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0月，任遠經歷了此生最難忘的激烈戰鬥，而他此後無盡的麻煩也由此引發。那年，任遠25歲，已經是中共冀熱遼區委社會部負責人之一，負責冀東及東北的情報聯絡工作。
以今天我們所知道的歷史知識，那已經是抗戰勝利的前一年，只是當時的抗戰環境依然惡劣。
1944年10月17日，在河北豐灤縣召開冀熱遼特委、行署、軍分區擴大工作會議時，他們被日軍包圍，突圍戰鬥中犧牲430多人，另有約150人被俘，任遠成了被俘人員中級別最高的中共官員。
今河北灤縣景色，其前身有部分在抗戰時期屬於豐灤聯合縣，解放戰爭時期灤南縣
這場戰鬥，後來的開國元帥聶榮臻，將之稱為自華北抗戰以來最慘烈的一場戰鬥。
那天早上，也許是長期從事情報工作養成的嗅覺，任遠下意識裡感覺有事，天剛矇矇亮就爬起床。此時,除了任遠和警衛哨外,其他同志都在休息。
此前一天，在河北豐灤縣皈依寨召開的冀熱遼特委、行署、軍分區擴大工作會議上,正研究“減租減息”運動時，他們接到日軍在附近大量增兵的情報，於是決定撤到楊家鋪，擬休息一晚後，第二天西渡灤河。而這個在撤退時間上延遲的決定鑄成了許多人一生的遺憾，尤其對任遠而言。
任遠起床後在門外觀察了一下，便準備回屋。日軍開始進攻了，一排子彈從其身邊掃過，打到土牆上。他向槍擊處望去，發現村後東山已被日軍佔領，四周飛來的槍彈織成了密密的火力網。
突圍倉促開始，這次戰鬥導致包括冀熱邊特委組織部長周文彬在內430餘人犧牲,僅120餘人逃脫。
在突圍前,任遠請示了特委社會部部長鍾子云,然後下令將江東槍斃。
鍾子云，曾任煤炭工業部副部長
關於這個江東，即前文提到的打入山海關警備團的內線，任遠是這樣說明的：“江東是我派到張愛仁部去的，但他腐化墮落,張愛仁將其抓起來後，利用他和我聯絡。我通過其他情報，得知他已叛變。他後來帶了一條槍，和另一情報人員張傑一起回來。張傑沒有叛變，我們重點懷疑江東，審查了一個月，已經有了他叛變的結論。當時江東還有自由，如果不是被包圍，我們也不會槍斃他，會繼續利用他，派他出去進行情報工作。”
任遠也在這次突圍行動中兩臂中彈，昏迷過去，成為150餘名被俘者中官銜最高的一個。
1979年8月，任遠在其第N次所寫申訴材料中，這樣表述自己被俘經歷“日本人一看我穿幹部服，就說：大大的太君,一條大魚。優待我,如果沒穿幹部服可能我會被打死。被俘後第二天，被日寇押運到豐潤縣看守所單獨囚禁，因我雙手打壞，自己不能吃飯，開始由獄中難友餵食，後經要求，讓李永同志（我的交通員，敵不知）來囚房陪我餵食，當時我偽供警衛連長騙敵，隱瞞自己真實身份。敵從唐山找來叛徒特務張鐵安等親自來我囚房辨認，這樣敵在叛徒證實下，方知我是冀東軍區聯絡部負責人劉傑（化名）。在這種情況下，敵特宮下在看守所院內第一次審我。當時被捕同志均可在房內聽到,有的可以看到,我的態度是堅決反對日寇毒打俘虜,違反國際公法。。。凡當時在豐潤被捕的村幹部均可見證（但他們不知我是何人）。”
任遠還說了當時的想法，“敵已查明身份無法隱瞞，重傷難逃，只有犧牲，決心自盡。因之，當晚動員李永同志可在夜間用室內掛手巾的一條麻繩將我勒死，我並在牆上寫下‘以身殉難’四個字，並給李運昌同志寫有兩段遺言交李永設法帶回。午夜李永用力勒住，我已一度失去知覺，不久，李永在我耳邊小聲說，外面有人不好再動手，我手腳亂動他怕敵發覺，不久天已拂曉，自盡未遂。敵似發覺，第二天將李永調走。”
任遠的這個說法也得到“文革”期間核二院審查任遠專案組成員宋必信的證實。宋曾在“文革”期間外調約見李永，李永證實了此事，並說明是他下不了死手，看任遠昏迷腿不蹬了，就不再勒了。
身份被破解，讓日軍欣喜若狂，為了取得重要的情報，及策反任遠，在被俘虜期間，任遠受到日軍的優待，被送進開灤醫院住一單間療傷，有專門護士護理。
任遠回憶，年輕特務梁明啟住在他的病房進行內部監視，外面有兩個日本憲兵日夜輪流看守。梁每日向他進行漢奸宣傳，公開表示：只要聽日軍大尉宮下的話，即可娶一日本漂亮的年輕女子做妻子，並且擔任偽方重要職務，生活上一切宮下會完全負責等。任遠本人住院一個月中，堅持了思想與言行並無任何動搖表現。
日軍侵華時期，唐山憲兵隊門口日軍照
待到傷情痊癒，任遠即被押送到唐山川上憲兵隊單獨囚禁。同樣的原因，兩個日本武裝憲兵同屋看守他，生活上給予了“優待”。
1945年新年日寇舉行宴會，還特意讓任遠參加。任遠說自己並不知道這是一個新年晚會，在材料中所述“當我發現這是敵之陰謀，立即推病退席，以示拒宴。” 其後他還得知，在自己剛剛被俘後不久，日本人即用飛機向中共根據地散發《劉傑告冀東同胞書》，宣揚所謂的‘東亞共榮、中日親善’，並達到離間的目的。
作為中共的高級情報人員，日軍當然迫切想得到的是關於中共情報系統的情報。一段日子的‘優待’後，負責任遠的日軍宮下大尉開始套取其口供。
任遠亦有此描述“他看我25歲年輕有為,主要也想利用我,讓我當漢奸。我很費了一番腦筋，而後講了三十多個關係。其中大約一半，我告訴他情報人員真名、假名、代號、住址、派出時間、聯絡方法、聯絡人的名字及具體執行什麼任務,講得很詳細，但事實上都是瞎編的，根本沒有這個人。我的原則是，東北情報網的地下關係全部講假的。供出的另外一半人是沒有太大價值的，而且是和日軍也有聯繫的。真中有假，假中有真。”
任遠老人晚年曾將自己的經歷著成了書，由公安部備案，認為並不涉密，在將部分章節刪除後，由金城出版社出版，叫《紅色特工憶往事》。書中，任遠提及，他特意招供了山海關警備團團長張愛仁，說他一直派江東秘密與中共聯繫。
任遠並沒有忘記這個詐降的偽軍軍官，希冀借刀殺人，並表示願與張愛仁當面對質。
但宮下並未讓張愛仁前來對證。任遠後來聽說，此人被日軍扣押，送往東北勞改。
任遠還供出一個長期與中共保持商業聯繫的日軍頭目，秦皇島日本憲兵隊隊長武田。“我們的警衛員趙濯華被日軍逮捕後,武田隊長讓他販賣鴉片賺錢,他就開始穿梭於共產黨與日軍之間。”
彼時吸鴉片的人非常多，而鴉片在中國淪陷區很大部分變成了‘貨幣’象徵，他們就通過趙濯華用煙土換日軍的藥品。武田後來因“私通八路”被判刑十年，並押送回日本。
任遠被俘時，曾被日軍帶來指認他身份的張鐵安，也必不可免被任遠“供出”。任遠稱張鐵安是他的內線，曾提供日偽五次治安強化運動的重要情報資料。
按照任遠說法，他還有意保護已被日偽懷疑的中共唐山情報站站長張家聲，稱其雖曾與共產黨聯繫，但被捕後已叛變。事實上，在任遠脫險後，張家聲仍留在唐山，未受日偽威脅。
張家聲的確此前被日軍抓獲曾有自首行為，但仍為中共做地下工作。
任遠從一個情報工作者的角度認為，當時情報工作的確複雜，被抓捕後的自首也有幾種情況，有的暴露重要秘密並替日本人幹事；有的雖然也有洩密，但釋放後仍與黨組織聯繫。張家聲雖然有自首，但並未暴露重要秘密，不能算叛變。
張家聲在1952年時被開除出黨，“三反”期間組織懷疑他有貪汙行為，自殺。
1945年農曆春節前半月，就在任遠“招供”後不久，他被釋放。在兩個憲兵便衣的監視下，身穿“協和服”，來到唐山楊博民家住下來。日偽每月送任遠一袋面，還指派楊博民負責照顧他起居，實際上就是監視起居。
而楊博民原是與李運昌、洪麟閣一起發動冀東大暴動的領導人，後被俘叛變。
在楊博民家期間，任遠得以與張家聲等人接觸。但最後助其成功逃脫日偽監控的是王新民。任遠說，王新民原名魯寧，曾任中共根據地的縣委書記，後被俘叛變，但釋放後經組織爭取，又重返革命隊伍；但很快，他再次被發現，受到嚴刑拷打，再次叛變，並出任開灤煤礦高級職員。弔詭的是，他此時又再次秘密聯繫冀東特委。
任遠被俘前，曾經想聯繫王新民發展情報工作，但組織沒有同意。
1945年，任遠是在王新民的幫助下返回根據地的。
任遠老人晚年在家中閱讀自己的著述《紅色特工憶往事》
1979年，任遠才從原冀東軍分區司令員李運昌嘴裡知道了自己完整的脫逃經過。他之所以能安全逃出來，是通過李運昌直接領導的單線地下關係，說通偽唐山市商務會拿出鉅款，賄通日本憲兵隊及翻譯等人,營救他出獄的。以後讓張家聲通知王新民再設法把任遠帶回，因王是偽開灤煤礦高級員工，並同時準備了可靠的兩個秘密交通員，用兩輛洋車將任遠送出市外，安全返回根據地。
1945年，王新民也回到了根據地後，即因“叛徒”身份被處死。
右一為李楚離，原冀東地區領導人之一，1951年任中組部副部長
任遠對此回憶“其實他叛變的招供也沒對黨組織造成什麼破壞，因為都在根據地，日本人抓不到。後來中組部副部長李楚離說打錯了。”
1945年2月，任遠結束4個月的被俘與監控生活，重回冀東根據地。“我出來後寫了三份報告。”他開始書寫交代被俘經歷的書面材料,接受組織為期一年多的審查。
1946年7月1日由晉察冀中央局主要負責人劉瀾濤、李葆華、許建國、姚依林等人共同審查討論後，正式作出恢復黨籍的結論。
結論中稱任遠在“被俘期間政治上沒有原則錯誤，工作一貫積極負責，相信本人交待，決定恢復組織生活。。。如發現新的情況，另行處理”。但這並不是最後的處理決定，夢魘還將繼續。。。
閱讀更多 半杯餿茶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