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劍雄）
近年常聽到某人下海發財，某人出洋不歸，某人從政當官，但聽得更多的卻是讀書人的潦倒寒酸，上至院士、博士生導師、資深教授，下及研究生、本科生、中小學教師，事例不勝枚舉。這不能不使人寒心，面對“商品”和“市場” 大潮，莫非我輩讀書人真的在劫難逃了？
不過我倒以為，知識分子的命歷來不好，自古皆然，現在也未必就是最倒黴的時候。以前曾聽先師季龍（譚其驤）先生說過一則抗戰期間流傳於大後方的故事：某教授去理髮，與理髮師發生爭吵。理髮師大怒，罵教授道：“你這個人這麼壞，下一輩子還得當教授。”故事的真假不得而知，但與時下不少奚落文人的笑話和故事頗有異曲同工之妙。可見時代雖然不同， 文人之為人所鄙視如出一轍，大可不必大驚小怪。
根據我的歷史知識，古代的知識分子，或者稱之為“士”者，從來不過是當權者的工具和玩物，並不像有的朋友所說的那樣具有什麼獨立的人格或地位。所謂“士為知己者用，女為悅己者容”；不正說明士的主要功能是為人所用，不過要有所選擇，就像女人奉獻給喜歡自己的男人一樣。
所以士們所掌握的知識技能以至他們自己的生命都在等待用的主人，僅有一技之長以至雞鳴狗盜者自不必說，就是有經緯天下之術的蓋世英才也只有“貨與帝王家”，作皇帝臣僕的份。一言以蔽之，知識分子即使可以作到最高級的奴才，也不能成為社會的主人，無法主宰自己的命運。
當然並不是所有的知識分子都是甘心如此的，有人甚至不惜以死抗爭，於是有了“士可殺，不可辱”的成語。但仔細觀察一下就不難發現，這句話不能理解為士就有了自己的獨立人格。因為既然士只是工具或奴才，就是既可殺也可辱的，主人顧及你的身份，讓你體面一點地死固然可以，要辱你一下，或者先辱了再讓你死也未嘗不可。
司馬遷由於替李陵說好話而得罪了漢武帝以後，就沒有讓他痛痛快快地死，先是被“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棰”（手腳被用繩索和刑具捆綁，裸露著身體挨竹板打），接著又被割去生殖器，受刑後還得當中書令，在皇帝身邊忍辱效勞，受到表面的尊寵。有了這一段經歷，司馬遷在給任安的信中不得不承認，“刑不上大夫”只表示“士節不可不厲”，要說受的刑罰不算“辱”，那是打腫臉充胖子。
司馬遷要活下來自然還有他自己要完成《史記》的目的，但如果他真的想死，恐怕也得在被閹割以後。儘管他忍了辱，寫出了《史記》，最後還是不明不白地死了，顯然不是善終。
其次，是否是“辱”的標準也是不同的，既然當了奴才，就只能用奴才的標準。這就是說，當奴才本身並不是“辱”，豈但不是，而且是榮，當不上才是“辱”。享受奴才的待遇也不能算“辱”，被主子整得過了分才是“辱”。知識分子既然沒有抗爭的權利，就只有忍受的義務了，所以只能用精神力量來慰藉自己，甚至把“辱”看成榮。
明朝中後期的皇帝對看不順眼的或敢於提不同意見的官員有一個法寶——廷杖，就是在午門前剝下褲子打屁股，而且打得十分厲害，皇帝的聖旨就有“重打”“著實打”“用心打”“切實打”“好生打”等具體要求，所以常常把人打死。嘉靖皇帝創造的一項紀錄是一次打了一百八十多名官員，打死十七人。
可是皇帝卻萬萬想不到，當時的士人對這種待遇居然“羨之若登仙”，捱了打的人不但不感到可恥，反而成為眾人的楷模。有一人被打過兩次的，有父子兩人先後被打的，都成為一時佳話。還有一位捱打者屁股上的肌肉壞死脫落，他太太製成“臘肉”供在家裡，作為教育子孫的傳家寶。這固然顯示了知識分子的人格力量和價值觀念，但卻不能不使人感到深深的悲哀。
但更悲哀的是，不少人在捱了打後或者被殺前還得向皇帝謝恩，有些人自覺地高呼“太祖高皇帝”“蒼天”或“萬歲萬萬歲”。這情景自然使我想到某篇小說中所寫“文革”中場面：被冤殺的幹部臨刑前突然高呼：“毛主席萬歲！”這或許並不是實錄，但“文革”中我親歷的一次宣判會上，犯人們在俯首聆判後，無論是判刑若干年還是當場釋放，無不高呼：“毛主席萬歲！”
那麼知識分子不當官行不行呢？真的皇帝要你當官，不當也不行，儘管大多數人想當也當不了。雖然先秦時就有伯夷、叔齊一類與當局不合作的人物，但從漢朝開始就不時有不識抬舉的士人被殺的例子。有時皇帝下令徵召，被徵召者卻架子十足，一再躲避，結果被砍了頭。到了明朝初年，朱元璋索性在他親自制定的法律和案例書《大誥》中規定：“寰中士大夫不為君用”，就可以“誅其身而沒其家”，本人殺頭外，還要將全家老小罰為奴隸。連遁入空門的和尚也毫不例外，一旦被皇帝選中，就得還俗蓄髮當官，抗拒者無一善終。
至於言論和思想的自由，也不是知識分子的囊中物。由於交通工具和傳播媒介遠不如今天發達，在天高皇帝遠的地方發發牢騷，罵幾聲娘，只要沒有人檢舉揭發，大概不會出事。但如果有人找你麻煩，那就不需要任何憑據。早在二千多年前的漢武帝時，就產生了一種罪名——腹誹，就是肚子裡說壞話。當今最先進的測謊機大概也只能肯定被測者是不是說了實話，而無法知道他心裡想說什麼，可是我們的老祖宗卻能知道一個人肚子裡藏著什麼話。連還沒有發表的言論都可以定罪，更何況已經說出了嘴的呢？
我說這些的意思，並不是要大家憶苦思甜，證明今天的知識分子已經形勢大好，而是想講清楚，知識分子的劫難並不是今天才有的，更不是“商品”或“市場”帶來的。我的目的也不是要提倡阿Q精神，只要沒有受批鬥、挨板子、砍頭，就是最大的幸福，就應該安貧樂道，三呼萬歲了。
我認為，既然知識分子歷來都沒有當過主人，現在無論是政府要解決知識分子問題，還是知識分子自己要爭取改善，都必須抓住關鍵，就是要改變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讓他們成為社會的主人。
從理論上，這似乎已經不成問題了，因為鄧小平早已肯定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工人階級者，國家的領導階級，知識分子既然是其一部分，那就也屬領導階級。連領導都當得，豈會不是主人？但實際情況如何，恐怕不必多說了。就像這個國家人人都是主人了，反而連誰是主人都搞不清了，主人自己都不知道如何當主人一樣。
“文革”前知識分子充其量只能做附在皮上的毛，“文革”中更被賜姓為資產階級（個別“革命知識分子”例外），是臭老九，一旦脫帽加冕，不僅自己感恩戴德，社會上一般人也會肅然起敬。但如今大家都是工人階級了，或者根本不論階級了，這“一部分”又能值幾文錢？所以現在再重複鄧小平這句話是遠遠不夠的，而要著重闡發他的另一部分話，即科學技術和教育對中國的重要意義，認識到知識分子是這個社會中最先進、貢獻最大的一部分，代表了進步和方向，應該成為社會的中堅和領導。
如果國家的領導人認識了這一點，就不會說出“現在國家有困難，還拿不出更多的錢來改善知識分子的工作和生活條件”這一類話來。因為知識分子不是乞丐，不是向國家要救濟，他們所要的只是自己勞動成果應得報酬中的一部分，他們要求改善工作條件是為了為國家作更大的貢獻。
今天國家的數萬億資產中，就有相當大一部分是知識分子數十年來含辛茹苦以至節衣縮食創造積累起來的，現在給他們一點絕不是恩賜，更不是沾其他階層的便宜，也不是重獎，而是價值迴歸。再說正因為國家還窮，就更應該趕快讓知識分子幫你富起來。不依靠知識分子，難道真的能靠那些貪官汙吏、大款倒爺、不法奸商、文盲半文盲致富嗎？
至於知識分子是不是真有這個能耐，只要看看如今的發達國家，那裡的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可謂發達已久了，但知識分子不是不值錢了，而是越來越值錢了，白領和中產的比例越來越高了，“唯利是圖”的資產階級總不會做貼老本的蠢事吧！
如果全社會認識了這一點，就不會再有“你們穿著我們工人織的布，住著我們蓋的房，吃著我們農民種的糧，卻不為我們服務”，“我們工人農民一千個不答應”一類的笑話；也不會患什麼紅眼病或白眼病（現在知識分子已沒有什麼值得紅眼的了，要有隻能是白眼了）。
我很懷疑這些話本來就不存在，只是一些無聊文人根據上級的意圖編出來的，因為工人農民是通情達理的，也是最容易接受現實的，近年來一些地區農民搶科技“財神”，工人為經營有方的廠長請功發獎就是明證。而且，知識分子的門始終是開放的，如果大家真的羨慕了，通過學習成為知識分子就是了，如果自己這輩子來不及了，可以教育子女成為知識分子。到了這一天，一支宏大的知識分子隊伍就自然會形成了。
如果知識分子自己認識了這一點，就應該堂堂正正地做主人，理直氣壯地爭取自己應有的權利，不要像乞丐那樣哀求什麼人的施捨，更不應該無所作為坐以待斃。
要下海的，儘可以放心賺錢，靠自己的知識和本領賺來的錢不但合法，而且光榮。古代有陶朱公可以“三致千金”，外國也有憑知識掙錢的億萬富翁，為什麼當代中國的知識分子就賺不得？
想當官的也不必羞羞答答，知識分子不當官，難道讓大字不識一籮的人當，讓只會用槍桿子的人當？中央的最高領導不都有大專以上的學歷？世界上又有幾個國家的元首或內閣官員沒有受過高等教育？當然如果試下來不行就不要硬幹，老老實實下臺；犯了法的應該治罪，這與其他出身的官員本來就沒有什麼不同。
想出國的不妨大大方方地去闖蕩一番，科學文化屬於全人類，人類又生活在同一個地球，為什麼一定要把中國的知識分子鎖在國門之內？有本事的，爭個諾貝爾獎，掙個億萬富翁，競選個國會議員以至大總統，既是對全人類的貢獻，也將是中國人的光榮。中國開放了，發展了，不僅出去的人會自由回來，別國的精英也會來中國工作或定居。
當然絕大多數知識分子是不可能下海、當官、出洋的，但一樣要自尊、自重、自強，因為我們是社會的主人，要靠自己。如果自暴自棄，怨天尤人，無所作為，不僅不像個主人，也於事無補，不會等來一個完美無缺的知識分子政策、優厚的工作和生活條件。除了用知識技能去換取更多的報酬外，我們還應該通過各種形式、各種途徑使全社會，從國家領導人到我們的學生，都懂得知識和知識分子的價值。知識分子本人還要以自己的知識和人格來展示這種價值。
中國正處在改革開放的新時期，世界正在走向和平和發展的新階段，歷史雖多曲折，卻不會倒退，中國知識分子當奴隸、作工具、依附於什麼皮的漫長曆史應該結束了。作為社會的主人，我們要的是主人的意識。我們對未來完全可以感到樂觀，當然還要十分謹慎。
選摘自《往事和近事》葛劍雄 著，九州出版社
內容簡介：
《往事和近事》是葛劍雄先生的名作之一，也是一本典型的常銷書。書中既有事關中國歷史地理和統一與分裂話題的文章，又有讀書尤其是讀史書的札記或感想；既有對師輩的回憶和懷念，又有對社會熱門話題的直陳己見；還有若干篇什，以專業背景，談論人口、移民和環境等世人矚目的問題。全書不乏學術性，又接地氣。內容精湛，視野開闊，歷久彌新，廣受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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