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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国图志》没有成为中国人的必读物，却成为日本人的枕边书
西方列强用炮舰政策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接触西方的时间比日本与西方打交道的时间要早十五年，日本直到1860年才与国际秩序接轨，而那时的清王朝正在太平军与英法联军之间腹背受敌，圆明园也别英法军队抢劫一空又付之一炬。中国近代化糟糕的开端，对于日本来说夹杂着很多复杂的因素，一方面暗中观察中西较量中比分，一方面还想着看看昔日老师颜面扫地的一天。
这对于日本近代化来说不是有意识的，却又再次成为日本的学习机会。只不过这次他选择了更好的老师。魏源的《海国图志》成为日本知识分子人手一本的必读书目，魏源的关于在物质和技术方面宜于向西方学习的论点，以及他关于学习步骤可以与对道德和政治的正统学说的关心结合起来的主张，是投合许多日本读者的心意的。佐久间象山在向其天皇条陈有关海防的问题以后读了魏源的著作，对他与魏源两人的思想如此相似而感到惊奇。
他写道:“正当英夷侵犯清国之时，我奏陈了一项计划。后来我看到中国作家魏源写的《圣武记》...魏源与我出生两地，索昧平生。但我们都在同一年撰文哀叹世局，而且我们既未谋面而见解一致，这岂非无独有偶?我们真可以称为异地的同志了（王家俭《对于日本的影响》，《大陆杂志》1996.4）。
日本对中国时局的认知
19世纪60年代的日本，对于鸦片战争以及洋人与中国人之间的问题并不知情，很多消息都是东拼西凑出来的，这种捕风捉影的消息对于敏感的日本人来说又增加了他们的不安。从魏源得到的材料使吉田松阴有可能把鸦片战争后解散乡勇之事与广东省的混乱局势联系起来。这种新闻对权贵们的影响很深，但它的全部重要意义则因关于中国叛乱的报道的混乱而没有立刻显示出来。
报道来自不同的来源，有的从朝鲜通过对马大领主转述而来，有的通过商船从中国传来，有的通过荷兰人的消息从长崎传来，有的来自一个在中国沿海活动了几年的日本人，有的则来自与倍理一起乘船来日本的-名广东人带来的出版物。日本人关于太平军版乱的报道最初谈的是反清复明的战士和在英国支持下英勇战斗的情节。逐渐地，比较准确的中国官方报道使读者们了解到基督教、叛乱与所造成的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的关系。
尽管60年代有日本人直接从上海带回消息，但关于虚幻的消息（例如复明战士与清军大战）将时局描绘的绘声绘色，但真实情况越来越清晰，日本人也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中国的灾难与西方的干涉和征服有关系。这一下子才让日本明白，原来还有比中原更强大的文明。
隔岸观火中的日本
日本人对中国灾难的观察，最重要的结论就是不能重蹈中国的覆辙，并且要不断人前往上海搜寻关于中国的第一手材料，为日本决策提供中国事态的重要参考资料。对大批日本人来说，停泊在上海港口的帆樯如林的外国船只令人信服地证明，要再继续搞闭关锁国的老一套是不可能的。西方人在布置上海防务时所表现的优越感和傲慢气焰以及中国人在对待西方人士时明显地流露出的恐惧心理，同样给许多人以深刻的印象。因此，许多日本人愈来愈相信，必须获取西洋武器以准备抗拒西方。中国的沿海，特别是上海，还成了给幕府及其敌人提供武器与装备的贸易中心。
通过他们在上海短暂逗留时看到的五光十色的景象，第次对西方有了感受。他们写回本国的信件报告说，他们高兴地看到欧洲人开始把日本坚决的改革和中国时局的日益不稳定加以区别对待了。欧洲人对日本人的效率和中国人的不争气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因而使他们受到鼓舞。
从很早时期，人们开始在这些反应中看到一些苗头，即日本人希望与西方面不是与东方站在一起，希望他们本人和他们的国家与伴随着“东方”一词而产生的无能和无效率的联想脱离关系。
“福泽谕吉”写过一篇论述朝鲜改革失败和法国打败中国的后果的社论中，号召他的同胞们“同亚洲分道扬镳"。此后不久，外务相“井上馨”在一份备忘录中强调了这个论点，即主张日本除了建立“亚洲边上的西方式帝国”外，没有别的选择余地。所有这些论点都基于一个事实，即认为必须避免重复十九世纪中国的灾难性的经历。
尽管日本近代化的开端是建立在旁观中国灾难的基础上，中国最初关于西方的著作成为日本国民的科普读物，早期许多重要西方著作译本概念进入日本的现代化思想之中，但在日本近代化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任何一个日本人为此前来中国留学。
中国眼中崛起中的日本
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在有影响的中国领袖人物的心目中，日本逐渐变成了一个令人不得不佩服的形象。在冯桂芬的一些著作中，可以看到中国人早期对日本制度变革和对技术引进所作努力所流露出的赞扬甚至钦佩之情。
李鸿章认为德川后期军事改革的各项措施评价也很高。但也让李鸿章知道了警惕，他表示有必要派员常驻日本，以避免日本站到西方人一边，事实上李鸿章没发现，日本人已经自不自觉的与大陆划清了界限，只不过知道日本借口琉球与台湾之间土著矛盾而提出对领土要求时，才发现日本再也不是以前那个学生了。
1875年的纠纷解决后，日本人森有礼来北京，李鸿章与他进行了一次引人入胜的谈话，李对日本想与东亚文化传统决裂的意愿表示意外和震惊。在日本外务省官方的英文谈话记录中，李鸿章谈话的内容如下:
“我对贵国近年来做出的几乎一切成绩都深为佩服，但有一件事我还不很理解，这就是你们把古老的民族服装改成欧洲式样.....服装是激起对祖先的神圣回忆的事物之一，后代理应以崇敬的心情永远保持下去。”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森要他相信如果我们的祖先还活着的话，他们无疑会做我们全部做过的.....大约一千年前，他们改穿中国服，因为他们当时发现中国服比原来的穿着要好，仅此而已”
李鸿章就此深知日本人脾性，“日本人之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土之远患，非目前之近忧”。所以李鸿章强调的是一定要与日本做兄弟，万不可做仇人，因为中日一方有事，另一方必不可免。
但日本人太需要表现的机会了，他等不及身边这位慢吞吞的耄耋老辈重返年轻，也没有心思去帮助他完成改变，最能证明自己的恰好是对家长动手，像个叛逆的孩子一样。所以日本举国一致与中国各行其是的对决中，赢下了首胜，一战成名，同时也狠狠的羞辱了中国最顽固的一派，维新派开始动手动脚准备着一场变法战争。
日本也想过补偿，只不过并非出于怜悯
当然打赢中国，取悦西方并不是日本人的目的，事实上甲午一战，西方人是惊讶的，只不过需要面对现实。同样出于对危机的敏感，让日本不得不警惕西方在中国的扩张，所以明治政府可以有很多借口赞助中国维新，他们又如此急于帮助中国抵抗扩张,或许并非出于单纯的“补偿”心理，而是希望中国能够拖延帝国主义的扩张进程，以赢得自己国家实现富强的时间。
外相“大限重信”提出了他的“大限主义”，给政府的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根据他的理论，过去长期接受中国文化和精神的日本现在要偿还那笔债,办法是去牵制西方，使中国取得必要时间能在新的领导下进行改组。因而日本一再成为维新变法甚至是革命火种的摇篮，反而成了推倒清王朝的推手。
日本的成功转型成了中国实现自身转型的榜样，特别是日本打败俄国之后，更是如此。在1906至1911年期间，派往日本和欧洲学习的代表团，从 “伊藤博文”那里听到的谨慎的意见，与伊藤本人早期从他德国老师那里听到的一样。这些代表团得出的结论是，清朝的宪法应由朝廷颁赐。1908年，慈禧太后颁布了准备宪政的九年计划，此举与其他同时提出的有实质性内容的建议一样，是直接根据1881-1890年的日本经验基础上做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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