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讲到了Uber的创始人特拉维斯·卡拉尼克在创立Uber之前的故事。可以说，之前两次跌宕起伏的创业经历，对于卡拉尼克创立Uber以及带领Uber都有着非常深远的意义。在这期，我们就来讲讲Uber创立这段精彩的历史。
一、灵光一现的辩论
Uber的灵感起源于2009年，这个主意来自卡拉尼克的朋友加雷特·坎普（Garret Camp），后来他也成了Uber的联合创始人。由于在旧金山打车非常困难，体验也很差，所以他开始琢磨能不能开发一个手机应用来随时叫车。
加雷特·坎普
不过，很长一段时间Uber更像是一个私人的小玩具：用户主要都是坎普和卡拉尼克自己和他们的朋友，叫的车也都是私人豪华专车，和我们现在理解的Uber或者滴滴完全不同。
另外，在Red Swoosh之后卡拉尼克也不太想全职创业，所以Uber有一年左右的时间都是业余运营的。坎普曾经劝卡拉尼克全职管理Uber，结果卡拉尼克拒绝了他。因为他觉得这个东西简直是太小众了。
到了2010年，Uber的名字还叫UberCab，Cab也就是出租车的意思。那时候的UberCab仍然是个玩具，开发都是外包的，bug很多，有时候经常把一堆车派到旧金山同一个地点去，景象颇为壮观。
那时候，公司还有个专职的CEO雷恩·格雷福斯（Ryan Graves）。有一天，他突然召集公司的员工去卡拉尼克的家里开会。他们终于决定认真讨论一下Uber的未来了。
那天下午3点多的时候，大家已经聚集到了卡拉尼克家中的客厅。卡拉尼克问了一句：所以我们到底要成为什么样的公司？
一开始有人说，Uber应该专注于提供高端服务。除了带司机的私人豪华车，还可以租直升机、私人飞机。随时随地都有最顶级的高端交通服务等着你。还有人建议应该主打那种特别爱玩儿的高端人群，比如晚上常去夜店但是出来以后打不着车的。
卡拉尼克突然觉得有点不对劲。他觉得之前整个公司的思路都错了。
一开始，他和坎普想做的是用一个App来颠覆豪华租车市场——这个市场在美国已经存在几十年了。然而卡拉尼克发现，这种所谓的豪华，很多时候只是体现在价格上，而价格其实完全是由供需的数量决定的。他突然发现，Uber不是一个高端租车服务了，而是一个数学问题。因为：假设在旧金山有3辆Uber的车在街上，那么乘客一般需要等待20分钟才能叫到车。但如果是周末的一个高峰期的晚上，路上会有20辆Uber的车跑出来，那么乘客的等待时间就会大幅下降。
卡拉尼克说：“我突然意识到，Uber的车越多，Uber的服务也就越好。那么Uber的司机也就能赚越多的钱，服务成本下降，乘客也会更开心。最终，Uber可以用非常便宜的价格提供原来只有高端人群才能享受的服务。我突然觉得……这个东西可以变得很大。”
二、与执法者的周旋
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卡拉尼克真正意识到了Uber的潜力。他拿回了Uber CEO的位置，然后把这家还很弱小的创业公司定位成了替代甚至颠覆整个出租车行业的选择。
要知道，当时传统出租车公司在美国大部分城市的地位都非常稳固，因为每个城市的法规对出租车都有要求，比如停放出租车的基地、安全措施等等，这在法律第一的美国简直是太难打破的垄断了。
但卡拉尼克不管这些。他把Uber第一使命设置成了拼命增加司机数量和用户数量，就像很多在Uber工作过的人说的那样，在Uber公司内部只有一个信条，那就是： 增长就是一切 。为了增长，整个公司会拼命投入各种资源，当然也牺牲了很多现在看来也许不应该缺失的东西。
有很多媒体都报道过Uber在运营方面使用过的技巧，比如怎样激发病毒式的口碑传播，攻占各个城市的计划书等等。在这里我不做过多重复。我们仍然回到Uber这家公司和卡拉尼克的性格本身，来看两件并不太为人所知的事。
1. 与政府斡旋
2003年，卡拉尼克在快30岁的时候填写过一份竞选加州州长的登记表，而且还注册了一个网站，把自己定位成了一个独立候选人。不过那时候他还在忙于创业，并没有完整参与过一次竞选活动。不过这种政治方面的敏感度，为他打造一家全世界最成功，也最具有争议的公司埋下了伏笔。
有一次在参加一场科技会议的时候，卡拉尼克说出了这么一个比喻，他说：“我们就像在进行一场政治竞选。候选人有两个，一个是Uber，而对手叫做出租车。当然了，没人喜欢Uber，他好像性格不好，但是他已经成为这个政治网络的一部分了。没人能忽视他。”
当时卡拉尼克最善于做的就是派一支先遣小分队前往新的城市，然后在当地疯狂招募司机，并且通过宣传UberCab的应用来增加乘客数量。
很快这就引起了政府和政策制定者的关注，因为美国大多数城市是不允许在没有正当执照的情况下把自己宣传成出租车公司的。2010年10月的时候，UberCab收到了旧金山官员的禁止通知函，要求它们停业整改。卡拉尼克的应对方式是把公司名字缩减成Uber，不再宣传自己是出租车公司了。
当然，这只是卡拉尼克，或者说Uber和执法者周旋的冰山一角。
2014年，Uber从Linkedin挖来了一名工程师，这名工程师之前的主要工作叫做“通过设计特定工具来支持公民参与立法事务，从而带来社会良知并推动社会变革”。结果到了Uber，这名工程师和他的团队基于电子邮件系统开发了一个工具，这个工具可以让Uber的用户和司机直接联系当地的立法官员，游说政府允许Uber在自己的城市运营。结果城市和州政府的官员们很快就被支持Uber的邮件淹没了。而在另外一些城市，Uber在招聘的时候要求候选人要会写程序，而且是一种特定的程序，那就是能够在市政府做民意调查的时候自动投票支持叫车服务的程序。
这种做法相当奏效。2015年的时候，当时的纽约市长白思豪（Bill de Blasio）想要通过立法限制Uber车的数量。结果Uber在自己的App里面添加了就叫“白思豪”的一栏，上面显示了如果这个立法通过，用户需要花在等车上的时间有多么的长。同时，用户还能通过点击应用中的一个按钮，轻易地发一封固定格式的邮件给市长和市议会支持Uber。
最终白思豪只能让步，没有对Uber实施限制。
2.与苹果对抗
不仅仅是政府，卡拉尼克同样敢和全世界最大的公司周旋和对抗。这家公司就是苹果。
2015年年初，卡拉尼克访问了苹果总部，拜会了苹果的CEO蒂姆·库克。实际上这是一场他一直在躲避的会面。为什么呢？因为Uber其实一直在试图欺骗苹果公司。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你可能还记得，Uber很长一段时间都在给司机和乘客用户提供大量的补贴。于是很多欺诈账户诞生了，有些人会购买被偷了后来又初始化了的几十部iPhone，然后注册几十个电子邮件，再登记成Uber司机。然后用这些假的账号来接单，赚取Uber的补贴。
为了阻止这个行为，Uber的工程师们就写了一小段代码，给每台iPhone分配了一个固定的身份认证，他们把这个叫做“指纹提取”。之后Uber就可以识别每一台iPhone，防止被抹去全部信息的设备欺骗。但是这恰恰违反了苹果的隐私规定，因为苹果要求恢复出厂设置的iPhone应该保证上一位使用者的任何信息都不会残留在手机上。
为了绕过苹果这个隐私规定，卡拉尼克要求下面的工程师对苹果公司的总部设置一个“地理围栏”——所谓的“地理围栏”就是，一旦Uber的App进入苹果公司总部的周围地区，Uber就会针对性地混淆自己的代码，让审查App的人员看不出Uber做了手脚。但是一旦出了苹果在加州总部的周边，这段代码就会被启用了。
最后这马脚还是被苹果发现了。
后来据卡拉尼克的身边人说，那次会面里库克的语气非常严厉。他告诉卡拉尼克说如果这种违规行为不立刻停止的话，Uber的应用就会永远被踢出苹果商店。这当然是卡拉尼克不能接受的。最终，他只好同意了苹果的要求。
但即使最终和苹果和解，这件事再次证明了卡拉尼克的人生准则：为了达到目的，蔑视规则和常理没什么，除非自己被抓住或者被逼迫。他无视过交通和安全法规，打压过顽固的竞争对手、钻过法律的漏洞和灰色区域。同时，这也帮Uber进入了接近一百个国家，估值超过700亿美元。可以说，他塑造了一个新的交通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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