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商務印書館創辦120週年。在復旦大學教授陳思和看來，這一老牌出版社1897年的成立，標誌著中國現代出版業的開端。更重要的是，中國第一批現代知識分子也是發軔於此。
3月25日，陳思和走進上海市靜安區文化局、商務印書館與大夏讀書會等機構聯合舉辦的“商務十講”系列講座，講述現代出版業與現代知識分子形成之間的關係。
陳思和在講座現場
商務印書館使現代出版介入中國現代文化建設
在陳思和看來，出版的重要意義在於幫助知識分子、作家把精神產品傳播到社會上去。現代出版跟現代文化建設，跟現代知識分子的責任，這三者是有密切關係的。
“這樣一個工作如果追溯歷史，我覺得以現代出版的方式介入到中國現代文化的建設，起點是商務印書館的建立。這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非常大的事件，是整個中國朝現代化轉型的一件大事。”
在商務印書館出現之前，中國的出版業一直存在。包括官方修書和私人刻書兩種，都不是商業行為。官方修書大都為欽定出版，皇帝下詔編一部大型叢書，官員編寫，國家出錢。而私人刻書主要是個人行為，比如文人寫詩，到年紀大了編一部詩集留給朋友、家屬，或是以家族為單位印一部家譜等等，流傳並不廣泛。
在這兩者之間，還存在一種有商業性質的“坊刻”，是為了銷售而印書的。“坊刻”產生於中國商品經濟萌芽的宋代，但這種形式在古代中國一直不發達，流傳下來的大多是《三國演義》這類的通俗小說和給考生複習用的資料“選文”。
“這樣的出版業到了19世紀末，因為張元濟先生參與創辦的商務印書館走向現代化。所以我們今天要紀念他。”陳思和認為，正是商務印書館的出現，加速了中國出版業的現代化進程。
中國知識分子如何形成
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不少參與或支持變法的官員被革職離開權力中心。張元濟當時受到的處分是“永不敘用”。
當時從北京來到上海的一批人中，陳思和認為有三個人值得關注。他們分別是張元濟、蔡元培和晚清狀元張謇。
張謇離開官場之後，在家鄉南通開始做實業，成了近代中國最有名的企業家。蔡元培投身教育，後來做了北大校長。
張元濟
而張元濟最初也走教育道路，在南洋公學擔任譯書院院長，在印教材的過程中，結識了當時商務印書館的老闆夏瑞芳。在這個過程中，他意識到了“印書”這個行業的價值所在。
“他不完全搞出版，而是抱著要改變中國的想法。光從政治上改變不成，因為戊戌變法已經失敗了，但是可以從教育、從文化的角度去進行改革，教育下一代。所以從他開始，商務印書館開始編教材。”
當時中國教材還是傳統的四書五經，張元濟入主商務印書館以後，請了一批當時中國最卓越的知識分子，編印適應現代教育的公學教材，商務印書館由此開始轉型，由印刷廠轉向出版公司。
“他們三個人一個經商，一個做出版，一個搞教育，都不做官了，可是他們三個人對現代文化的貢獻比做官要大得多。張謇是一個實業家，對工業發展貢獻極大，蔡元培和張元濟工作的崗位變了，變成了教育家、大學校長，或者出版社的老闆。這樣一些人慢慢就開創了中國的現代文化。把教育、出版，包括他們傳播的新思想都結合起來了。”
陳思和認為，這一改變就是我們今天說的“知識分子的形成”。
孔子說“學而優則仕”。在中國古代， “讀書”並不能體現一個人的價值，實現“讀書人”的價值一定要通過做官。
“古代說士大夫就是讀書人，但做官才能稱為士大夫，它是一個階層，這個階層就是做官的讀書人。”陳思和說，“中國古代兩千年傳播的價值觀就是以‘讀書做官’為讀書人的基本價值，不做官讀書人一生白讀。像孔乙己，不做官，知道‘茴’的四百種寫法也沒有用。所以在中國古代讀書人的價值很簡單，就是看你官做得大不大。”
為什麼張元濟、蔡元培、張謇選擇道路很重要？陳思和認為，這是因為他們開始看到，一個讀書人不做官也有自己的價值，也有辦法造福社會，做出自己的貢獻。這不是簡單的職業選擇問題，背後是讀書人價值觀念的改變。
“後來慈禧態度溫和下來，想把張元濟招回去繼續做官。結果張元濟沒有去，因為他已經在出版界找到甜頭了，他覺得在出版界也有貢獻，為什麼要做官？”陳思和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意味著中國的讀書人經過兩千年的發展到了晚清、民國這段時期開始發生變化，在中國現代化的道路上找到了自己的定位。
“到了現代社會，張元濟不做官，選擇做一個出版家也可以做得很好，也可以對社會作出卓越貢獻，也可以創造價值。讀書人不是以做官為目的，而是以知識為本質，通過學習知識可以在這個社會上安身立命、養家餬口，而不是侷限在做官一條路上。這個轉變產生之後，就開始出現了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創建現代文化與出版密不可分
張元濟這樣的知識分子的出現造就了中國現代出版業，反過來，現代出版業的發展，也促使知識分子走向成熟。
出版業本質上說仍是商業，有逐利的一面。但做文化建設，又不能完全考慮利益。
“可能賠本的東西對社會有貢獻，賺錢的東西對社會有不好的影響。這樣的關係是我們整個現代文化是一個非常值得研究的問題。”
陳思和舉了商務印書館之後崛起的中華書局為例。當時滿清政府已面臨倒臺，革命風潮日漸濃厚。
張元濟在商務主導編纂的新教材是晚清政府的官定教材，佔據市場大部分份額。彼時商務印書館做發行的陸費逵認為商務要跟上形勢，出一套適應新情況的教材。張元濟本人在政治方面比較保守，加之舊教材銷路不錯，就拒絕了這一建議。陸費逵不甘心，偷偷找人編了一套符合國民需要的教材，把吹捧清政府的內容都拿掉了。沒想到剛編完，辛亥革命爆發，清政府隨即倒臺，商務印書館積累的大量教材無法使用。陸費逵趁此機會跳槽，在商務印書館對面辦了中華書局，靠之前編好的新教材一下站穩了腳跟，形成兩大出版社長期競爭的局面。
“當然陸費逵也是為了賺錢，但也出於對社會教育的理想。他知道不能再保守地編教材，所以他就順勢發展起來了。”陳思和表示。
後來新文化運動蓬勃發展，很多人參與到出版中來。現代出版和現代知識分子的活動結合更緊密了。
當時大量作家、文人都想參與到出版中，出版商和作家的關係也不僅僅是商業關係。陳思和提到林琴南的例子，林琴南是近代中國最著名的翻譯家，他本人不懂外語，翻譯是與懂外語的人合作，別人口述，他轉錄成文。商務印書館把林琴南的作品幾乎全都包了下來，林一生翻譯了170多種小說，幾乎都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其中真正有價值的外國名著有三四十種。張元濟的日記中記載，林琴南的作品他都會同意出版，但一定要讓他把質量差的內容修訂，把想取悅市場的糟糕題目改掉。
“出版商跟作家的關係不僅僅是賺錢，他之間是有鬥爭的，是互相有牽制的。其實張元濟也是保護林琴南，保證他的水平不至於太糟，他作為出版商有這個義務。”陳思和表示。
另一個著名例子是嚴復，嚴復認為開民智要了解世界，於是翻譯了很多西方學術著作。張元濟支持他做這一事業，不僅包下了他譯著的出版，還親自做責編。包括《天演論》在內的嚴復譯著涵蓋西方經濟學、法學、邏輯學、政治學等多個領域，把西方人文社會科學全面引入中國，產生了很大影響。直到晚年，嚴復依然靠商務印書館付給的版稅為生。
“我們可以看到知識分子在創建現代文化當中，出版與它的關係越來越密切。”陳思和總結道，在中國現代史上，現代文化發展和現代出版發展是無法分開看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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