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自：中國黨史網
1972年5月，周恩來在檢查身體時發現尿中有癌細胞，隨後被確診為膀胱癌，但他不僅繼續擔負著常人難以承受的繁重工作，而且承受著來自黨內外巨大的政治壓力，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在批判極“左”思潮、“組閣”、“反對經驗主義”等重大問題上進行了頑強的鬥爭。他在毛澤東的支持下，逐步推舉鄧小平重新走上黨和國家的領導崗位，成為自己的接班人，為中國今後的前途和命運作出了重大貢獻。
晚年的周總理
周恩來自1974年6月1日住院到1976年1月8日逝世，共做大小手術13次，平均40天左右要動一次手術。只要身體尚能支持，他仍繼續堅持工作。這一時期，他除了批閱、處理一些文件外，同中央負責人談話161次，與中央部門及有關方面負責人談話55次，會見外賓63批，在會見外賓前後與陪見人談話17次，在醫院召開會議20次，出醫院開會20次，外出看望人或找人談話7次。
那麼，在周恩來估計到自己的生命“還有半年的時間”後，他又做了些什麼呢?
他拖著只剩下30.5公斤的重病之軀，繼續頑強地工作著周恩來住院期間，依然自己動手起草或批閱文件。他歷來反對那種只動腦不動手、甚至既不動腦也不動手的領導作風。每天送給他的文件都由秘書或鄧穎超帶到醫院。看文件時間長了，他感覺很疲勞時，才讓秘書或鄧穎超念給他聽。
從1975年6月以後，周恩來由於癌症的折磨，身體極度消瘦，體重只剩下了30.5公斤。他清醒地估計到自己的生命“還有半年”的時間，但他依然繼續頑強地工作著，同病魔、同邪惡勢力進行著最後的搏鬥。
6月2日，就趙君陶關於其姐趙世蘭政治歷史問題的申述信批示，要求有關部門對趙世蘭所作結論進行復查。
6月6日，會見澳大利亞外交部長威爾西和夫人。翌日，會見菲律賓總統馬科斯和他的夫人、女兒及其他隨行人員。鄧小平參加了這次會見。周恩來說，中菲兩國都是發展中國家，同屬第三世界。當馬科斯稱中國是第三世界國家的“當然領袖”時，周恩來說，第三世界應該是一個民主的大家庭，毛主席說過，我們不當這個頭頭。又說:現在會談、宴會，都由鄧小平副總理負責了，給我提供了休息的機會。請你們原諒，我是在病中。我本應該舉行一個家宴，請你們全家，請我們的老朋友羅慕洛(菲外交部長)先生吃頓飯的，但現在沒有可能了。9日，周恩來和馬科斯總統簽署兩國政府聯合公報，決定自即日起兩國建立外交關係。6月9日下午，參加了“賀龍同志骨灰安放儀式”。這一天，是賀龍元帥含冤逝世6週年的日子。“賀龍同志骨灰安放儀式”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舉行。
6月16日，就3月26日做第三次大手術後的病情及治療情況致信毛澤東，告知這段時間“恢復好，消化正常，無潛血”，但“膀胱出血仍未斷”，癌細胞屢有發現。經與中央常委四人研究後，決定提前進行膀胱鏡電燒治療。信中還說:“我現在身體還禁(經)得起，體重還有61斤。一切正常，可保無虞，務請主席放心。”信中還請毛澤東“早治眼病”，以利健康和工作。當晚至次日凌晨，做手術治療。僅一週後，又開始接見外國來賓，同有關負責人談話，審閱報告並作批示。
7月23日，周恩來最後一次來到人民大會堂，囑咐工作人員對新同志要搞好“傳、幫、帶”。在人民大會堂南門接見廳，周恩來佇立“迎客松”畫前，沉思良久。
8月24日，經過二次治療，他的身體仍很虛弱。在北海公園散步時，他長時間凝望湖水沉思，並對身邊醫務人員說:“你知道今天是什麼日子嗎?今天是老舍先生的忌日!”
8月26日晚，周恩來在醫院會見即將返回柬埔寨的西哈努克親王和賓努親王。在一個多小時的會見中，周恩來熱情地讚揚鄧小平，給兩位親王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場的柬埔寨民主團結政府大臣秀蒲拉西回憶說:周稱讚鄧小平副總理，並說有鄧代替他，他就感到放心了。
對鄧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以來所取得的顯著成效，周恩來感到由衷的欣慰。這種欣慰之情，在他以後同外賓的多次談話中也毫不掩飾地表露出來。
在周恩來住院期間，鄧小平是他在醫院裡會見次數最多的中央領導人。特別是鄧小平領導“全面整頓”期間，周恩來同鄧小平談話次數更頻繁。經毛澤東同意，從7月初開始，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日常工作由鄧小平主持。從此，周恩來和鄧小平每隔幾天就要見一次面。單在7、8、9三個月，他們在一起開會或談話就有12次，幾乎每週一次。此外，周恩來經常約見的政治局成員還有葉劍英、李先念、紀登奎、吳德、華國鋒、汪東興等。
8月29日，周恩來同準備參加西藏自治區成立60週年慶祝活動的中央代表團團長華國鋒談話，請華轉達他對西藏人民的問候，並提出要特別注意執行黨的民族宗教政策，培養藏族幹部，發展民族經濟。他緊握鄧小平的手說:“你這一年乾得很好，比我強得多!”
進入9月以後，周恩來的病情急轉直下，癌細胞繼續擴散，免疫力嚴重下降。在這種情況下，醫療組不得不取消周恩來的外事接待活動和室外散步。
9月3日，他同秘書一起清理文件，吩囑秘書，除“文化大革命”初期有關材料和1972年江青會見美國學者羅克珊·維特克的談話等有關材料外，其餘材料均退回有關部門。
9月4日，他就3日《參考消息》轉載香港《七十年代》編輯部專稿《訪蔣經國舊部蔡省三》一文作出批示，要羅青長、錢嘉東找王崑崙、屈武等對有關蔡省三的材料“進行分析”，“弄清真相”。批語最後，周恩來用顫抖的手一連寫下了4個“託”字。
9月7日，周恩來不顧病情的嚴重惡化和醫護人員的一再勸阻，堅持會見了伊利耶·維爾德茨率領的羅馬尼亞黨政代表團。這是周恩來生前的最後一次外事活動。當談到自己的病情時，他坦然而又肯定地告訴客人:馬克思的“請帖”，我已經收到了。這沒有什麼，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自然法則。接著，他充滿信心地說:我現在病中，已經不能再工作了。鄧小平同志將接替我主持國務院工作。鄧小平同志很有才能。你們可以完全相信，鄧小平同志將會繼續執行中國黨和政府的內外方針。這次會見，只有短短的15分鐘。
9月15日，周恩來在與人談話中，就近期報刊宣傳開展對《水滸》評論一事指出:他們那些人(指“四人幫”)有些事情做得太過分了!最近評《水滸》批“投降派”，矛頭所指，是很清楚的。9月20日下午，周恩來做住院後的第四次大手術。鄧小平、張春橋、李先念、汪東興和鄧穎超等來到醫院手術室外守候。周恩來清楚，施行這次手術的後果很難預測。為此，在做手術之前，他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是，在進入手術室前，他要工作人員找來自己1972年6月在中央批林整風彙報會上作的《關於國民黨造謠汙衊地登載所謂〈伍豪啟事〉問題》的報告錄音記錄稿，用很長時間仔細地看了一遍，用顫抖的手簽上名字，並註明簽字的環境和時間:“於進入手術室(前)，一九七五、九、二十”。第二件事是，在生死難料的情況下，他把自己的全部希望寄託給老戰友鄧小平。在進入手術室的前一刻，躺在推車上的周恩來示意停下，輕聲問道:“小平同志來了嗎?”鄧小平立刻跨步上前，靠近推車。周恩來吃力地抽出手來，緊緊握住鄧小平的手說:“你這一年乾得很好，比我強得多!”周恩來的話，一方面是對鄧小平的工作給予了高度的評價，鼓勵他繼續大膽地幹下去；一方面警告張春橋一夥人:我和毛澤東同志是堅決支持鄧小平的，你們想打倒他，黨和人民是絕不會饒恕你們的!第三件事是，在進入手術室時，周恩來大聲說:“我是忠於黨、忠於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以表明自己在重大原則問題上遭受“四人幫”誣衊時的嚴正態度。在場的鄧穎超要汪東興將此情況報告毛澤東。
長達5個小時的手術，對極度虛弱的周恩來來說，又是一次嚴重的考驗，但他堅持了下來。手術過程中，醫務人員發現周恩來體內的癌細胞已擴散到全身，無法醫治了。鄧小平只能指示醫療組，盡一切努力，“減少痛苦，延長生命”。10月24日，周恩來又做了第五次手術。這次手術後，周恩來再也沒能從病床上下來。
9月28日，在病床上的周恩來，接見前往參加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成立20週年慶祝活動的中央代表團成員，請他們轉達他對新疆各族人民的問候。
這一年10月，是中國工農紅軍長征40週年。在鄧小平等支持下，北京軍區戰友歌舞團衝破江青一夥阻撓，在10月中旬重新演出由肖華作詞的長征組歌《紅軍不怕遠征難》。當長征組歌重新演出後不久，鄧穎超即打電話告訴有關部門:總理在醫院裡很想再看一看、再聽一聽長征組歌。不久他收到了長征組歌的錄音帶。長征組歌，特別是那首《過雪山草地》，是周恩來十分愛聽愛唱的一首歌曲:雪皚皚，野茫茫。高原寒，炊斷糧。/紅軍都是鋼鐵漢，千錘百煉不怕難。/雪山低頭迎遠客，草毯泥氈紮營盤。/風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飢志越堅。/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於天。
這首頌揚紅軍英雄氣概和頑強鬥志的歌曲，彷彿又一次把周恩來帶回過去那艱難困苦的歲月，成為鼓舞他堅持工作、忘卻病痛和勞累的巨大力量。
一再叮囑鄧穎超:死後不要保留骨灰。他對身邊醫務人員說:“我一旦死去，你們要徹底解剖檢查一下，好好研究研究。”在周恩來住院期間，他的妻子鄧穎超經常守候在丈夫身邊，從精神上給周恩來更多的關懷和慰藉。在充分估計到自己的“時間不長了”的時刻，對於“後事”的安排，自然成了他和鄧穎超共同商量的話題。在他去世一週後，鄧穎超在同周恩來身邊工作人員、醫務工作者以及親屬的談話中，作了這樣的回憶:“我自己是共產黨員，我用無產階級的堅韌性，高度地剋制我內心的痛苦，在他病中還要用愉快的精神和恩來一起同疾病作鬥爭。當他知道自己的病不能挽救時，一再叮囑我，死後不要保留他的骨灰。這是我和恩來在十幾年前共同約定下來的。”“1958年，恩來首先把他死去的父親，我把自己死去的母親以及重慶辦事處的一些死去的同志的墳墓平掉，進行深埋。恩來還把他在淮安幾代親人的墳墓，也託人平掉，改為深埋，把土地交公使用。在中央作出人死後實行火葬這個決定不久，我們二人共同商定，互相保證，把我們的骨灰撒到祖國的大好河山去，撒到水裡、土裡去。”“他自己就曾經講過:人死後為什麼要保留骨灰?把它撒在地裡可以做肥料，撒在水裡可以餵魚。他還主張人死了以後應該做屍體解剖。在他病重住院期間，他曾專門交代醫務人員:現在癌症的治療還沒有好辦法，我一旦死去，你們要徹底解剖檢查一下，好好研究研究，能為國家醫學發展做出一點貢獻，我是很高興的。”“恩來對他的後事，曾經對我說過，喪儀要從簡，規格不要超過中央的任何人。”“一定不要搞特殊化。”
周恩來和鄧穎超1925年在廣州結婚，在半個世紀的風風雨雨裡，他們互相關心，互相幫助，相濡以沫，堪稱一對模範夫妻。在這生離死別的最後時刻，他們之間該有多少要說的話啊!可是，他們談論的仍然是如何嚴於律己、遵守組織決定，如何為人民、為後代造福。至於他們認為不應該談論的其他“心裡話”，始終沒有講起。鄧穎超回憶說:有一次，我們在一起交談，他對我說:“我肚子裡還裝著很多話沒有說。”我回答他:“我肚子裡也裝著很多話沒有說。”當時雙方都知道，最後的訣別不久就會殘酷無情地出現在我們的面前，然而我們把沒有說的話終於埋藏在各自的心底裡，永遠地埋藏在心底了。
他們一生嚴格遵守黨的紀律，保守黨的秘密，成為每個共產黨員學習的榜樣。
病重期間，每當劇痛襲來時，周恩來緊緊握住醫護人員的手，不露痛苦的表情，並安慰和鼓勵他們:你們給我治療是個好機會，可以很好地在我身上總結經驗。現在還有那麼多人受癌症的折磨，我就不相信對癌症沒有辦法，總有一天會突破的!他曾專門交代醫務人員:現在對癌症的治療還沒有好辦法，我一旦死去，你們要徹底解剖檢查一下，好好研究研究，能為國家的醫學發展做出一點貢獻，我是很高興的。
他問大夫:“我很疼，能不能哼一哼，叫喚叫喚?”
到了1975年秋天，周恩來的病情有了新的發展，即由原來的“移行上皮細胞癌”轉為“鱗狀細胞癌”之後，惡性程度更高了，並很快擴散到盆腔內臨近器官、腹腔內臟，繼而轉移到全身重要器官。他基本上處於臥床不起狀態。大小便已開始在床上解決，進食主要靠鼻飼，偶爾在病床上喝一點湯汁及茶水。從11月下旬起，他身體已十分虛弱，連躺在床上大小便也沒有力氣，要依靠別人將他身體托起把便盆塞進身體下面去才行。後來，消化道發生部分梗阻，由鼻飼管通過“蠕動泵”輸入胃腸道的營養物質不能往下運轉，引起腹部脹滿不適，只得改為每天靜脈輸入抗菌素治療藥物，同時輸入必要的營養物質以維持生命活動最基本的熱量需要。但是，大劑量的各種廣譜抗菌素的反覆使用，造成腸道菌群失調引起腹瀉，大便量與次數明顯增加。進而發生全身性黴菌病，導致持續高熱不退，心臟和腎臟功能衰竭，使本已十分複雜的治療工作變得更加艱難了。
由於全身免疫系統功能已面臨崩潰，抵抗力極度下降，癌細胞在體內更肆虐。它們每時每刻在吞噬著周恩來的五臟六腑、骨骼與肌肉，由此引起全身各處難以忍受的疼痛；鎮靜藥物和止痛藥品幾乎已失去了作用；滿臉胡茬，更顯出虛弱憔悴的病容。那雙令敵人望而喪膽、使同志倍感親切的眼睛已不再炯炯有神。他的體力非常差，呼吸與脈搏也很弱；說話聲音輕微，生命處在垂危之中。從12月中旬起，終日臥床的周恩來已無法進食，所需要的食物由醫護人員用管子直接灌入胃裡。這時周恩來的身上插滿了各種管子，進食、輸血、輸液、排液……以至連翻身都受到限制。為了減少周恩來的痛苦，醫生不得已使用了安眠藥和止痛針。但是，不時襲來的劇痛，仍使周恩來常常渾身顫抖，大汗淋漓。就是在這種狀態下，他仍表現出高度的自制力。醫生張佐良回憶:“總理用的止痛藥，開頭打一針可管上四五個小時，後來管兩三個小時……他疼得實在不行時，就把我叫進去，說，我很疼，能不能哼一哼，叫喚叫喚。聽到這裡，我的眼淚都掉出來了。我說，總理，你現在願意怎樣就怎樣吧!”護士許奉生說:“這時總理是很痛苦的，可他從來不哼也不叫。有一次他正睡覺，一下讓病痛驚醒了，就問，我喊了沒有?我們說，你叫叫沒關係的，如果你疼，你就哼哼，就叫，沒關係。他搖搖頭。”
周恩來生前一直主管臺灣工作，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這個問題，一直在他心中佔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就是在他生命垂危的時刻也不例外。
12月20日上午，周恩來體溫達到38.7℃。這時應約來談對臺工作的羅青長來到周恩來的床前。周恩來非常吃力地向羅青長詢問臺灣近況以及在臺的一些老朋友的情況，並且囑咐道:不能忘記那些對人民做過有益事情的人們……不到15分鐘的談話，周恩來竟兩次被病痛折磨得說不出話來，最後進入昏迷狀態。
到12月底，病危中的周恩來因為長時間沒有理髮，他的容貌已完全變了:花白的頭髮蓬長，鬍鬚幾乎把嘴唇遮住，灰黃的面部佈滿一塊塊的老年斑，深陷的眼窩發黑，雙目更不見原有的神韻和風采。過去一直為周恩來理髮的北京飯店職工朱殿華，幾次託人捎信請求給總理理髮。周恩來知道後，告訴工作人員說:朱師傅給我理髮20多年，看我現在病成這個樣子，他會難受的，還是不要讓他來。謝謝他了。
病危之際，周恩來多次詢問毛澤東的身體狀況，詢問中央其他領導人的健康，並對一些黨內領導幹部、民主黨派人士、高級知識分子、文藝界人士以及過去身邊工作人員的處境和下落表示關切。
病危之際，他最放心不下的是中央領導權問題。他囑咐葉劍英說:要注意鬥爭方法，無論如何不能把權落到“他們”手裡。他生前留下的最後一句話:“我這裡沒有什麼事了，你們還是去照顧別的生病的同志，那裡更需要你們……”周恩來雖然已有兩個多月不能進食，但腸道內仍有自身分泌的液體，還有留下的少許殘渣，加之體內惡性腫瘤細胞和各類致病菌在迅速地生長繁殖，不停地進行新陳代謝而產生毒素。這些複雜而有害的物質造成腸道發生麻痺，本已處在高熱狀態的周恩來又增加了“腸麻痺”，使得他腹部脹滿，疼痛難耐。
為此，在1976年1月5日凌晨，醫務人員為生命垂危的周恩來做了最後一次手術，即做“結腸造瘻術”，就是在左下腹部開一個口子，以解決大便不通問題，將腸道里的“殘渣餘孽”儘量清除出去，但毫無效果。隨後，接到周恩來病危通知的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員、國務院負責人等陸續來到醫院。
1月7日，周恩來病情繼續惡化，氣息已變得十分微弱，長時間處於昏迷狀態。醫療組成員、護理人員等晝夜守護在病房，隨時準備搶救。深夜11時，彌留中的周恩來從昏迷中甦醒。他微睜雙眼，認出守在他身邊的吳階平大夫，用微弱的聲音說道:“我這裡沒有什麼事了。你們還是去照顧別的生病的同志，那裡更需要你們……”這是周恩來留下的最後一句話。
1976年1月8日上午9時57分，周恩來的心臟停止了跳動，終年78歲。
周恩來的逝世，全國人民陷入無比的沉痛之中。他們衝破“四人幫”的種種禁令，自發地舉行了各種悼念活動。深切緬懷周恩來的悲壯氣氛同對“四人幫”的憎惡情緒交織在一起。
周恩來的逝世使全世界為之震動。130多個國家和政黨領導人先後發來唁電、唁函，向中國黨和政府表示深切的悼念，對周恩來為中國、為世界所做出的巨大貢獻作出崇高的評價。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上，由會議主席提議，全體代表起立，為周恩來默哀。聯合國大廈下半旗致哀。
1月15日下午，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首都各界群眾代表幾千人在人民大會堂舉行隆重的追悼大會，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詞。
遵照周恩來的遺願，15日至次日凌晨，周恩來的骨灰由西花廳黨支部工作人員乘飛機撒在北京、天津和山東北部黃河入海口等處
周恩來走了，骨灰撒向了祖國的江河大地。他生前沒有自己，死後也無需保留自己。他似乎什麼也沒有留下，但他卻又裝滿了億萬人民的心田。一個經受並戰勝無數磨難的偉人，永遠矗立在億萬人民的心裡。
1988年春天，中南海西花廳院裡的海棠花又盛開了。這是周恩來最喜愛的花。84歲的鄧穎超深情地回憶起12年前離去的周恩來:你不在了，可是每到海棠花開放的時候，常常有愛花的人來看花。在花下樹前，大家一邊賞花，一邊緬懷你，想念你，彷彿你仍在我們中間。你離開了這個院落，離開它們，離開我們，你不會再來。你到哪裡去了啊?我認為你一定隨著春天溫暖的風，又踏著嚴寒冬天的雪，你經過春風的吹送和踏雪的足跡，已經深入到祖國的高山、平原，也飄進了黃河、長江，經過黃河、長江的運移，你進入了無邊無際的海洋。你，不僅是為我們的國家，為我們國家的人民服務，而且你為全人類的進步事業，為世界的和平，一直在那裡跟人民並肩戰鬥。
當你告別人間的時候，我瞭解你。你是憂黨、憂國、憂民，把滿腹憂恨埋藏在你的心裡，跟你一起走了。但是，你沒有想到，人民的力量，人民的覺醒，我們黨的中堅優秀領導人，很快就一舉粉碎了“四人幫”。“四人幫”粉碎之後，祖國的今天，正在開著改革開放之花，越開越好、越大、越茁壯，正在結著豐碩的果實，使我們的國家繁榮昌盛，給我們的人民帶來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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