。一個1-2級小兵，必須與其他戰友協同作戰。如果私自出擊擾亂了軍隊秩序，按照秦國軍法是有罪的。每伍若有1人陣亡，其他4人就會有罪。如果每人殺死1個敵兵就能免罪。因此，普通戰士必須先考慮如何保護戰友，防止戰友們的受傷。

普通士兵很難有單獨收取人頭的機會

實戰中，除非是營地遭對手襲擊或者破城後陷入巷戰，或者是雙方陣型都被完全打散，士兵們是沒有單挑機會的。所有人都需要堅守在自己所在的單位之中，固守自己的戰術位置。所以想要在單挑之中斬首開無雙，機會其實非常有限。

最後，根據戰國時代的兵法，每次只有一部分的軍隊需要上前廝殺，剩下的戰士主要是是作為後援或者預備隊使用的。所以一場戰鬥中，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與敵軍肉搏殺敵的。

大部分秦軍部隊甚至很難有機會參與大戰

從實戰的角度看，除了歷史上危及到秦國存亡的五次合縱攻秦戰爭，秦楚藍田之戰和秦趙長平之戰之外，秦國不存在全國範圍內的大動員。一般是從戰場附近郡縣徵調更卒和戍卒作戰。對楚、對韓魏、對義渠，其實都是調集熟悉本地情況的邊境駐軍和邊民就近作戰。或者直接將被征服國家的遺民組成部隊就地調遣。除了少數特別精銳的部隊有常備軍屬性外，大多數更卒和戍卒是戰後領賞或者受罰，然後回到原籍繼續耕作。如果不是國家面臨巨大挑戰，或者是進入滅六國的最後階段，不是所有秦人都有均等的機會參戰，並立功獲得爵位。

戰士升級到四級的不更，也就是屯長職位的軍官的位置時，要求又變嚴格了：如果屯長自己不得到敵兵首級，就要被斬。首屯長指揮的50人隊必須擊敗敵軍並斬首33人以上，才能獲得獎勵，進入士大夫級別的爵位。

成為屯長之後 普通人就難以升遷上去

事實上，從平民戰士升級到大夫爵，要同時滿足這兩個條件實在是非常困難。很多平民出身的戰士會被卡在第四季不更而難以繼續升級。因為作為沒有系統軍事教育的平民，他們的指揮素質和文化水平其實很有限，不能支持他們勝任指揮官角色。

在士爵過後，大夫、公大夫、公乘、五大夫這四級是“大夫爵”。基本上是為封建時代的大夫所準備。他們通過軍功可以成為縣一級別的官僚和將領。可在獲得方式上，士爵位只需要個人斬首記功就可以獲得。但大夫爵位的升級，則需要計算集體戰功。大夫爵位的軍官，需要指揮所在單位斬首33級，而且己方單位的傷亡要小於33人。

這樣的制度其實是懲罰容易升級難。因為指揮團隊作戰，顯然比個人的橫衝猛打要難得多。根據秦代爵位升級難而犯罪易的特點，其實封建大夫們想繼續升級非常困難。而完不成指標，受到處罰卻非常容易。所以在這套制度中，從上到下的跌落比從下往上的晉升容易。

舊貴族出生的軍官 很容易遭到處罰而降級

這正是商鞅的用心險惡之處：用明升暗貶的方式懲治，打擊被他視為變革阻力的封建大夫階層。

此外，大夫們擁有一定的食邑，而且貌似有機會擔任縣一級的官員。但是商鞅變法的同時，還“集小鄉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秦國已經逐步出現了縣丞之類的國君任免的官吏，大夫們的地方民事治理權就被架空了。他們只剩下過去的軍事義務和財政收入。

換而言之，平民就算升到了五大夫，這也是他們的最大造化。他們再也不能繼續升級的。因為更高的爵位不是留給他們的。

如果說士爵尚且有機會升級到大夫機會，只不過是機會渺茫，那麼作為大夫爵位頂級的五大夫，他的最高獎勵是沒有繼續升級的。僅僅是增加食邑數量和納賓客，並沒有提到如何升級到卿爵。

封建大夫在軍功爵制度下的起點還是高於普通人

關東人才和王族弟子的庇護所

具有王室血統的貴族 在變法後還擁有綠色通道

在封建大夫階層之上，是幾個級別的卿爵和侯爵。在商鞅的設計中，這個兩個爵位體系是給王族的特權，也是關東人才的升職綠色通道。

比如根據《史記•蒙恬列傳》的記載，蒙恬因家世得為秦將。他的祖父蒙驁，在秦昭王時代從齊國來到秦國，官拜上卿。所以說，蒙家是一個典型的山東人才的外來家族。這才讓蒙恬跳過了軍功爵制度，從一個刀筆吏成為了秦國的列將。這個與一級級的升級原則是相違背的。

蒙恬就是依靠關東出生 跳過了軍功爵制度

張儀來到秦國後，以財富賄賂秦國大臣，獲得了引薦併成為秦國客卿。隨後張儀成為了秦國的大良造乃至相邦。也就是說，張儀是以卿的身份在秦國不斷升級的。而秦惠王的同父異母弟弟樗裡疾，在初步成年時就有右更的爵位。

在歷史架空小說《大秦帝國》中，需要從一級士兵升級的秦國王公子弟們，其實在歷史上也有不低的起點。比如“昭王十六年，封公子市宛，公子悝鄧，魏冉陶，為諸侯”。他們在歷史上多數時候是以封建貴族的身份出現。

張儀也是軍功爵制度的“漏洞”受益者

按照《史記》的敘述，宗室貴族們是“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有軍功固然榮耀，但沒有軍功也是有財富保證的。相比於對封建大夫們的態度，這已經算是很仁慈了。至於那些為秦國建立了功勳的山東人才和寵臣們，不僅不用從士爵做起，而且還可以獲得封地，兌現了之前秦孝公與強秦功臣共分秦地的諾言。

比如商鞅“既破魏還，秦封之於、商十五邑，號為商君”。他在受到追殺之後想到的，是前往封地舉兵造反。可見他的封地是如同國中之國般的封地。後來的張儀欺楚，也是用他的六里封地搪塞楚國使者。而范雎也是因為有功，被秦昭襄王封為應侯。以魏冉為代表的的楚系外戚貴族，也有如陶這樣的封國供他們養老。在秦滅六國的階段，為了向秦國示好，也為了遏制趙國侵略燕國的勢頭，燕國將燕趙之間的河間之地送給了呂不韋當封國。還有性功能強大的嫪毐，也一度得到了屬於自己的封國--位於太原郡的嫪國。

商鞅自己就有類似國中國的大片封地

由此可見，秦國並沒有完全消滅封君。按照商鞅的設計，位高權重的秦國公子都有自己的大塊封地。秦國並沒有絕對的將全部國土郡縣化。和商鞅對待秦國傳統的封建貴族的政策相比，商鞅僅僅是用山東士人、秦國王族公子和被秦國遷來定居的外族封君，取代了舊的封君。在傳統的封君因為各種原因沒落後，新的封君開始出人頭地。從這一點上看，秦國的地方管理制度和有著大量封君的山東六國並沒有代差。魏趙楚在此之前已經有這樣的制度了。

這同時也說明了一點，在整個軍功爵體系中，王族是既得利益者。他們還是會因為高貴的血統站在很高的起點上。少部分平民的地位可能略有提升，但是多數人沒有根本性的改變。以前主導秦國政治的封建大夫們，是商鞅的政敵，是需要分化打壓的對象。受益比較大的還是有才華的山東六國的入秦士人，乃至被很多後人視為蠻夷的戎翟君公。這也算是老謀深算的商鞅為自己的後來者留了一條路。

其實優待山東人才和戎狄貴族也不是商鞅或者秦孝公的獨創，而是自秦穆公以來的古老傳統。秦穆公自己就任用百里奚、蹇叔等山東人才，後來任用戎狄出身的謀士尤餘稱霸西戎。和秦武王一起去周都洛陽舉鼎的兄貴力士烏獲，很可能就出自西戎的古國烏氏國。到了秦王嬴政的時代，烏氏國的後裔烏氏倮因為能在西戎和秦地之間進行馬匹貿易，引進西戎的戰馬與金玉，而被秦王封為封君。秦國對這些西戎從，來從來都是打擊和利用同步進行的。

軍功爵的最大受益人還是王族

總結

本國人在軍功爵制度下 不如外來客卿

軍功爵體系最歡迎的其實不是本國平民，而是山東六國的人才。從秦穆公開始到秦始皇統一六國這段時間，秦軍對外作戰總數大約是 130 次。除去國君親自率兵和沒有記載的情況外，在留下統帥名字的 80 次戰爭中，任命客卿為主將的情況多達 56 次。從秦惠文王四年（公元前 334 年）設立丞相一職開始，直到秦二世亡國長達百多年時間中，有 24 人擔任過秦國丞相，其中 16 人都是客卿出身。

所以就制度本身而言，軍功爵制度是商鞅引入秦國的三晉式制度。它的本質，還是對封建制度的部分改良。從各種封君的存在不難看出，秦國的軍功爵制度與地方治理制度和山東六國沒有本質性的代差。而出土文獻也有顯示，秦國封君的封地裡也有各種家臣。說明這些封地有獨立的運行體系。

願意合作的戎狄也比老秦人待遇高

表面上靠軍功爵制度造就勇武善戰的秦軍，其真實動力源自西戎屬性和長期“保西垂”的使命。這讓他們堅持與戎狄作戰，直到秦昭襄王時代，將最有威脅的義渠消滅。而牧馬傳統和騎兵優勢，也是很多諸侯難以比擬的。

雖然燕趙也靠近塞北，也有類似抗擊戎狄並學習外族軍事技術的經歷，但是秦國繼承西周的地緣優勢是很多國家所沒有的。加上六國人才帶來的軍事情報和有效策略，放大了秦人的善戰優勢，加速了秦國統一天下的歷程。無論是商鞅和張儀主張的東進掠奪魏國土地，還是范雎的遠交近攻策略，又或是韓非子對於進攻六國次序的分析，都是秦國善於用外來人才的結果。

在具體的軍事實力上，魏國、楚國、趙國和齊國都曾有過與變法後的秦軍正面對抗的實力。軍功爵制度本身也是一個改良封建制的制度，它僅僅是秦國取勝的諸多因子中的一個，而不應凌駕於其他所有因子之上！

秦國的強勢基礎 是地緣政治帶來的安全形勢問題

當代人對於軍功爵制度的憧憬原因

多少人對秦國的想象 源自小說？

現今網絡上對於秦國制度的想象，來源於創作於2008年的小說《大秦帝國》。作者孫皓暉本身就是陝西人。因為受故鄉風土文化的薰陶，讓他對秦文化有特殊的深厚情感本身無可厚非。

無論是1974年的秦兵馬俑的出土，還是上世紀80年代，中國文壇繼傷痕文學和反思文學之後出現的尋根文學浪潮，都促使作者開始關注五四以來傳統文化斷層的問題。在這樣的背景下，全盤學習西方和極端立足本土的聲音紛紛出現。部分作家以發掘傳統文化的方式，試圖急功近利地彌補中國文壇和世界文學的差距。

崇秦就和商鞅變法一樣其實是 急功近利

進入新世紀之後，經濟的飛速發展並沒有帶來文化心態方面的成熟。透著受害者潛意識和自卑心理，以及明顯迎合這種心理活動的《大秦帝國》系列也就閃亮登場！

歷史和文學終究是兩碼事。將投機取巧且不重德行之人，包裝成偉大的理想主義者，本身就是誤人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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