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是战国末期著名的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他善于通过讲故事的形式游说君王，兜售自己的法治思想，赢得了秦始皇的高度认同。韩非在《说（shui）难》中，指出说服君主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并就向君主进言的困难做了细致分析，强调进言要首先弄清楚君王的心理；随后又介绍了进言的实用方略，并列举了民间故事和历史传说予以佐证。韩非讲的故事，内容简短、质朴无华，却深可及髓，充满智慧，给人以深刻的启迪。读韩非讲的故事，你会对历史的诡异和人性的幽暗，有更深的认识。笔者将陆续发表韩非讲故事系列文章，虽不揣谫陋,，但这些文章之于我，犹如母爱其子，无论丑疾，希望读者也能够喜欢。
梁车新为邺令，其姊往看之，暮而后，门闭，因逾郭而入。车遂刖其足。赵成侯以为不兹，夺之玺而免之令。
梁车刚担任邺县县令，他的姐姐急于看望他，但走到县城时已是黄昏后。按规定，黄昏后，城门关闭。她姐姐翻过城墙才进了城。梁车因此而依法砍断了姐姐的脚。赵成侯闻之，认为梁车不仁慈，收回了他的官印，并罢免了他的职位。
韩非认为“公室卑则忌直言，私行胜则少公功”，这则故事意在说明，梁车依法处罚之是，赵成侯罢去梁车官职之非。
大公无私、大义灭亲，无可厚非，然而，梁车依法刖其姊之足，是大公还是大义？且不说，只要翻越城墙入城，一概刖足，是否是严刑峻法。
赵成侯因之摘掉梁车的乌纱帽，自有侯爷的道理：汲汲于功名的梁车不慈悲、没人性，更可怕的是“梁车能砍掉自己姐姐的脚，谁的脚他不能砍？”人云，有才无德是危险品，此种人留在身边留在官场，侯爷是睡不好安稳觉的。
历史上的此类事件，其结果皆与之相差无几：
吴起杀妻求将。吴起来到鲁国后，鲁国正在和齐国交战，鲁国根本不是齐国的对手。鲁相国公仪休说：“欲却齐兵，非吴起不行”，百般无奈之下考虑让吴起带兵，鲁国国君想用吴起为将，但是又碍于吴起的妻子是齐国宗室之女，吴起也不是鲁国人，怕他在关键时候倒戈，对他有所怀疑。吴起为了洗清自己，抓住建功立业一举成名的重要机会，竟然把妻子给杀了，以取信于鲁国，这才使鲁君受权为将。史称“杀妻为将”，这一年吴起30岁。
吴起善于治军，厚爱士卒，甚至“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他亲自为士兵吸出腿上的脓血，吴起的种种举动让士兵都愿意跟着他出生入死。吴起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他带领弱小的鲁军，一举战胜前来挑衅的实力超强的齐国军队，使之声名鹊起。随之而来的是流言，这个固守礼教的国家，开始对吴起议论纷纷，说吴起杀妻求荣可耻，说他耗尽家产却不仕，性格暴戾杀过三十个乡人，连老师曾申也跟他绝交，由此可见，吴起一定不是什么好人。于是流言散布，无可辩驳的吴起只得从鲁国狼狈逃走。
乐羊吃儿建功。魏文侯要攻打中山国，翟璜举荐乐羊为将，魏文侯问翟璜为什么举荐他，翟璜讲了发生在乐羊身上的两件事：一是拾金不昧。乐羊曾在路上捡到的一块金子，妻子以“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怎么能用来路不明的金子玷污你的高洁呢？”开导乐羊，受到教育的乐羊把金子丢到田野，然后出去游学。二是游学断杼。乐羊游学一年后回家，正用织布机织布的妻子断其机丝，喻其半途而废，不先织成布怎么能缝制成衣服，劝其学有所成，乐羊感悟，继续游学，过了七年才学成归来。如今此人就在本国，自视甚高，不屑做小官，现在为什么不用他呢？
魏文侯马上让翟璜去请乐羊，身边人劝阻到：“乐羊的长子乐舒现在在中山国为官，怎么能用他呢？”翟璜说：“”乐羊，功名之士也，子在中山，曾为其君招乐羊，羊以中山君无道无往。主公如果委以重任，何患不能成功？”文侯从之。
乐羊出兵后，由于敌强我弱，于是施行缓兵之计以收买中山国人心。消息传来，朝中大哗，群臣诬告乐羊通敌，纷纷上书，有言中山国将分半与乐羊的，有言乐羊谋与中山共攻魏国的，魏文侯把这些书信都封在盒子里，顶住压力，继续任用乐羊。中山国君一开始以乐羊的儿子乐舒为人质逼迫乐羊放弃进攻，试了几次一看不奏效，中山国君就把乐舒杀死，煮成肉羹送给乐羊，希望以此扰乱乐羊斗志，瓦解魏军的军心。为了稳定军心，乐羊端坐在大帐内将一杯肉羹全部吃完了。军队士气彼消此长，随后，乐羊率军大败中山军，终于拿下了中山国。然而，有大臣对魏文侯吹风说：“既然自己儿子的肉都能吃，他谁的肉不敢吃呢？”，让本来很感动的魏文侯，瞬间心瓦凉。魏文侯遂赏其功而疑其心，封乐羊到中山国灵寿县，不再任用。
介子推割骨奉君。晋国攻打骊戎，骊戎君主献美女骊姬于晋献公。骊姬受宠，生子取名奚齐，献公溺爱骊姬之子，不听卜人的劝告，立骊姬为夫人。随着奚齐年岁的增长，骊姬心怀叵测，欲以奚齐取代申生为太子。后来申生受陷害自杀，被蒙骗的晋献公又派人捉拿重耳和夷吾。重耳闻讯，逃到蒲城，晋献公又派遣寺人披攻打蒲城，重耳带着介子推、颠颉、头须、壶叔等家卿仆人，以及赵衰、狐偃、孤毛、魏犨、先轸等受到晋献公猜忌的功臣，逃出了晋国，开始了漫长的流亡生涯。重耳在流亡中备尝艰辛。一次，中途绝粮，重耳因饥饿而昏厥，见此，介子推将大腿上的肉割下，熬成汤救活了奄奄一息的重耳，重耳感激涕零，声称一日为君王，定会重用介子推。晋文公先后流亡至狄国、卫国、齐国、宋国、楚国和秦国，历十九年，最后在秦穆公的帮助下回国即位。可重耳归国为晋文公后，赏赐跟从他逃亡的人，介子推不谈爵禄，爵禄也没有轮到他。
重耳因何不封赏介子推：你将饿死，他剜己肉喂你，而且十九年的风雨同舟，你会忘记他吗？绝对不会。晋文公在分封群臣之时，绝对不会忘记跟随自己出生入死的流亡成员，更何况介子推还曾“割股奉君”，令重耳感动得涕泪横流。就算介子推的功劳不及其他四位贤士，甚至公认的贤士中，根本没有介子推的名字，但他没有功劳，还有苦劳，没有苦劳，还有疲劳，总该有所封赏吧，姑且不论爵禄大小。然而，重耳就是没有封赏介子推，什么原因呢？
东汉末年著名政治家曹操根据介子推在当时的表现，曾说：“夫子推，晋之下士，无高世之德。” 重耳在漫长的流亡生涯中，介子推并未导之以仁义、辅之以计谋、卫之以勇力，又不合群，性格偏激，使重耳无法从内心里接纳介子推。清代著名剧作家、戏剧理论家李渔认为，大凡做出的事情超越常情常理，必定不是顺乎本心，而是希望通过“奇能异行”，获得日后的“非常之报”。割股奉君，是为了非常之报，于治国何益？割股奉君，虽显忠诚，但难掩暴戾之气，可以多给赏银，弃用为好。
与吴起杀妻求将、乐羊吃儿建功、介子推割骨奉君相类的，还有易牙杀子适君、竖刁自宫适君、开方背亲适君。齐桓公四十一年（前645年），齐桓公向病榻中的管仲，讨教谁可以继任齐国的宰相职位。管仲答曰：“知臣莫如君。”于是，齐桓公自荐了三个人选：易牙、开方、竖刁。齐桓公既然身为明君，当然有自荐这三个人的理由：无限忠诚。易牙之“忠”表现在，为满足齐桓公尝一下蒸婴儿肉之鲜美的欲望，竟亲手杀了自己三岁的儿子，并发挥他厨师的特长，亲自蒸熟了端到齐桓公的餐桌上。开方之“忠”表现在，不离不弃地追随在齐桓公的身边，15年都没舍得请探亲假，回老家看望一下老爸老妈，真可谓舍孝尽忠。竖刁之“忠”更为空前绝后，为侍奉齐桓公，毫不犹豫地挥刀自宫，割去男根，宁可断子绝孙，也要变成太监。天底下还有比这三位还忠的人吗？
然而，管仲却不认可，摇头道：“杀子以适君，非人情，不可；倍亲以适君，非人情，难近；自宫以适君，非人情，难亲。”并警告桓公，说臣死后一定要驱逐竖刁等三人出宫，不然三人必然为乱。管仲死后，齐桓公听从管仲之言逐三人出宫。但离开小人，桓公食不甘味，于是桓公复召三人回宫。可能齐桓公觉得重用臣子的首要考量，是察其忠诚，不必在意臣子的行为，是否符合人之常性、人之常情，而且，越是有违人之常性、人之常情，越能彰显其对君王的忠心。于是，齐桓公“卒近用三子，三子专权”。两年之后，齐桓公重病不起，生命垂危，三位“忠臣”终于暴露出奸相，置病榻之上辗转呻吟的齐桓公于不顾，假借桓公的命令，堵塞齐宫大门，而且还筑以高墙，不准任何人进入。高墙只留一个小洞，桓公饮食，全靠小太监从洞里送入，并很快连饭也不送了，结果，称雄一世的诸侯霸主齐桓公被乱臣禁锢，活活饿死在宫中。此时的乱臣易牙、开方、竖刁正忙着另立新君投改靠山。齐恒公的五个儿子为了争夺权位，“停尸不顾，束甲相攻”。直到桓公尸体在床上放了六十七天，尸虫都从窗子里爬了出来，新立的齐君无亏才把桓公收葬。
杀子适君、自宫适君、背亲适君，并不表明其心善德高，反倒难掩深藏内心的违背人性人伦人情的阴戾之气。宋代散文家苏洵说：“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巨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篡汉的王莽为表其忠义和不徇私情，曾以“首谋”罪名，令长子服毒自尽，又因次子杀害奴隶，令其自我了断，然而，“风评”甚高的王莽，在权势炙手可热后，便毒杀了平帝，彻底暴露了自己的虚假面目和巨大野心。
由此，笔者想到了孔子的“父子相隐”。《论语·子路》记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楚国人叶公，在孔子面前夸耀说：“我们那地方有个很正直的人，其父攘羊，他就出来告发。”孔子却不以为然，说：“我们这里正直的人却不是这样。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道就在这中间了。”直，指本真人性，真情实感；直道，即人道，人道与否，指是否符合本真人性和人性的实现程度。
叶公认为“证父攘羊”，是正直、刚直的表现，符合行有直近仁道的儒家思想；而孔子却不这么看，他认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才是“直道而行”，符合仁的根本要求。其子之直，并非是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而是对人之本心的隐和伪，是一种忤逆，背离了仁道意旨。何晏、邢昺《论语注疏·子路》解释得直白透彻：“吾党之直者，异于此证父之直也。子苟有过，父为子隐，则慈也；父苟有过，子为隐之，则孝也。孝慈则忠，忠则直也，故曰直在其中矣。”宋代学者宋汝谐更是一语道破天机：“循理为直，未有逆天理而可以为直者。”慈孝乃天理，超越一切公理、法理，不可违逆。苏轼认为，其父攘羊而证之，此直而陷于曲者也；子为父隐，此曲而遂其直者也。
血亲之情，流于自然，深入骨髓，率性呈现，无可替代。孔子似乎主张在情与法的抉择中，应放弃乃至牺牲一点眼前小节微义，以维护人性和人道的尊严与人心世道的长远利益。这反映了孔子“以德为本，以礼为主，以刑为辅”的治理社会的思想。子思也赞成父子相隐小过，并强调“不以小道害大道”“不以小爱害大爱”。这符合孔子“无求备于一人”和“无讼”的思想。
孔子虽然也提倡孝悌，视孝悌为人类真实、美好的情感，但又主张孝悌要上升为仁，强调的是“泛爱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因此，在大是大非面前，他并不主张为亲情而牺牲道义。
黑格尔认为，“客观法则”是一个民族自然形成的、每个成员都必须遵守的“伦理道德原则”，它以血缘亲情和伦理习俗为主要内容，以感情为联系纽带，以自觉遵守为原则，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亲情与责任；而“主观法则”是由统治者人为制定的法律，讲究法律秩序和法的统一性、强制性、稳定性。在正常的社会中，“主观法则”必须以“客观法则”为基础，不能两者对立起来。如果两种法律发生了冲突，必然要导致灾难和悲剧。睿智的孔子身处家国同构的中国社会，自然清楚充分尊重伦理亲情和人伦关系，是中国社会这个大家庭稳定的基石。有学者指出，儒家伦理在本质上是一种地位伦理，儒家认为，一般庶民只要在他的家庭及乡党中践行儒家伦理即可，知识分子（士）则应广施“仁泽”，以天下为己任，“当不义则争之”。
因人情而立法，是中国古代法家的重要立法原则。慎子说：“法非从天下，非从地出，发乎人间合乎人心而已。”
法学家认为，法律是一个民族“内在的默默起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它深深扎根于这个民族的历史之中，而且其真正源泉乃是普遍的信念、习俗和共同意识。民事法律体现的是人们安排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智慧，一些传统规范中恰恰蕴含着这些智慧。中国的道德以家庭中的伦理关系为基础，其核心是“孝”，所谓“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孔子认为，慈孝乃天理，超越一切公理、法理，不可违逆，提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主张在情与法的抉择中，应放弃乃至牺牲一点眼前小节微义，以维护人性和人道的尊严与人心世道的长远利益。这是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大智慧、大境界。
慎子的立法思想和孔子处理亲情与法治关系的思想，对于建构现代法治仍然有可借鉴之处。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这是现代法治对“亲亲得相首匿”这一孝道思想的尊重，也是对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回归。土耳其《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告人的未婚妻；被告人的丈夫或妻子，即使已经解除婚姻关系的；与被告人具有直系的前辈或者晚辈的关系，或血亲关系，或姻亲关系的人；与被告人具有三代以内的直系亲属关系，或两代以内的旁系亲属关系的人；与被告人具有收养关系的人，不得强制其出庭作证。”体现了土耳其在立法上的价值理性。
《孝经》认为“孝悌之至”就能够“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论语·学而》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者，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欤？”意思是说，为人孝悌的人，极少有忤逆父兄的，而从来还没有见过极少忤逆父兄的人会犯上作乱或违反其他纲纪。由此看来，孝悌是君子立身的根本，也是奉行儒家思想的重要前提。儒家思想以“仁”为本，而孝悌又是“仁”的根本，在圣贤心目中，立人在孝悌，立国在人伦，万世不易。
儒家认为，只要人人讲求孝悌，社会的根本规则和秩序就可以建立，而根本规则和秩序，则是建立其他一切规则和秩序的基础，本固则枝荣。如苏轼所云：“孝者万行之本，本既不立，则其余何足观焉。”閱讀更多 歷史沉澱的理性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