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间五千年：来自四邻八坊、涵盖上下五千年的奇谈史趣，文化及旅游话题
“服务”一词并非我国的本土词汇，而是来自舶来词的意译及重新组合；然而《论语》中的一个小故事也告诉了人们：早在几千年前，我国就已存在“服务”这概念上的行为，仅是表述上有别于今天。
故事是这样的：子夏向孔子请教关于孝道的问题，孔子回答说：最困难的还是态度，有事情的时候，晚辈应该“服其劳”。这里的“服其劳”指的就是体力上的服侍性劳动，跟今日的“服务”一词含义是一样的。
晚辈服侍长辈是一种人伦上应有的服务，然而古代的“三百六十行”更是一种服务，因为它们均是以自己的体力服务他人的一种劳动。
区别只是，这些行当靠的是这样的劳动来换取回报、以支撑自己的生计，与发自儒礼人伦的“晚辈服侍长辈”存在着无偿与有偿的区别；因而古人、包括以儒治国的历代统治者们对这样的行当都是甚为鄙视的。
“三百六十行中人，尽有狼心狗行，狠似强盗之人”(《初刻拍案惊奇》)，可见古人对这些行当是持着怎样的鄙夷之态了。
古代服务业与服务文化在儒礼的鄙夷下顽强勃发
然而，意识形态上的鄙夷并不足以阻止这“三百六十行”的存在与发展，毕竟百姓需要生活、生活无法依靠朝廷、更依靠不了那样的“儒礼”。
于是，各行各业在社会营生中均涌现出了自己的行业佼佼者，其中的“行业状元”更是被民间尊为“行业之神”——之所以需要“神”，是因为这些行业的从业人员太多了，而他们同样需要具有自己的信仰。
我们熟悉的“行业之神”有：造纸业——蔡伦，造笔业——蒙恬，造酒业——杜康，建筑(木匠)业——鲁班……等等。严格来说，三百六十行都存在着自己的行业神，“神”太多了会影响到统治者这“大神”的存在，因而这些行业自然就不受士大夫们待见了。
“士农工商”，古人历来都是以“士”为先，其他统统都得靠后、越往后靠的就“越不是东西”，比如“戏子”行业，在古时就属这样的情形，不知其“行业神”唐明皇或王母娘娘知道后会作何感想呢？
俗语说“敲锣卖糖，各干一行”，古代百姓本以务农为业，一来由于农耕业存在明显的间隙期、二来因为所耕作的粮食用于纳贡后往往就所剩无几、不足以维持生计，于是百姓们只好被迫着“奇技淫巧百出”、通过自己的一技之能为生活谋多一条出路。
民间市井当中，假若没了这些各行各当存在的话，必会是“百业萧条”，那也是统治者们所不愿看到的。因此，尽管统治者与士大夫们均瞧不起这些营生之人，但历代基本上都不会刻意对这些行业进行打压。
有史记录的，仅明宣宗朱瞻基在身为王子期间曾对秦淮河畔的“灯红酒绿”进行过扫荡，一时弄得百业凋零民怨沸腾，最后只好不了了之。
统治者鄙夷之下的半壁民生与服务业的形成
百姓们通过自己的劳动服务他人换取酬劳，其实这是对他们在纳贡以外的一种巨大的经济补偿。一个国家里如果百姓在纳税后就生活维艰，那肯定也不是好事情，再这个禁止那个打压的话，社会矛盾就会出现了。
从这角度上言，这些各行各业其实一直支撑着百姓生活的安宁，只是收够了粮食的统治者不会如此看待而已：他们只会认为，国库有粮、百姓生活安泰，那都是拜自己的政绩所致，哪会知道这些“贱民”们每天早出晚归背后的辛酸呢！
在百姓们辛劳的背后，部分行业就会自然地越做越大、形成了自己的招牌与字号，这就是现代服务业的雏形；在营生过程当中，提供服务的一方为了获取客人的好感，往往也会主动地陪着笑脸殷勤服务，客人在感受到“被尊重”的同时，也心情愉快地享受了一次“被服务”，这就是“服务文化”的起源。
从“愉快地接受服务”到“感受到相互尊重”，正是服务业是否存在文化的根本；单纯的服务与被服务只是一种金钱上的交易，但在这上面赋予人性尊重上的增值，就已不仅只是一种交易了。
以旅馆客栈业为例，许多“招待所”之类地方就是一种纯粹的住宿买卖，而那些星级酒店，就更多地具有了“服务”的特性，尽管价格高昂也会被许多人所接受，因为“被尊重”也是一种巨大的经济价值。
能力无分贵贱：真正的能者，在朝在野都会是所在行业的“状元”
在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深谋远虑的范蠡。因其睿智与远虑，功成名就后的范蠡就选择了“士农工商”里的“商”来规避朝野，以反差如此巨大的方式退出朝堂，也消除了勾践对他的戒心。
退隐后的范蠡显然是将商场当成了朝堂或战场，他的经商策略与治国为政理念是毫无二致的，均懂得“审时度势、看重储备、擅抓时机、盈积有度”。
“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的范蠡以自己士大夫的身份与知识才能狠狠将了世人一军：能力和职业都是无分贵贱的，一个于世碌碌无为的人，于国也不会有多大贡献，反之亦然。因范蠡在商业上的成功典范，后世许多生意人均供奉其塑像，尊之为财神。
辅助秦王嬴政获得天下的吕不韦一直就是《吕氏春秋》的“同义词”，如此“兼儒墨，合名法”的能人原来也是“低贱商人”出身，成语“奇货可居”说的就是吕不韦以营商理念晋身政坛的故事。
原来，吕不韦在邯郸做生意的时候认识了质押赵国的秦国公子赢异人，出于敏锐的商业头脑，他马上就看到了“囤积居奇，以待高价售出”的巨大效益，在他眼里，赢异人成了一件可以“囤积居奇”的政治商品。
范蠡由政转商、吕不韦由商转政，这二人无论身处什么行业都成了当时的佼佼者，基于的都是“不变的理念”，真是让重仕轻商的儒家老夫子们无话可说了！
“行业状元”的示范效应带动了全行业的发展，服务业终成规模
如果将“三百六十行”加以归类，大约分属于这些门类：农林牧渔行业、饮食糖果行业、纺织服饰行业、手工业行业、交通运输行业、医药卫生行业、文化教育行业、休闲娱乐行业、工艺美术行业、其他社会行业(不便归类的类型)。
从以上门类中可看出，这跟我国今天“第三产业”覆盖的面几乎是一致的，而在今天，“服务”也已从具体的产业中独立了出来，成为了这些产业共有的核心理念。
“服务”与产业并驾齐驱，正是出于各“行业状元”们的示范效应。“状元”们的精与专、以点带面带动了全行业在质量与体量上的发展，竞争就出现了；在大家的产品质量都接近的情况下，竞争的法宝就自然转为了“服务”。服务业的规模也由此在竞争中日益完善，各行各业均形成了自己行业的服务规范。
这些规范几乎是不存在时代局限的，比如“微笑”，就是放诸四海皆通的真理；很可惜时至今日，还是有太多相关服务从业人员没能明白这最简单的道理，其中的原因，我想已属于“哲学”范畴了：我到底从哪来？我到底要在这里干些什么......我觉得这些人整天想的就是这个，由于自己哲学水平不够想不通，故而整天就不是愁眉苦脸就是板着脸。
在激烈的行业竞争中，“服务质量”与“服务文化”应运而生
2016年时候，国家质量检验检疫总局在有关会议上首次提出了“中国服务年”的概念，认为在狠抓生产质量的同时，应该在全国全社会倡导“服务质量”的理念，而这理念则需要通过多种文化载体去传播，那就是我国已延续几千年的“服务文化”。
文化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因素，古代王朝不重视这样的“服务文化”，但它一样存在着，这说明服务文化一直是扎根民间的，这也成了今天利于大力推广的一种土壤。
其实，早就一千多年前的宋朝，我国就已形成了“服务文化”的典范：在宋之前，我国朝廷上一直都是达官贵族与天子共治的模式；到了宋朝，就成了“士大夫与天子共治”了。
宋朝的士大夫基本从“渔樵耕读”中出身，具有深厚的民间基础，俗话说就是“市井气”，在对待“三百六十行”的态度上也与从前达官贵族出身的“儒家夫子”大相径庭。
当这样的权力结构发生改变后，以士大夫为主的经济活动管理就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开放态势，宋朝的“三百六十行”及相关服务业也因此步入了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西方人说我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节点出现于宋朝，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而来。
宋代“自下而上”开放百业的心态，正是今天的我们所要借鉴的；打破垄断及“半壁民生”的局面、让民间百业以良好的“服务质量”融入各行各业，这才是“中国服务年”最终要实现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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