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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冀东抗日战争这幅壮丽的历史画卷里。冀东军区政治部尖兵剧社是长卷中的珍贵篇章之一；我们这一群女八路则是这些篇章里富有色彩的一页。让我们追寻历史的足迹，挽住流逝的岁月，翻开这令人难忘的一页……
“男扮女装”何时了？
尖兵剧社组建于浴血抗战的1943年的“七一”，诞生在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
从1938年到1943年，冀东的抗日战争，经历了三起三落。1942年，敌人搞第五次“强化治安”，把我们根据地的中心区搞垮了。在这样的严重时刻，根据中共冀东区党委的指示，开始筹建尖兵剧社，要求剧社紧密配合武装斗争，加强宣传工作，教育和组织广大群众，壮大抗战力量。
1943年，剧社初建时期，辗转在北宁路北一带山区活动。当年战争残酷，生活艰苦，再加上穷山僻壤，封建落后，动员个把妇女出来抗日已属难事，还要物色什么“文艺女兵”，那就更是困难重重了。然而，既然是剧社，却没有女兵，那怎么开展文艺工作呢？实在没有办法，演出时只好“男扮女装”。男扮女，确实不容易。首先，粗声大嗓就不行。只能从少年里面挑选。从迁安县招来的十几个男孩子，普通话又过不了关，因为“二一啊”不分，上不了舞台。当时只有十四五岁的张瑞和苏致远，虽然也不是女孩子的气质，但是，他们童声未退，地方口音尚不重，所以常常拉来代替女声独唱；打霸王鞭，演小节目，也有他们充当女孩子的角色。演出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剧中那个从东北流亡到关内卖艺的香姑娘，就是由张瑞扮演的。演出的效果虽然还可以，但是男扮女这种情况不可能持久：男孩子迟早要长大，童声要变音，体型要变化，一个文艺剧社没有女兵，绝非长久之计。怎样才能招来女兵，当时成了一件很伤脑筋的事。
后来冀东抗战形势逐渐好转，恢复基本区。平西、平北等根据地连接起来了。这时，领导上从《冀东日报》社调来一位女同志——白介成（后改名田涓），企图改变尖兵剧社男同志一统天下的局面。白介成入伍前在唐山当教员，戴着近视镜，酷爱新诗，喜欢朗诵“啊！我爱黄河！我爱长江！”这类激昂高亢的诗句。可惜她人高马大，而且肥胖，没有适合的男同志能与她登台配戏。不久，林野、罗明从地方上调来后，白介成就调离了剧社。在此以后，又陆续来了张韵村和张君如。这样尖兵剧社终于结束了“男扮女装”时代。
1945年春天，北宁路南工作组到乐亭、昌黎一带扩大尖兵剧社队伍，又先后动员出来一批女青年。截至“8.15”抗日战争胜利，尖兵剧社女同志（不包含调走的和日寇投降时参加的）共有11名。
我们这一群女八路，年龄、出身、经历、觉悟虽然有差异，可是先后投身尖兵剧社这个革命熔炉以后，不管是有些阅历的大姐姐，还是不大懂事的小妹妹，大家的命运就紧紧连在一起了。在战争年代，我们同呼吸共甘苦，为着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驱逐日寇，建设中华，实现共产主义，贡献了自己火红的年华。
大舞台上“女扮男”
因为有了我们这些女八路，在文艺的舞台上再也不用“男扮女装”了。可是在现实斗争的大舞台上我们这些女八路却不得不常常扮男装。
在残酷的游击战争环境和极端贫困的物质条件下，大家都过着简朴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女同志也像男同志一样，穿一身褪了色的灰土布军装，一双粗针大线纳帮底的布鞋，腰里扎着皮带，头发掖在帽子里。整天野餐露宿，风吹雨打，渐渐地男女性别的外部标志几乎消失了，模糊了。贾淑琴穿上这样一身装束，被男同志称为“假小子”，管她那双又肥又大的布鞋叫“巡洋舰”。这不过是生活里开开玩笑，活跃一下气氛。还有一些场面就十分令人尴尬了。有一次，刚在老百姓家里住下，一位大娘指着张韵村说：“瞧，这小伙子长得真秀气！”一位大哥拍着林野的肩膀亲热地问：“兄弟多大了？娶媳妇了没有？”把人家弄了个大红脸，只好抿嘴一笑，支吾过去了。
难忘的“入伍史”
我们这一群女八路都有一篇曲折难忘的“入伍史”，几乎都是从冲破家庭关起步的。
在这一群姐妹中，我属于“小字辈”，当时只有14周岁。1945年，我离开董庄抗日中学参加尖兵剧社的时候，还真是个孩子：身穿蓝布旗袍，前额梳着刘海。我的年龄虽小，可是，政治上有点早熟。我的家乡乐亭县大黑坨村出了一个革命伟人李大钊（与陈独秀同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即简称“南陈北李”）。我从记事的时候起，就耳濡目染受到革命的熏陶。我听过区长刘志一讲抗日的道理，他教我们唱通俗歌曲：“打倒日本，打倒日本，锄汉奸，锄汉奸，军民联合起来……救中国，救中国。”还教唱过“有钱出钱，有枪出枪，出人出力上战场，万众一心团结起来，日本强盗难逞强”。1944年，我进了抗日民主政府在渤海之滨建立的董庄抗日中学。学校为了配合开展政治攻势，经常到各村镇去巡回演出文艺节目。尖兵剧社黄天编剧、今歌与黄河作曲的歌剧《夜深人静时》，也在路南流传。董庄抗日中学就演出这个歌剧。我扮演女儿，对妈妈唱道：“妈妈呀，你仔细想一想，八路军辛辛苦苦为的啥，八路军流血流汗又为啥，为啥人家就该挨冻在大街上。”一面唱一面动员妈妈给八路军腾房让炕。这种宣传，既教育了别人，也教育了自己。1945年6月，我和同学刘茵河决定离开董庄中学去尖兵剧社。小小年纪离家当女兵在村里还是第一个。怕家里“拖后腿”，我们就来了个不辞而别。我把在学校用的被褥和脸盆等物，委托一个同学转送回家，身穿一件蓝布旗袍，就偷偷离家出走。
杜野是剧社的元老，也是我们这群女八路的大姐。她是1942年初，正当敌人搞四次、五次强化治安时，离开家庭正式参加革命的。林野的“入伍史”是妇女翻身解放的缩影。在罪恶的旧社会，她目睹了广大劳动妇女的悲惨情景，饱受封建礼教宗法势力的欺凌。她的邻居疟待摧残童养媳。那个可怜的小姑娘，衣不蔽体，胳膊瘦的像高粱秆，稍不顺心，丈夫、婆婆便打嘴巴子，打得鲜血直淌还不准哭。林野同情那个童养媳。其实她也很值得人同情。她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定了“终身”，谁知男方是给敌人做情报工作的。冰炭不同器，水火不相容。怎么能同这样的人过一辈子呢！林野当机立断，离家出走，参加了迁遵兴二区妇女筹备委员会。从此，她走到哪里，把《三八妇女节歌》唱到哪里：“冰河在春天里解冻，万物在春天里复生，全世界被压迫的妇女，在三八，发出自由的吼声。从此我们永远打破毁人的牢笼。”1943年春，林野被戏剧队长邓子如发现后，由刘大为从无人区接出来，到了尖兵剧社，加入了文艺队伍。
张君如的“入伍史”更使人难忘。那是1944年初，日本鬼子集结大批兵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为了部队行动方便，也为了女同志的安全，晋察冀军区第13军分区的军政学校决定女生排“化整为零”，离家近的可以暂时回家，等反扫荡结束再归队。张君如、史更新愿随部队活动，便把头发剪成男发，找到李运昌司令员，李司令员说：“你们这些孩子干事情太冒失。当兵就要服从命令听指挥，怎么把头发剪成这个样子；留在地方吧，你们也不好化妆；随部队活动吧，打仗有危险，行军艰苦，有时几天吃不上饭，到时候你们就该哭鼻子啦！”她俩说：“我们不怕苦，不怕死！”司令员说：“你俩岁数不大，挺有主意，先回去吧！”过了两三天，尖兵剧社就派人接她俩当了文艺兵。
张洛是独生女，与寡母相依为命。张洛要当八路，妈妈闻讯追出十几里地。女儿在前面跑，妈妈扭着小脚在后面追，边追边喊张洛的乳名。声音颤抖嘶哑。张洛急忙躲进一家门后，妈妈没有发现。此情此景，令人揪心。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张洛终于挣断了母女情，毅然参加了革命。在尖兵剧社时期，她在戏剧队，主演过《白毛女》和劫夫创作的《大家喜欢》等歌剧，还参加合唱、担任独唱、领唱。
“W.C惨案”
离开家庭，来到剧社，仅仅是迈进抗日队伍的第一道门槛。革命为我们这些女八路出的第一道考题是行军。
从冀东平原出来的人，初次见到巍巍群山，心里充满诗情画意。及至在崎岖的山路上气喘吁吁地攀登，赶队，才体会到当个“尖兵”可真不容易。我穿着肥大、梆硬的劳军鞋，走的两脚打泡，情不自禁地“扭秧歌”，痛的一步一皱眉。我问一起入伍的刘茵河，什么时候才能走到头？走在身边的一些老同志纷纷鼓励我们，指导员郭东俊说：“天愈黑，愈显得星星亮，越是艰苦，越能锻炼人。”刘大为还指着山间飞动的萤火虫说：“要像萤火虫一样，有一分热，发一分光。鲁迅不是说过，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么！”那时，我们这些青年学生都很崇拜大文学家鲁迅，所以鲁迅这句富有哲理的名言，立即鼓起了我们克服困难的勇气，点燃了我们坚持斗争的希望。
行军也有行军的乐趣。特别是夜行军，既要肃静，又要快速，走的人困马乏，迷迷糊糊。我们锻炼得能在行军中睡觉，而且不掉队，只是不能停脚步；如有一人停步，后面跟着一串“撞车”。喜欢搞恶作剧的纪良，肩上扛着大提琴，迈着两条仙鹤腿，是行军中的活跃分子。我在他后面。他走着走着，忽然猛力一跳，黑灯瞎火看不清，我盲目的也跟着跳，其实是平地一块。结果把两腿蹾的生疼，逗得大家扑哧一笑，消除了疲劳，活跃了情绪。在没有敌情顾虑的情况下夜行军，又是另一番情景。大家边走边谈心，讲故事，说笑话，畅谈今天，憧憬未来。有一次走在山间的小路上，张君如不慎摔下山坡，被小树杈挡住。林野急中生智，赶快用霸王鞭把她拉上来。戏剧队长邓子如说，刚才这个表演就叫《林野霸王鞭钓金龟（君如）》，一句戏言，后来竟成为剧社里流传的佳话。
可是，有敌情威胁的夜行军，就完全是另一种气氛了。抗战胜利前夕那次夜过北宁路，就使人惊心动魄终身难忘。那天夜里，我们个个像揣了个小兔子，心里扑扑直跳，大气儿也不敢出，只顾猫着腰朝前跑。忽然敌人的装甲车顺着从东往西哗啦哗啦地开过来了。不知敌人发现了什么目标，突然打开了探照灯，响起了机关枪。我们这个长蛇队形一下子变成了大扇面，迅速跑到一块坟地里隐蔽起来。只听见子弹打在墓碑上叭叭直响……
领导上很照顾女同志，郭指导员经常在队前讲，今天行军路远，女同志有“特殊情况”的可以骑驴，背包也可以让男同志背着。1946年以后，上级还特地给女同志配备了一匹马。遇到爬山、涉水，分配两个男同志保护一个女同志。在过大凌河时，是董晓华扶我过河的。所谓“特殊情况”无非是来了“例假”。可是，我们这些女八路却很要强，即使来了“例假”也硬咬牙关，跟大家一起风里钻，雨里行，遇山爬山，逢河趟水。
其实，女八路们最头痛的，还是行军中解小便。尤其是在开阔地里，没有任何遮挡，离队伍近了，不方便；跑远了，又怕掉队，真急死人！有一次夜行军，林野要解小便。她离开队伍，借着月色跑进一个场院，刚踏上那捆玉米秸，就扑通一声掉进了白薯窖，一块大石头正砸在头上，血流满面。她拖着那条摔得红肿膨胀的腿，挣扎着从窖壁的土梯上吃力地爬出来。同志们看见林野这个模样，大惊失色，立即请卫生员给她包扎了伤口，借来了老乡一副门板，抬着她继续行军。事后，社长黄天把这件事情风趣的叫做“W.C惨案”，并且解释说，“watercloset”是英语的厕所、盥洗室。林野上厕所遇难，岂不是“惨案”一件？黄天社长是上海复旦大学的高材生。大知识分子毕竟与众不同，讲出话来也是文绉绉的。这种生活中的幽默，是文艺单位以外少见的。从那以后，黄天社长就规定：女同志路上解手，必须二人同行。
毛丫头学艺
随着形势不断发展，女八路逐渐增多。这就为尖兵剧社增添了活力，但也带来新的矛盾：我们这些女八路，虽然喜欢拉拉唱唱，蹦蹦跳跳，可谁也没有进过专门学校经过专门训练。于是尖兵剧社就一边工作一边担负起自身的培训任务。从实践到理论，不断学习和提高，黄天社长经常给剧社上课，讲解《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传授舞台艺术和表演知识。有的新同志在排练时，经常“背台”。黄天社长就告诉我们，演员在台上切忌把屁股对着观众，不要开“博览会”。他一边给张君如化妆，一边传授化妆术，讲如何弥补脸上的缺陷。我们这些“土八路”渐渐地懂得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知道了欧洲古典主义戏剧的“三一律”创作规则。不管是新兵老兵，居然上台就演。尽管当时的艺术水平较低，也很幼稚，但是都好学上进，自强不息。
文学艺术队队长刘大为、管桦搞创作虽然很紧张，但对我的学习要求很严格。黄天牺牲后，剧社的剧本创作主要出自文艺队。大量的配合形势与任务的歌词，也主要是文艺队创作的，管桦抗干扰能力特强，在吹拉弹唱的嘈杂环境中，也能够坐在房子的一角专心致志地搞创作。他们教我写歌词，写通讯，读文学名著。李劫夫团长也亲自帮我修改《庆祝胜利过新年》的填词，帮我修改《建国打火车》的填词。这首歌词是根据军区劳模会上介绍的刘建国埋伏在铁道边打日本军车的事迹写成的。管桦给我一本《新闻学》让我学习。我用纪良装订的一本漂亮布皮的小本子，密密麻麻抄了一大本，行军一直背着它，风吹雨淋，字迹已经模糊。以后我到了尖兵报社，它依然跟随我，指导我的工作。像苗淑云的小本子抄满了民歌一样，我的小本子抄满了诗歌，小本子第一页就是艾青的《我爱这土地》。从诗歌中学写歌词，通过写日记练习记事。
当时，物质生活极其贫乏，精神生活却极其丰富。我们的背包里没有鱼肉，装的净是书籍：《毁灭》、《铁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们走到哪里就把这些精神食粮背到哪里，住下来就如饥似渴的“啃”，从中汲取营养。
文艺队编印《我们的歌》，刻印后装帧成册。领导上看我的字写得工整，就让我刻钢板。钢板刻好了也不容易。我常在微弱的煤油灯下，在薄薄的蜡纸上垫着钢板，吃力地练习写美术字、仿宋字，日久天长，把中指都磨出了硬茧。提着铁桶到处刷标语、印宣传品是一项经常的工作，所以写美术字是我们的必修课。那时候写标语并没有颜料，一切都要因陋就简，用石灰水写大字，用锅底灰和水勾边。
苗淑云从小苗庄出来时还是一个13周岁的“毛丫头”，说话带点“公鸭嗓”。开始剧社没有让她参加合唱团。每天清早人家成帮结队地去练基本功，她就一个人在那里“啊啊……”吊嗓子练发音，吹口琴练习唱准音阶。有一天，黄河带领小合唱团练声时，忽然听到从另一个角落传来圆润甜美的声音，黄河说小苗的声音还真不错呢，于是，就把她吸收到小合唱团，所以苗淑云便担任独唱。音乐教员周方，又教她拉小提琴，培养她学音乐，演喜剧，参加乐队演奏。周方还亲自演奏《森林中的少女》（波兰圆舞曲），培养她的“音乐细胞”。在教员的指导下，为了体验头脑共鸣，她仰卧在炕上把头耷拉下去练发声。纪良称赞说这也是一种探索。她手指粗短，这是拉提琴的致命弱点。为了使手指关节放松，行军中她把肥皂夹在无名指和中指之间，坐下来便活动手腕练指法，练颤音。她初学乐器，喜欢练习演奏贝多芬的《D大调小步圆舞曲》。这支曲子旋律优美，动听，既优雅，又轻巧，又欢快，又跳跃，我们都很喜爱它。
小苗拉小提琴参加乐队，演奏了周方的《八段锦》，贺绿汀的《晚会》，莫扎特的《军队进行曲》等乐曲，还为歌舞伴奏。在歌剧演出中，她创造了各种不同的女孩形象：《兄妹开荒》中的妹妹，《白毛女》中的喜儿，歌剧舞《军民联欢》中的青年妇女，还有京剧《打渔杀家》中的桂英，话剧《抓壮丁》中的妹妹。她独唱过《黄河怨》、《还乡河小唱》、《秋收》等。这棵艺术小苗不断茁壮成长，终于从一个倔强的毛丫头跻身于科技影片的作曲家。
从“无人区”到《地狱与人间》
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是革命工作者尤其是文艺工作者的基本课，哪里艰苦就到哪里去，哪里斗争最激烈就往哪里钻。
1942-1944年，日本鬼子在冀东集家并村，把老百姓赶到“人圈”里，制造了一大片惨绝人寰的“无人区”，企图切断八路军与人民的联系。我们的一些基本群众，坚决不去“人圈”，留在无人区里。房子被烧了，他们用树枝、茅草搭窝棚，有的就住在山洞里。尖兵剧社便派人深入无人区体验生活，发动群众。张君如、林野、罗明、张韵村四位女同志住到一个老乡家里，那家四口人，盖的是麻袋片和兽皮，十七八岁的大姑娘没有裤子穿。群众吃不到盐，个个浮肿，脸色发青。敌人来了，他们就挑起担子同敌人周旋。几位女同志听了基本群众哭诉自己的痛苦和灾难，深受感动。她们就宣传坚持抗战才能过上好日子的道理。在离开无人区时，大家把米袋、盐袋和衬衣等物都给老乡留下了。这一次难忘的生活体验，使同志们提高了觉悟，充实了生活。黄天、今歌创作了歌剧《地狱与人间》。张君如在《地狱与人间》中所以能成功地创造了嫂子的形象，同这次深入无人区有密切关系。
部队文艺工作者，主要为兵服务，所以我们经常下部队，教歌，组织歌咏队，搞壁报组，采访好人好事，帮助连队排小节目，参加战斗，慰问伤员，广泛体验生活。
大家在深入生活、深入群众的过程中，随时随地都自觉的为群众做好事：住在老乡家里，女同志总是帮大娘大嫂抱孩子，扫院子，洗洗涮涮，见啥干啥。有一次住下不久，房东一位大嫂要临产，痛得呼天喊地。男同志自然要退避三舍，我们这些年轻人没有见过这阵势，也不懂得接生，干着急插不上手。年纪稍微大些的同志虽然没有学过助产，但懂点接生知识，便模仿接生的动作，起助产作用。经过七手八脚的一番忙碌，小生命竟“呱呱”问世了。当我们告诉大嫂生了大胖小子时，全家无不感谢共产党八路军。
《英雄于平》及其他
中国人民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谱写了无数可歌可泣的雄壮诗篇，为我们文艺工作者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
1944年，在迁西县三屯营附近的山村发生了一个真实感人的故事：我游击队与日本鬼子遭遇，一个游击队员在战斗中不幸腿部负伤，躺在地上奄奄一息。一个名叫于平的中年妇女，闻听枪声出来看动静。走到山腰间猛然发现了那位负伤的八路军。这时，敌人开始搜山了。她急忙用树枝和茅草把伤员隐蔽起来，躲过了敌人的眼睛。等到敌人撤退以后，于平立刻把伤员背回家，包扎伤口，喂水喂饭。在于平大嫂热情周到的照料下，伤员伤愈归队……
这件真人真事集中反映出共产党、八路军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关系，是感人肺腑的活教材。尖兵剧社决心把这个典型事件搬上舞台。写剧本的同志带着满腔的热忱，不到一周赶写出一个独幕话剧《英雄于平》。林野接受了扮演于平的任务。她为了在舞台上真实地再现这位英雄妇女的形象，跑到三屯营去访问于平，实地观察，深入体验生活。为了演得更加逼真，她还特地学了迁安话。这出戏，获得了极好的演出效果。尖兵剧社指导员郭东俊说：“林野同志创造的英雄于平这个角色，从形象到语言都是成功的。”
话剧《英雄于平》的演出成功再次说明，干什么工作“清一色”是不行的。尖兵剧社由于补充了我们这些女八路，戏路子宽了，剧目多了，生活丰富多彩了，工作活跃多了。
有时为了紧密配合斗争形势，尖兵剧社常常采取短促突击的方式，争分夺秒地赶任务。话剧《沟线上》，就是社长黄天一夜功夫写成的。有了一个框架后，在排练的时候继续发展剧情，穿插人物，修补台词，把写作同排练两个环节衔接起来，不出三天，一台话剧就同群众见面了。
在艰苦的游击环境中搞文艺演出，逼着我们只能因陋就简。村头、场院、庙台、炕头，到处都是我们的舞台。服装道具全部都是就地取材向老乡筹借。每次演出，无论是戏剧队、音乐队，还是文学美术队，全体齐出动，大家既当演员又打零杂，一身数职。女同志负责服装和化妆。说到借服装和搞化妆也不是件轻松的事。为了借到适合剧情需要的服装，常常要跑几里路找许多人家；有时敌情突变，戏刚演到一半，就要马上转移。我们急忙卸妆赶紧给群众送服装。这时，剧社的战斗小组便要留下一个带枪的男同志，掩护我们赶队。用什么来化妆呢？没有画笔，用木炭描眉；没有胭脂，把大红纸舔湿了擦在脸颊上和嘴唇上；拿棉花和狗毛当胡子；没有卸妆油，就用猪油代替。尽管物质条件这么差，但是，演出却是认真的、严肃的、一丝不苟的。
尖兵剧社从1943年开始演出了第一个话剧《长城线上》，以后又陆续演出了四幕歌剧《地狱与人间》，话剧《沟线上》，歌剧《夜深人静时》，独幕话剧《一双鞋》、《满洲泪》，歌表演《八月十五》、《八路好》等等。这些剧目都是剧社自己创作的。每当人们谈论起这些成功的演出时，大家都不会忘记编剧、导演、乐队等各方面的密切协作，自然也忘不了那些扮演了各种角色和一些幕后默默无闻的女八路们。
她同烈士们长眠在冀东的大地上
1945年的杨家峪战斗，无论是记述冀东的抗战史，还是撰写尖兵剧社的发展史，谁都会不惜篇幅再现那悲壮的战斗情景，让子孙后代永远记住那些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的人。
应该为尖兵剧社社长黄天写传记，他抗战前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1938年到延安。他风华正茂，才华横溢。他喜欢在行军中构思，一夜之间就写好一个剧本。应该为音乐队队长今歌写传记，他精通中外音乐理论，创作的歌曲唱遍冀东穷乡僻壤。黄天和今歌合作创作的《夜深人静时》、《地狱与人间》等剧目，演遍长城内外。他们，倒在血泊中，长眠在冀东的大地上。
作为女八路，我们应该为尖兵剧社的杨素兰写传记。她，在敌人面前，破口大骂；壮烈地牺牲在敌人的刺刀下。她，倒在血泊中，也长眠在冀东的大地上了。她，牺牲时年仅18岁，是滦河边上迁安县杨团堡人，是杨秀峰同志的侄女。她，修长的身体，乌黑的头发，白净的脸庞，长得很秀气，招人喜爱。她和今歌同台演出《兄妹开荒》。她参加剧社只有几个月，人们对她的事迹知道的很少，但是她的名字永存。她，是我们这一群女八路的骄傲。
我们这些在路南参加剧社的女同志，虽然没有见过黄天和今歌，但是在老同志们绘声绘色的赞誉下，我们早已熟悉了他们。1945年“七一”，我们就要过路北去同黄天、今歌会合了。大家激动异常，恨不得双肋生翅立即飞过关山。在北上的行军路上，突然传来杨家峪的噩耗。我们震惊万分，悲痛不已。想北上，盼会合，谁知过了路北，头一件事竟是为黄天、今歌、杨素兰开追悼会。烈士们只差40天没有能够同我们一起欢庆“8·15”抗战胜利的伟大节日。
“8·15”《八月十五》
1945年8月，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进行的剧烈拼搏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光明与黑暗，前进与倒退，战争与和平，在历史上的大门槛两端，多种对立物在作殊死斗争。
“8.15”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日寇侵略军并没有自动放下武器，他们还占据着我们的城镇、交通要道，企图进行顽抗。8月10日，朱总司令要求各解放区的武装部队，向附近城镇交通要道的敌人发出通牒，限期向我缴械，顽抗者给予坚决消灭。我们迅速写出了《朱总司令下命令》的歌曲，让嘹亮的歌声为大反攻的指战员壮行。根据朱总司令的命令，冀东地区的八路军14团、48团接受了打玉田县城的任务。我们这些女八路也摩拳擦掌，都想在这次战斗中发挥作用。农历八月十五，攻打玉田县城前夕，我们在城关演出了歌表演《八月十五》，女同志全部上场。《八月十五》写的是老百姓在八月十五的月光下进行回忆对比：国民党中央军、日本兵给人民造成的灾难；共产党、八路军给人民带来的幸福。这个节目唱出了人民的心声，许多村剧团都演过这个节目。那天晚上演出的时候，没有挂汽灯，天上的大月亮照的场院通明，男女老少围了密密匝匝一大圈，一边看一边叫好。
玉田战斗进行得很激烈。城南的日本兵据险顽抗，我们的战士几次冲上去，都被压下来，牺牲了30多位同志，最后终于攻进城去。由剧社几个男同志组成战地服务组随部队攻城。到第二天，战斗仍很激烈。敌人已龟缩到南门里东马道的日军指挥部里。剧社的纪良同志学过日语，想不到今天派上了用场，他就用日语喊话，要敌人立即放下武器，曾在中华国土上猖狂8年的倭寇也不得不打起白旗投了降。
战斗结束不久，我们进城搞宣传。有一个小组到敌兵营大院去找电台。当时，院子里堆满了沙袋，张君如踏在一个麻袋上，觉得里面软软的，还会动，把她吓了一跳。原来是敌人把他们的伤员也装进麻袋当掩体了。我们在一个姓阮的家里。阮大爷见了我们总是躲躲闪闪。后来细一打听，才知道日伪军过去搞反动宣传时，诬蔑共产党共产共妻，八路军杀人放火。我们便趁机向他们耐心讲解什么是共产党，八路军是干什么的。第二天，阮大爷的女儿阮金荣壮着胆子对我们说，一个八路军拿走了她的手表和戒指。我们马上分头调查。原来是刚从国民党军队改编过来的“解放”战士干的。我们把原物还给了他们，用实际行动挽回了我军的政治影响。阮金荣经过鲜明的对比教育，对共产党八路军产生了好感，不久，她改名丁明也参加了尖兵剧社成了我们这一群女八路的新成员。
咽喉要塞的“对台戏”
根据延安总部的命令，我冀热辽解放区的武装部队打下玉田后立即挥戈东进，乘胜直取咽喉要地山海关。
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后，我军攻克了山海关。武装斗争结束后，文化斗争已展开。尖兵剧社进城后，马上贴出用铅字排版印刷的剧目海报，公演四幕歌剧《地狱与人间》，独幕讽刺活报剧《合流》，独幕话剧《一双鞋》，一幕二场活报剧《参加八路军》等。这是剧社第一次登上城市的舞台。受国民党操纵的山海关艺术剧社，为了抵消共产党宣传的威力，减少尖兵剧社演出的影响，也张贴出话剧《雷雨》的巨幅海报，与我们唱“对台戏”，争夺群众。在咽喉要塞上针锋相对的斗争进行得十分激烈。我们演出《地狱与人间》，当大幕徐徐拉开，出现远山桃花等机关布景时，观众一片掌声，场场座无虚席。为了广泛传播新民主主义文化，培养新的艺术人士，尖兵剧社很快建立了交际股和招生委员会，同文化界的人士广泛接触。在《雷雨》中扮演四凤的马力小姐，是山海关艺术剧社的台柱子。交际股的刘大为、管桦和她交上朋友。经过深入的了解和分析，认为她有被争取的可能，便做了耐心的思想工作，最后终于把这根“台柱子”挖到了我们这边来了。我们欢迎这位新战友，不仅仅又多了一个女八路，更重要的是，争取了一个马力，唤醒了无数民心。马力同志参加尖兵剧社，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国民党文化渗透阴谋的破产。
1945年10月，冀东军区部队奉命挺进东北，收复锦州。出关进关，几进几出。抗日战争的烽火刚刚熄灭，解放战争的硝烟又起。我们这一群女八路征尘未洗，戎装依旧，马不停蹄地投入了解放战争的激流，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
（作者谷莹，乐亭人，原铁道部离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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