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在完成了對南委最徹底的破壞後，郭潛死心塌地參加了國民黨中統特務組織，並恢復使用本名“郭乾輝”。
當時，中統局由徐恩曾負責。徐恩曾非常注重對中共的滲透工作，在中統局內成立了一個‘分化瓦解委員會’。徐恩曾便讓郭潛以中統專員的名義，做了這個委員會的負責人。
郭潛得到這個職務後，閉門造車、熬了幾個通宵編造出來一個方案。他宣佈成立了‘中國共產黨非常委員會’，宣稱這個所謂的‘非常委員會’已經召開了代表大會，並發表了宣言，製造出中共分裂的假象，籍此混淆社會的視聽，徐恩曾對此非常滿意。他認為這是對中共開展心理作戰的佳作，於是派了很多特務在重慶、貴陽、西安乃至陝甘寧邊區附近散佈這個宣言，企圖造成中共內部的混亂。結果因為這個所謂的‘非常委員會’本來就沒有足夠的，有影響力的‘中共高級領導’或是社會知名人士的參與，使得這個謠言毫無影響力。
重慶渝中區渝中文化宮內中統舊址銘牌
‘非常委員會’沒有奏效，郭潛不甘心。於是，他將心理作戰開始升級，編寫出攻擊汙衊中共的《新紅樓夢》等小冊子，通過中統特務組織廣為散發。這一套粗製濫造的東西，內容上自相矛盾，破綻百出，難以自圓其說，但不得不說，雖然在社會正流上無任何作用，卻是給後世一些別有用心者留下了所謂‘史料’。通過這些工作，郭潛卻成為了中統局的中共問題專家，其職務也逐漸提升。
1947年，他在中統局改編的特務機關黨員通訊局（簡稱‘黨通局’）中，已經是負責中共工作的研究處副處長。 郭潛所主持的對中共分化瓦解工作也隨著內戰的擴大逐步推開，中共方面對他的活動也頗為警惕。當時一份中共的黨內文件中寫道：“最近國反中統局為挽救國黨軍事危機，正擬擴大以叛徒郭潛。。。等主持的所謂‘中共非常委員會’的活動，以中共反對派形式出現，陰謀挑撥我黨團結，準備派遣特務至我區建立秘密組織，專門吸引黨內不滿動搖分子，製造所謂
反毛運動。”這個非常委員會“已在上海、廣東、陝西建有分部”,“另擬在全國各主要城市建立分部，招待記者，公開活動發出報紙，發表政見。”當然，歷史已經證明，郭潛當時種種的伎倆對局勢的發展沒有什麼實質影響。1948年7月，郭潛任黨通局直屬天津通訊處處長，成為負責一方國民黨特務工作的要員。到任伊始，郭潛就把搜捕地下黨和進步人士當作首要工作，他親自指揮，僅在1948年8月20日的大逮捕行動中就抓了55名進步學生。
1948年底，在天津解放前夕，郭潛返回南京，後被派往臺灣工作。臺灣的特務系統進行了第一次大改組，出現了調查局，郭潛擔任了臺灣省調查處處長，為國民黨逃臺初期穩定局面做了很多工作。
1950年春，以蔡孝乾為首的中共臺灣省工作委員會及所屬組織被國民黨保密局破獲，在大搜捕中倖存的黨組織和黨員重建了領導機構，進一步轉入地下，在偏遠山區開展活動。
1952年，臺灣苗栗山區叛變的中共地下黨人宣誓效忠國民黨政府
因保密局搶先破獲了臺灣省工委，使得與其向來存在競爭關係的調查局壓力很大，也試圖在偵破中共地下組織方面有所表現。郭潛受命搶在保密局之前破獲大案，為此，他可謂是絞盡腦汁。恰在此時，郭潛的手下破獲了地下黨新竹鐵路支部，郭潛從叛變人員中挑選一人到地下黨活躍的苗栗地區伺機活動。這個叛徒在郭潛指揮下，通過精心偽裝，很快就打入了地下黨組織，並取得了地下黨組織幾名負責人的完全信任，摸清了情況。 如此這般，郭潛還是不放心，生怕別的特務系統搶在他前邊破案，於是就使了點手段，在各特務機關共同參加的聯合小組會議上，故意放出假消息，說中共隱蔽組織在某某地方活動，誤導了其他機構對中共組織的偵查方向，使全部線索都掌握在他的手中。
1952年4月，經過一番精心策劃，郭潛指揮特務一舉破獲了在臺灣的地下黨組織，此案被稱為“重整後的臺灣省工作委員會案”,是調查局在臺灣破獲的最大一起中共地下黨組織案件，郭潛也因此案的破獲而得到蔣介石父子的青睞。
1958年4月，郭潛升任調查局副局長。從此，他真正進入了特務機關的最高層，而以中共叛徒身份成為特務機關的首腦，這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歷史上，是空前絕後的。
1964年6月，沈之嶽調任調查局局長，郭潛即辭去副局長職務。
他辭職的原因，有兩個版本：
一，認為是因為他與沈之嶽此前都曾任副局長，但他的資歷比沈要深，是事實上第一副局長，這時沈之嶽調升局長，他出於面子就不能再幹了。
二，郭、沈二人其實是有著不為人知的“師生之誼”的。早在1937年，沈之嶽奉戴笠之命潛赴延安，進入抗大二期就讀時，郭潛正在抗大任教，講臺上下，想必他們也會有些接觸，只是他們怎麼也不會想到幾十年後竟然會殊途同歸，都成為了特務頭子。這層特殊的師生關係，現在卻變成了顛倒的上下級關係，顯然也讓郭潛頗為尷尬。
沈之嶽圖冊
但卸任副局長的郭潛還是很受蔣經國賞識的，據說當時蔣經國提出了幾個可供他選擇的職位，最終他選定了去‘國際關係研究所’，出任該所的副主任，並把自己的名字改為“郭華倫”,搖身一變成為“學者”。國際關係研究所前身是1953年成立的‘國際關係研究會’，是國民黨逃臺後成立的半公開性質的情報機關，在臺灣眾多的情報機構裡是專門研究大陸問題的。郭潛到這裡工作後，開始以教授、專家的面目出現，就中共問題發表了很多言論。
1969年，作者署名為郭華倫的4卷本《中共史論》在臺北出版，該書徵引資料豐富，大量採用了由國民黨特務機關中統的“薈廬”資料室秘藏的中共原始資料，其中很多資料都是由此書第一次公開，因此引起國際學界的廣泛關注，成為海外研究中共歷史的重要參考書，甚至連遠在德國撰寫回憶錄《中國紀事》的李德（奧托.布勞恩），也從這部著作引用了很多資料，此書影響力也可見一斑。
曾永賢
曾永賢，曾永安（日共華人黨員，重要幹部）之弟。原臺共黨員，入黨介紹人吳克泰，其亦是李登輝的入黨介紹人。曾永賢在臺灣白色恐怖中被捕入獄，後加入調查局，曾任“調查局”第四處處長， “總統府”國策顧問等。 在九十年代中，他曾受命擔任過兩岸密使，曾與原總政聯絡部部長嶽楓將軍有過接觸（葉劍英元帥之子葉選寧）。
《中共史論》還使用了許多當事人的口述資料，尤其是引用了一位未註明身份的“陳然先生”的大量口述材料，在該書中，從1927年到1942年這期間，很多重要史實的惟一見證者似乎只有他，但這位‘陳然先生’此前不見諸中共黨史記載，卻在書中作為史實的重要見證者頻頻出現，因而引起了國內外學界的興趣和關注。 ‘陳然先生’究竟是誰，一時間也成為學界探討的問題。郭潛的門生、在李登輝和陳水扁時代擔任過“總統府”國策顧問的曾永賢（前臺共黨員）回憶：“有一次，我在東京開會時遇到蘇聯遠東問題研究所的所長。。。他說他看過《中共史論》，但其中有一些人不認得。我告訴他：你問對人了。他就問我‘陳然’究竟是誰？我回答：陳然和郭華倫是同一個人。”
把自己的見聞假託為一個虛構人物“陳然先生”的回憶，此等‘著史’方法不能不說是郭潛的創造。
《中共史論》出版後，郭潛一舉成為“蜚聲國際”的中共問題權威，開始參與國際中共問題研究活動。
1973年，他受邀出席在巴黎舉行的第29屆國際東方學者大會，在會上發表了攻擊中共的論文，他說：
“中共‘一大’的召開是中共建黨的第一天，也是中共建黨的紀念日。自1921年到今天，中共的黨齡已達52歲，可是還弄不清它是哪一天出生的，好象無父無母的私生子，被人隨便冠予生辰，說來也實在可笑。”在一番挖苦後，他還拋出了自己的研究結論，認為中共一大是1921年7月27日召開的。 郭潛這種惡毒刻薄的言論引起了大陸學者的不滿。從事黨史研究的邵維正把他的話摘抄在一張硬殼卡片上，釘在床頭，以此激勵自己奮發研究，通過紮實的研究邵維正得出了和郭潛不一樣的結論，最終確認中國共產黨一大召開的日期是1921年7月23日。
中共黨史專家 邵維正將軍
郭潛的‘史說’編造及惡毒攻擊激發了大陸學者的鑽研熱情，反倒促成了建黨日期難題的攻破。 其實郭潛不只是在建黨日期上搞不清楚，在他的代表作《中共史論》中，由於他的反共立場，且長期處於對‘中共’心戰實施的習慣行為，書中充斥著大量不實之詞，史實的明顯錯誤之處更是很多，如：
在他寫到1937年召開的十二月會議時，書記處應為5人，他列了9人。
12個部門負責人名單，其中竟有8個是錯誤的。
他假託‘陳然先生’之口的回憶，更是由於他的反共立場，真假莫辨，很難為史學界所採納。他編著的《臺共叛亂史》、《中共問題論集》、《中共人名錄》等書，同樣也因其立場，學術價值雖然不高，但仍為一些其實不讀史，卻心懷鬼胎者到處引用。
郭潛憑藉著自己的“學者”身份，參加各種活動，不遺餘力地攻擊中共。
如：大陸“四人幫”倒臺後，他就攻擊“華”接掌權力的合法性。
葉劍英提出兩岸和平統一主張後，他就和別人提出了一套方案，要求中共讓出沿海各省由國民黨來推行三民主義，待全國一半以上地方完成三民主義模式後，再協商統一方式，然後還說只有中共接受了這個主張才表示有誠意統一中國，否則就是偽裝的。
然而，到了暮年的郭潛，面對中共領導下大陸地區蓬勃發展的局面，內心也頗為矛盾。自從叛變以後，他幾十年堅持頑固反共立場，卻眼見得中共越發強大，讓他不時有些唏噓。他住在醫院期間，曾永賢來探望他，問他是不是有一天五星紅旗會插遍臺灣，他想了很久，然後意味深長地說了一句：“也許，不至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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