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平定安史之乱后，陷入了藩镇割据的局面，而其中割据时间最长的，当属范阳、镇冀、魏博三镇，因为地处黄河之北，史称河朔三镇。
自建立之日起，唐朝中央政令就在上述三镇无法施行，其节帅的任免也不由皇帝决定，而是由军中自行授受和推举，据统计，河朔三镇共有五十六名节度使，除唐穆宗时由中央直接派遣张弘靖、田弘正、李愬等人为卢龙、镇冀、魏博节度使外，其余五十三位节度使或留后都久居河北军中。
即便是上述三位节度使，也并未能真正掌握当地军权，田弘正被部下杀害，张弘靖被囚禁，李愬虽然幸免但对魏博镇的骄兵悍将也无力指挥。
唐宪宗元和年间，河朔三镇慑于朝廷平定淄青镇和淮西镇的威势，相继归命，并接纳了朝廷派遣的节度使，魏博的辖地为魏、博、相、贝、卫、澶六州，镇冀的辖地为恒、冀、深、赵四州，范阳辖地为幽、涿、妫、莫、瀛、营、平、蓟、檀九州，总计19个州。
如果再将其中分拆出的横海镇，也称沧景节度使，所属的沧、景、德、棣四州，和义武镇也称易定节度使，所属的易、定二州计入，则大约有25个州叛服无常。
而整个唐朝的地盘，根据《旧唐书·宪宗纪》记载：
己卯，史官李吉甫撰《元和国计簿》，总计天下方镇凡四十八，管州府二百九十五，县一千四百五十三，户二百四十四万二百五十四。
也就是说，在元和年间，唐朝的总辖地是295个州府（唐代的府是比州级别高的州级单位），则河朔三镇归命时的地盘占唐朝全境州数的6.44%，略多于1/20，而其极盛时代，约占唐朝全境州数的8.47%。
当然，由于河北地区人口密集，州的辖地面积要远小于山南、剑南、岭南地区，在实际面积上，要比这个比例还低。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一块地盘的军事实力并不弱。
范阳镇的兵力在5-7万左右，镇冀镇的兵力在5-7万之间，魏博镇则最多时达到10万，裁军后还有7万，也就是说，其长期兵额维持在17万左右。
而元和年间的数字为：
天下兵戎仰给县官者八十三万余人，比量天宝士马，则三分加一，率以两户资一兵。
也就是说，河朔三镇的兵力占整个唐朝军队总数的20.48%，也就是1/5。
而据学者统计，河朔三镇归命时财政收入总数不过4,470,727贯（见马春华《浅论唐代河朔三镇长期割据的财政原因》，但却有高达50-90万贯的盈余。
《民族史研究》2005年00期），而唐代全国财政收入规模则有一个指标混乱的数字：
三千五百一十五万一千二百二十八贯、石。
需要注意的是，这是包含元和年间天下各道两税、榷酒、斛梪、盐利、茶利的总计数，是粮食+钱的累加，而没有经过换算。
同时，两税法制度规定，唐代天下财政收入三分，一分送省，一分送使，一分留州，也就是中央收入、道（节度使）收入和地方收入三个板块，真正能够被中央使用的是送省部分。
而这之中，又有特例：
其凤翔、鄜坊、邠宁、振武、泾原、银夏、灵盐、河东、易定、魏博、镇冀、范阳、沧景、淮西、淄青十五道，凡七十一州，不申户口。
每岁赋入倚办，止于浙江东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等八道，合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万户。比量天宝供税之户，则四分有一。
也就是说，中央能够完全控制的财源，只有49个州，144万户，另有71个州，因为军事原因，根本不交户口版籍，是财政上的只出不进。
在此条件下，唐代元和年间中央能够控制的收入大约只有900万贯左右，且已经作为常项支持花出去了，只有两个科目可以维持一定程度的平叛战争，其一为皇帝的内库，其二为户部的节余钱，但其总规模也不过500万贯左右，而且来源并不稳定，如前者主要来自于天下各道、镇的进奉、羡余，直白地说，即节度使、观察使对皇帝的贿赂……
也就是说，唐朝虽然坐拥远比叛乱节镇更大的地盘、更多的军队，却根本没有足够的财政力量来维持对所有叛乱者的镇压战争，哪怕得到了表面的臣服，也没有足够钱财来维持赏赐和裁军，最终只能“姑息养奸”。
而这才是唐朝只能维持藩镇割据的常态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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