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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商人歷來有供奉“財神”的習俗。
財神是道教俗神，主要分為兩塊：一是道教賜封，二是民間信仰。
道教賜封為天官上神，民間信仰為天官天仙。
財神掌管天下錢財，根據面向的行業和信眾不同，財神的職能又各有不同，有著文財神、武財神、準財神、偏財神、財帛星君、五路財神等各種說法。
其中神權職位最高，影響力最廣的當屬萬曆四十二年（1614年）被敕封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震天尊關聖帝君”的關公。
史書記載，萬曆四十二年十月加封關公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震天尊關聖帝君”時，曾“特命全真道士周庀真等賚請，前去彼處，供安鎮靜方隅，肅清中外。”
胡孚琛主編的《中華道教大辭典》稱：“明清以來，關帝信仰已不囿於教門……關聖帝君既是武神，又是財神，具有司命祿，佑科舉，治病除災，驅邪避惡，誅罰叛逆，巡察冥司，庇護商賈，招財進寶之職能，且法力無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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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公成為財神，最早與宋代時商業經濟的發展有關。
宋代是中華民族古代經濟文化的鼎盛時期，宋代積極實行“通商惠工”、“不抑兼併”，大力發展商品經濟的政策，商人地位得到提升，經商逐利思想得到釋放。但隨著而來的是全民性經商逐利現象開始湧現。
司馬光說：“無問市井、田野之人，由中及外，自朝及暮，惟錢所求。”
在全民逐利浪潮下，宋代更出現了公開赤裸的拜金主義現象。
北宋大儒程顥、程頤在《二程粹言》中感慨：“民風日以偷薄，父子兄弟惟知以利相與耳。”南宋宰相喬行簡在《經國》中說：“數十年來，上下皆懷利之相接，而不知有所謂義。”
“見利忘義、苟求妄取、兼併爭奪、放僻邪侈、無所不為”的商業道德亂象引發了宋代儒者對於“義利之辨”曠日持久的論戰。
義利之辨的激烈爭吵促成了關公形象的快速提升，宋儒對關公身上符合“義”的文化精神的君子人格特徵進行挖掘和創造，並達成了“以義制利”、“以義取利”商業道德思想、理論體系的發展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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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真宗祥符間，出現了關公打敗禍害鹽池的蚩尤神、鎮守鹽池的神話。賦予了關公商業、經濟保護神的身份認同。宋徽宗崇寧三年（1104年），徽宗擲崇寧錢，封之為”崇寧真君”。
南宋淳熙十四年（1187年），荊州《加封英濟王碑記》記錄了官方認同的關公靈驗事蹟：“邦人於王，食焉必祀，事焉必諮。奚求弗獲，奚禱弗應。曰雨而雨，曰陽而陽，王之力也。疫癘不作，饑饉不臻，王之恩也。盜賊屏息，田裡舉安，王之蔭隱也。”
關公救水旱、防疾病、除饑饉、保財富等神權職能在宋代得到了完善，並延續至明代。
宋末書法家趙孟頫所撰《關尉神祠碑記》記載：“廟成，奉牲酒者爭門而入……禱焉輒應，每事必祝其靈赫。然享祀之至，愈久而愈盛。”成為中國最早的商幫漕幫崇祀關公的最早記載。
明清時代，關公身份極為尊顯，有“協天大帝”、“伏魔大帝”、“關聖大帝”、“護國明王佛”、“蓋天古佛”、“武聖人”之尊，由此關公被世人附會成具有司命祿，估科舉，治病除災，驅邪避惡，招財進寶等“全能”法力。
明清商人在關公信仰的基礎上，形成了以義取利、誠實守信、重信重義的商道精神。
商人們敬佩關公的忠誠信義、義薄雲天，希望武藝高強的關公作為他們發財致富的守護神，同時，把關公奉為公正決斷之神，來維護傳統商業的道德秩序，堅守商業道德，誠信交易。
全國各地商幫創建本籍會館時，都把關帝作為全國通祀之神，作為商幫、商行的保護神、公正神和財神加以供奉。
廣西太平府之寧明州方誌記載，“有粵東會館，……內祀關帝”。上海潮惠會館“為堂二，於其前祀天妃，後之堂為樓，以祀關帝”(《創建潮惠會館碑記》)。福建人在北京建的龍巖會館，“館內有一精緻之大神龕，內祀關聖帝君神位。”(《閔中會館志》)。重慶湖廣會館在禹殿西廂祀關公。雲貴會館在正殿中崇祀“關聖大帝”。蘇州徽寧會館“中為殿以祀關帝”……
以山西、陝西兩省商賈聯鄉誼、祀神明的處所山陝會館，現在依然保存著全國有據可查和實物遺存的274所，每座山陝會館的主神便是關公。
洛陽《山陝會館關帝儀仗記》將山陝商人修建會館祭祀關公的意圖講得明白：“帝君之忠義神武是以震浮起靡……日夕旅於帝之旁，庶其觸目警心，不至見利忘義，角張而尚狙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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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中國大陸的傳統商人，港澳臺、東南亞及海外的華人企業家也大多是關公的忠實信徒，以企業家來講，香港如李嘉誠、楊受成、李兆基等，臺灣如郭臺銘、溫世仁、林百里等，都是非常虔誠信奉關公的信徒。
長篇武俠小說《秦時明月》的作者溫世仁多次回憶說，當初曾經幾次經歷過生命的危難，都是關公顯靈來救他。
郭臺銘是臺灣富士康的老總，祖籍山西晉城市人，對關公甚是崇拜。鴻海收藏、供奉多尊關公神像，曾贊助大陸山西解州關聖帝君來臺。
作為當今全球3C代工服務領域的龍頭，郭臺銘表示，科技產業應以“忠孝節義”為基礎，效忠國家、孝順父母、自我節制、義薄雲天，且要說得到做得到，才是秉持關公精神。
印尼白手起家的電信大亨王志雄曾是鴻海董事長郭臺銘在印尼的合作伙伴。他從手機儲值卡跨足手機通路商，一手打造電信王國。
走進王志雄的辦公室，到處都是關公雕像，王志雄信奉關公10多年，他說，
當自己生意越做越大、風險越高時，冥冥中感覺關公在保祐他，加上關公重然諾、正直、忠誠的特質讓他很崇拜，所以一路信奉關公，心裡也因此覺得很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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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商人之所以奉關公為財神，是因為關公忠誠信義的人格品質，符合商業講究信譽、注重品牌價值的商道文化，與世間貪財、見利忘義之徒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禮記》雲：“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 ”
成書於北宋末的《太上大聖郎靈上將護國妙經》，以關公名義宣示信眾，要“寧為忠臣”，“寧為孝子”，“無論綱常倫理，無論日用細微，皆當省身過，不可利己損人。一念從正，景星慶雲；一念從邪，厲氣妖氛”。
關公身上所折射出的忠、誠、信、義等人格品質迎合了商家心理所需，成為商人向世人彰顯商業道德的一面鏡子。關公代表著商業道德最基本的誠信精神，代表著商業合作的忠心義氣，代表商業經營的基本準則。
清順治十一年，陝西人黨德佩來到河南南陽瓦店做小生意。一個雲南商人，因為家有急事，把800兩銀兩，和一批景德鎮瓷器託付給黨德佩。八年之後，黨德佩在社旗與雲南商人重逢，把銀兩和瓷器如數交還，雲南商人非常感動，說：“居亂世，未聞有如此之偉男子也”，遂貸給黨德佩一大筆資金。黨德佩以此致富。到雍正初年，桂號已是瓦店數一數二的商家。之後返鄉蓋了由124個四合院組成的韓城黨家大院，至今尚存。
光緒年間，中國第一家票號日升昌收到平遙城內一位以乞討為生的老太太的匯票，數額為12000兩，開具者是日升昌張家口分號，時間在同治七年。時隔三十多年，夥計分辨不出真假，趕緊請示櫃頭柳芬和大掌櫃張興幫。兩人問清匯票來歷，認真查閱了數十年的賬簿後，如數兌付了現銀。原來，老太太的丈夫早年在張家口經商，同治七年在日升昌分號匯款12000兩白銀，同年返鄉途中暴病身亡。由於事發突然，沒留下遺囑，老太太並不知情，為生計所迫，只能乞討為生。一天整理先夫遺物時，在夾襖的夾層發現這張匯票。本以為年歲已久，人事全非，櫃檯未必認賬，沒想到竟如數兌付。日升昌的“以義取利”商業操守贏得了市場讚譽，並一度操縱十九世紀整個清王朝的經濟命脈。
關公的信義精神就是財神，以義取利，才能財星高照，這是傳統商業文化的靈魂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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