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唐德刚曾经说过，中国自有外交以来，出现过两个半外交家，李鸿章和周恩来各算一个，而这半个则是顾维钧。
前两位的影响力自不必说，而在民国外交史上，顾维钧的名声之大恐怕无人能出其右。
顾维钧的名气与历史上著名的巴黎和会是分不开的，在这次和会上，顾维钧的一次演讲让他一举成名，且一跃成为国际外交界的新星。演员陈道明就曾在电影《我的1919》中完美演出了顾维钧参加巴黎和会的经历。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样一次改变他命运的会议，顾维钧差一点就错过了。
1888年1月29日，祖籍嘉定的顾维钧出生在上海。16岁那年，从上海圣约翰书院毕业后，顾维钧自费到美国留学。他先进入预备学校库克学院，后又考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法律和外交。离开中国去美国之前，顾维钧自作主张地剪掉了脑后的长辫子。
顾维钧回到北京后，被委派到外交部任职，这时正值陆征祥出任外交总长。按照西方国家外交部的模式来组改外交部。顾维钧进入民国外交部后，一开始主要从事秘书和翻译工作，但很快被晋升为外交部参事。
三年后，顾维钧出任中华民国驻美国公使，当时的妻子唐梅也跟随他来到美国。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席卷全球，中国驻美公使馆也未能逃过这次瘟疫的侵袭。
当时，美国政府邀请顾维钧参加两个活动。面对两个邀请顾维钧分身乏术，最终他选择自己和夫人唐梅分别去参加这两个活动。然而好巧不巧，唐梅就是在这次活动上染上了感冒。据后来的历史资料记载，当年的瘟疫死了两千万人。
仅仅在两天之后，唐梅便不治身亡，留下了年幼的孩子，痛失贤内助的顾维钧一下子束手无策了起来。可是就在妻子去世后不久，顾维钧突然收到国内的急电，任命他为巴黎和会中国政府全权代表。
悲痛欲绝的顾维钧曾经想谢绝这个任命，然而，放眼当时的中国外交界，对巴黎和会没有谁比顾维钧更有发言权。自他担任驻美公使后，便开始为中国参加战后和会做充分的案头工作。
不仅如此，顾维钧还向北洋政府提出了一个导向性战略。顾维钧认为，在巴黎和会上，中国要能够获得最大性的优势就必须要获得美国的支持，这就是所谓的「联美战略」。
早在一站期间，英法意等国为了本国利益，相继与日本签订了密约。这样一来，巴黎和会上的英法美意四巨头，日本在1917年初就搞定了三个，因此，美国是唯一有可能支持中国的巨头。
再加上顾维钧在大使馆里成立了一个小组，专门研究战后中国如何利用战争争取自己的利益。研究报告一篇篇的送去北京政府，自然而然地，在北京政府看来，对和会最关注的最有发言权的就是顾维钧本人了。
最终，在国家的利益面前，顾维钧毅然决然地压制了心里的悲痛，决定参加巴黎和会。奔赴巴黎之前，顾维钧还专程到白宫拜见了美国总统威尔逊。威尔逊也向顾维钧许诺，在巴黎和会上一定会支持和帮助中国。
其实，顾维钧和威尔逊的关系非同一般。
顾维钧在美国留学时，在哥伦比亚大学出类拔萃的他参加过威尔逊作为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家宴，二人在宴会上深谈过政治学，威尔逊因此对顾维钧印象深刻。而且，顾维钧1915年被任命为驻美公使时，更是威尔逊婚礼的座上宾，这也使得外界对他刮目相看。
巴黎和会的组织者，将参加和会的一战战胜国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的国家可以派出五名代表参加，二等的国家可以派出三名代表，而一些新成立新独立的国家则只有两个代表的名额。
有了美国做后盾，不管是北京政府还是顾维钧自己，都认为巴黎之行将为中国开启一个新局面。当时的中国政府自认为也可以同美英法意日等大国一样是一等国家，因而派出了一支由五名外交官组成的豪华阵容参会。
然而等到代表团抵达巴黎之后才发现，中国竟然被划分为最末一等，这甚至让代表团一度面临解散的危机。当时中国政府派出的五位代表，分别是：北洋政府外交总长陆征祥、驻美国公使顾维钧、南方革命政府代表王正廷、驻英国公使施肇基、驻比利时公使魏宸祖。
五个名额突然变成两个，谁将代表中国出席巴黎和会成了个问题。
代表团内部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一个更棘手的问题又出现了。一向对中国代表团比较同情的美国代表打电话向中方通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日本人已经提出要把山东的权益从德国人手中转给他们。这对中方代表无疑是又一个晴天霹雳。
从接到通知到上台发言，只有不到三个小时。于是，中方代表向大会申请将发言时间推迟到第二天上午。然而，究竟谁去担当这一重任又成了代表团面临的一个难题。
面对这样一个烫手山芋，之前跃跃欲试的几位都偃旗息鼓了，这时候顾维钧勇敢地站出来接下了任务，再加上他对山东问题已经研究了很长时间，有备而来的他可以说是最佳人选。
最终，代表团决定，由王正廷和顾维钧出席，上台发言的任务则交给了顾维钧。
1919年1月28日上午，顾维钧身着外交礼服出席了由五大国代表组成的十人会议。这次会议只有一个议题，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将如何分配。
身为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法学博士，顾维钧依据法理辩论，发言环环相扣，有理有据也有力。他首先回顾了一下山东是如何被德国人占据的，接着谈到山东是如何又被日本人占领的。他还列举了中国在一战中所做的贡献。每一句都振振有词、掷地有声，极富感染力。
听了他的发言后，美国总统英国首相都来跟他握手表示肯定。当晚，当地报纸刊印出顾维钧在和会上的精彩发言，并且特别强调中国代表的声明，受到除日本以外各大国代表的一致赞扬。
这一消息很快传遍世界，中国代表团收到了来自国内各界的贺电，顾维钧大受鼓舞。但是作为一名职业外交家，他明白，声明受到称赞是一回事，问题能够解决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最终，中国代表团用拒绝到场签字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抗议，这也是中国近百年来第一次对列强说「不」。
在顾维钧的回忆录中，他这样描述当时的心情：「我觉得一切都是那样暗淡，那天色，那树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这一天必将被视为一个悲惨的日子，留存于中国历史上。」
靠顾维钧一人之力还无法改变当时的中国，但他在外交上所做的努力，却在中国的外交史上熠熠生辉。九十七岁高龄之际，他还题字「露从今夜白，夜是故乡明」，祖国，永远在他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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