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在完成了对南委最彻底的破坏后，郭潜死心塌地参加了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并恢复使用本名“郭乾辉”。
当时，中统局由徐恩曾负责。徐恩曾非常注重对中共的渗透工作，在中统局内成立了一个‘分化瓦解委员会’。徐恩曾便让郭潜以中统专员的名义，做了这个委员会的负责人。
郭潜得到这个职务后，闭门造车、熬了几个通宵编造出来一个方案。他宣布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非常委员会’，宣称这个所谓的‘非常委员会’已经召开了代表大会，并发表了宣言，制造出中共分裂的假象，籍此混淆社会的视听，徐恩曾对此非常满意。他认为这是对中共开展心理作战的佳作，于是派了很多特务在重庆、贵阳、西安乃至陕甘宁边区附近散布这个宣言，企图造成中共内部的混乱。结果因为这个所谓的‘非常委员会’本来就没有足够的，有影响力的‘中共高级领导’或是社会知名人士的参与，使得这个谣言毫无影响力。
重庆渝中区渝中文化宫内中统旧址铭牌
‘非常委员会’没有奏效，郭潜不甘心。于是，他将心理作战开始升级，编写出攻击污蔑中共的《新红楼梦》等小册子，通过中统特务组织广为散发。这一套粗制滥造的东西，内容上自相矛盾，破绽百出，难以自圆其说，但不得不说，虽然在社会正流上无任何作用，却是给后世一些别有用心者留下了所谓‘史料’。通过这些工作，郭潜却成为了中统局的中共问题专家，其职务也逐渐提升。
1947年，他在中统局改编的特务机关党员通讯局（简称‘党通局’）中，已经是负责中共工作的研究处副处长。 郭潜所主持的对中共分化瓦解工作也随着内战的扩大逐步推开，中共方面对他的活动也颇为警惕。当时一份中共的党内文件中写道：“最近国反中统局为挽救国党军事危机，正拟扩大以叛徒郭潜。。。等主持的所谓‘中共非常委员会’的活动，以中共反对派形式出现，阴谋挑拨我党团结，准备派遣特务至我区建立秘密组织，专门吸引党内不满动摇分子，制造所谓
反毛运动。”这个非常委员会“已在上海、广东、陕西建有分部”,“另拟在全国各主要城市建立分部，招待记者，公开活动发出报纸，发表政见。”当然，历史已经证明，郭潜当时种种的伎俩对局势的发展没有什么实质影响。1948年7月，郭潜任党通局直属天津通讯处处长，成为负责一方国民党特务工作的要员。到任伊始，郭潜就把搜捕地下党和进步人士当作首要工作，他亲自指挥，仅在1948年8月20日的大逮捕行动中就抓了55名进步学生。
1948年底，在天津解放前夕，郭潜返回南京，后被派往台湾工作。台湾的特务系统进行了第一次大改组，出现了调查局，郭潜担任了台湾省调查处处长，为国民党逃台初期稳定局面做了很多工作。
1950年春，以蔡孝乾为首的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及所属组织被国民党保密局破获，在大搜捕中幸存的党组织和党员重建了领导机构，进一步转入地下，在偏远山区开展活动。
1952年，台湾苗栗山区叛变的中共地下党人宣誓效忠国民党政府
因保密局抢先破获了台湾省工委，使得与其向来存在竞争关系的调查局压力很大，也试图在侦破中共地下组织方面有所表现。郭潜受命抢在保密局之前破获大案，为此，他可谓是绞尽脑汁。恰在此时，郭潜的手下破获了地下党新竹铁路支部，郭潜从叛变人员中挑选一人到地下党活跃的苗栗地区伺机活动。这个叛徒在郭潜指挥下，通过精心伪装，很快就打入了地下党组织，并取得了地下党组织几名负责人的完全信任，摸清了情况。 如此这般，郭潜还是不放心，生怕别的特务系统抢在他前边破案，于是就使了点手段，在各特务机关共同参加的联合小组会议上，故意放出假消息，说中共隐蔽组织在某某地方活动，误导了其他机构对中共组织的侦查方向，使全部线索都掌握在他的手中。
1952年4月，经过一番精心策划，郭潜指挥特务一举破获了在台湾的地下党组织，此案被称为“重整后的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案”,是调查局在台湾破获的最大一起中共地下党组织案件，郭潜也因此案的破获而得到蒋介石父子的青睐。
1958年4月，郭潜升任调查局副局长。从此，他真正进入了特务机关的最高层，而以中共叛徒身份成为特务机关的首脑，这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1964年6月，沈之岳调任调查局局长，郭潜即辞去副局长职务。
他辞职的原因，有两个版本：
一，认为是因为他与沈之岳此前都曾任副局长，但他的资历比沈要深，是事实上第一副局长，这时沈之岳调升局长，他出于面子就不能再干了。
二，郭、沈二人其实是有着不为人知的“师生之谊”的。早在1937年，沈之岳奉戴笠之命潜赴延安，进入抗大二期就读时，郭潜正在抗大任教，讲台上下，想必他们也会有些接触，只是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几十年后竟然会殊途同归，都成为了特务头子。这层特殊的师生关系，现在却变成了颠倒的上下级关系，显然也让郭潜颇为尴尬。
沈之岳图册
但卸任副局长的郭潜还是很受蒋经国赏识的，据说当时蒋经国提出了几个可供他选择的职位，最终他选定了去‘国际关系研究所’，出任该所的副主任，并把自己的名字改为“郭华伦”,摇身一变成为“学者”。国际关系研究所前身是1953年成立的‘国际关系研究会’，是国民党逃台后成立的半公开性质的情报机关，在台湾众多的情报机构里是专门研究大陆问题的。郭潜到这里工作后，开始以教授、专家的面目出现，就中共问题发表了很多言论。
1969年，作者署名为郭华伦的4卷本《中共史论》在台北出版，该书征引资料丰富，大量采用了由国民党特务机关中统的“荟庐”资料室秘藏的中共原始资料，其中很多资料都是由此书第一次公开，因此引起国际学界的广泛关注，成为海外研究中共历史的重要参考书，甚至连远在德国撰写回忆录《中国纪事》的李德（奥托.布劳恩），也从这部着作引用了很多资料，此书影响力也可见一斑。
曾永贤
曾永贤，曾永安（日共华人党员，重要干部）之弟。原台共党员，入党介绍人吴克泰，其亦是李登辉的入党介绍人。曾永贤在台湾白色恐怖中被捕入狱，后加入调查局，曾任“调查局”第四处处长， “总统府”国策顾问等。 在九十年代中，他曾受命担任过两岸密使，曾与原总政联络部部长岳枫将军有过接触（叶剑英元帅之子叶选宁）。
《中共史论》还使用了许多当事人的口述资料，尤其是引用了一位未注明身份的“陈然先生”的大量口述材料，在该书中，从1927年到1942年这期间，很多重要史实的惟一见证者似乎只有他，但这位‘陈然先生’此前不见诸中共党史记载，却在书中作为史实的重要见证者频频出现，因而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兴趣和关注。 ‘陈然先生’究竟是谁，一时间也成为学界探讨的问题。郭潜的门生、在李登辉和陈水扁时代担任过“总统府”国策顾问的曾永贤（前台共党员）回忆：“有一次，我在东京开会时遇到苏联远东问题研究所的所长。。。他说他看过《中共史论》，但其中有一些人不认得。我告诉他：你问对人了。他就问我‘陈然’究竟是谁？我回答：陈然和郭华伦是同一个人。”
把自己的见闻假托为一个虚构人物“陈然先生”的回忆，此等‘著史’方法不能不说是郭潜的创造。
《中共史论》出版后，郭潜一举成为“蜚声国际”的中共问题权威，开始参与国际中共问题研究活动。
1973年，他受邀出席在巴黎举行的第29届国际东方学者大会，在会上发表了攻击中共的论文，他说：
“中共‘一大’的召开是中共建党的第一天，也是中共建党的纪念日。自1921年到今天，中共的党龄已达52岁，可是还弄不清它是哪一天出生的，好象无父无母的私生子，被人随便冠予生辰，说来也实在可笑。”在一番挖苦后，他还抛出了自己的研究结论，认为中共一大是1921年7月27日召开的。 郭潜这种恶毒刻薄的言论引起了大陆学者的不满。从事党史研究的邵维正把他的话摘抄在一张硬壳卡片上，钉在床头，以此激励自己奋发研究，通过扎实的研究邵维正得出了和郭潜不一样的结论，最终确认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的日期是1921年7月23日。
中共党史专家 邵维正将军
郭潜的‘史说’编造及恶毒攻击激发了大陆学者的钻研热情，反倒促成了建党日期难题的攻破。 其实郭潜不只是在建党日期上搞不清楚，在他的代表作《中共史论》中，由于他的反共立场，且长期处于对‘中共’心战实施的习惯行为，书中充斥着大量不实之词，史实的明显错误之处更是很多，如：
在他写到1937年召开的十二月会议时，书记处应为5人，他列了9人。
12个部门负责人名单，其中竟有8个是错误的。
他假托‘陈然先生’之口的回忆，更是由于他的反共立场，真假莫辨，很难为史学界所采纳。他编着的《台共叛乱史》、《中共问题论集》、《中共人名录》等书，同样也因其立场，学术价值虽然不高，但仍为一些其实不读史，却心怀鬼胎者到处引用。
郭潜凭借着自己的“学者”身份，参加各种活动，不遗余力地攻击中共。
如：大陆“四人帮”倒台后，他就攻击“华”接掌权力的合法性。
叶剑英提出两岸和平统一主张后，他就和别人提出了一套方案，要求中共让出沿海各省由国民党来推行三民主义，待全国一半以上地方完成三民主义模式后，再协商统一方式，然后还说只有中共接受了这个主张才表示有诚意统一中国，否则就是伪装的。
然而，到了暮年的郭潜，面对中共领导下大陆地区蓬勃发展的局面，内心也颇为矛盾。自从叛变以后，他几十年坚持顽固反共立场，却眼见得中共越发强大，让他不时有些唏嘘。他住在医院期间，曾永贤来探望他，问他是不是有一天五星红旗会插遍台湾，他想了很久，然后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也许，不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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