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個冬日，城南診所，我推門進去，娘躺在病床上。
娘正在打著點滴，一滴又一滴，似從高空掉下，擲落有聲……
我急急地問娘，您高燒，燒到多少度？
娘說，我試了體溫的，毛毛燒，年輕時挺得住。唉，年歲大了，不中用了，只好來吊水。
娘說得若無其事，但孃的臉上還是起了變化。我正眼看娘時，娘馬上側過臉去。
坐在對面桌上的醫生，急急地接了話：還毛毛燒，都40度了，幸虧來得早……
娘馬上岔開話題，和另一個打點滴的老婆婆拉起了家常。
娘問：你老人家有幾個崽女呀？
老婆婆答：三個，兩個崽，一個女。
娘看了看她孤單單的一個人，問：他們不管你？
老婆婆答：不管。稍停了一下，又說，也管不了這麼多。我跟著晚崽一起過。這個哈寶崽，也是前世的冤家來收債的，也不怪他們。
我再去看那老婆婆，原來是住在老街上的冬材他娘。
冬材娘老弱多病，卻還常常在老街上撿廢品賣錢。冬材呢，患了腦膜炎後遺症，是個弱智，與他的娘相依為命。冬材娘怕冬材走丟了，在他的每件衣服上都用白線繡了字：老街34號冬材。
娘又問：難道生病了，他們也不管？
冬材娘低低地回答：我們娘倆相互照應著。他們要討生活，各顧各的，也蠻不容易的。
娘看著天花板，再也無話。
很長一段時間，診所裡誰都無語。靜，只有長久的靜，還有點滴一滴一滴清脆落下的聲音。
孃的血管太細，打點滴時又用了七號針，很慢很慢。坐了一個多鐘頭，我的屁股下面似生了釘子一般，有點兒坐不住了。
娘看出來了，說，你有事忙你的，我打了針就回去了，不用管我。
醫生卻不屑，你娘打得還算快的，那個老婆婆都四個多小時了。她的崽，都還在外面一直等著呢。
我這時才發現冬材坐在門口一側，天氣很冷，他不時地打著哆嗦，還不時地透過拉緊的玻璃門往裡瞅著。也許是想看清楚些，他整個臉都貼在了玻璃門上，看上去臉不是臉，鼻子不是鼻子了。眼晴卻睜得老大，定定地看著門裡的一切。
娘也看到了，轉過臉來有點兒怪罪的意思。
娘問冬材娘：你怎麼不把崽喊進來？
冬材娘答：我不要他陪我來，他要陪我來。他陪我來，他又不肯進來。他不肯進來，是怕別人聞著他身上的味。你也曉得的，得了這種病的人，脾氣都倔得很。
娘埋下了頭，我看見了娘在擦眼睛。
冬材娘當然不會知道，她這一說，說到了我孃的痛處（我的小弟也從小患了腦膜炎落下後遺症）。
冬材娘先打完了點滴。醫生拔出針，要她自己用手摁一會兒。誰料她想急於起身，一用力，手上的血直冒，誰也沒有看見。卻見門口處的冬材拍打著玻璃門，嗷嗷嗷地叫著。
交完錢一出門，冬材就在門口扶著他娘，沒走五米遠下臺階時，冬材娘摔倒了。冬材嗷嗷嗷嗷又高聲大叫，近旁的人都擁了上去。
再看時，冬材扶著他娘一步一步走向遠處，遠處的天暗了下來……
過了幾年，我再去老街，老街看上去更老了，冬材家的老木屋斜歪歪的，似乎有隨時倒下來的危險。
我沒有見到冬材的娘，以為這屋沒有人住了。剛準備走開，卻聽見“吱呀”一聲，從虛掩的門縫裡探出個腦殼，是冬材。他的眼睛還是那樣睜得老大，臉已消瘦得不像個樣子，衣服穿在身上就像掛在木架子上一樣，空空蕩蕩。
門開了一掌寬，冬材卻出不來，原來門上是一把長長的鏈子鎖。
冬材嗷嗷嗷嗷又高聲大叫，老街上卻是出奇的靜。抬頭看天，老街上的陽光也是淡白淡白的，了無生氣。
我走了幾家，才問到一個老人，知道冬材的娘過世了，只剩下冬材還住在老街上。
起先，大家都勸冬材的兄姐接冬材走。冬材卻死也不離開老街，不離開老屋。冬材說，要到老屋裡等娘，等娘回來。
冬材認定一個死理，娘走丟了，娘會回來的，娘不會離開冬材的。
冬材說，等著，等著，娘就回來了。
冬材畢竟有政府的低保，冬材的兄姐當然也不能讓冬材餓死。他們就商量著輪流送飯，一人一個月，一天兩次。事多了，事雜了，有時就忘記了，一天一次，甚至也有兩天一次的。
關在老屋裡的冬材，吃喝拉撒都在屋裡。冬材在老屋裡守著，他睡的時候少，唯恐睡熟了，不能第一眼看見回來的娘。於是，冬材終日把眼睛睜得老大。
有一天，在昏黃的燈光下，有人看見冬材竟能穿針走線，他照著娘在他衣服上繡的字，繡得有模有樣，那幾個字特別醒目：老街34號冬材。最令人驚訝的是，“冬材”兩個字後面繡了一個老婆婆滿是皺紋的臉。
我猜想，冬材繡的字應該是：老街34號冬材的娘。
冬材篤定，娘穿著他繡著字的衣服，也能找到回家的路。
老街真的老了，冬材的娘早走了，冬材在去年最冷的那個冬天也走了。
今年冬天又是特別冷，我陪娘在鄉下旺旺的火塘旁烤著火。柴火燒得很旺，我和娘有一搭沒一搭地說著話。突然，娘和我都異口同聲地說到冬材這個人。
娘說，老街真老了。
娘還說，這年月，傻的不見得真傻，正常的也不見得就正常。
娘又說，今年的老街肯定最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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