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思维要求着眼大局、胸怀全局，不能只盯着局部，只有这样才能够不因小失大。毛泽东也曾经说：“没有全局在胸，是投不下一着好棋的。”在井冈山时期，在黄洋界的荷树下，原来有一块小草坪，每当毛泽东和战士们挑着粮食从宁冈登上黄洋界在草坪上歇脚的时候，战士们总是喜欢围坐在毛泽东的身边听他讲革命道理。有一次，他问战士，站在荷树下能看多远。有的战士回答说：“站在这里可以看到江西。”有的说：“还可以看到湖南。”毛泽东接着大家的话说：“对，我们革命者就是要站得高看得远，站在井冈山，不仅要看到江西、湖南，还要看到全中国、全世界。”毛泽东的开阔胸襟、全局视角、战略思维溢于言表。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曾经一度对和平比较乐观。但是形势的发展促使中共很快就把注意力转到了准备对付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上来。在这个过程当中，毛泽东对经营东北分外重视。因为东北地区东、北、西三面同朝鲜、苏联、蒙古接壤；南面，陆上同华北地区衔接，海上隔渤海同山东半岛相望，人口3000余万人，资源丰富，重工业比较发达，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1945年中共七大期间，毛泽东就曾经指出，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现在我们的基础是不巩固的，不要以为很巩固了。为什么不巩固呢？我们的根据地，现在在经济上还是手工业的，没有大工业，没有重工业，在地域上也没有打成一片。
但是抗战时期，由于受到条件的限制，中共中央并没有派遣更多的部队进入东北。苏联红军进入东北后，根据延安总部的命令，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就近组织部队挺进辽宁，配合苏联红军作战。中共中央还决定由晋绥军区政治委员林枫率领千余干部先行进入东北，抓紧时间开展工作；命令原属东北军的山东军区万毅支队等向热河急进，待查明情况后准备进入东北。1945年8月23、26日的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都谈到了东北问题。
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后，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在同毛泽东以及同在重庆的周恩来研究后，制定了以发展东北和热察两省为中心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并立即决定从关内各解放区抽调大批主力部队昼夜兼程，进入东北。毛泽东对东北部队的调动情况和干部的情况十分关注。他多次起草报告和指示，对进占东北做出战略部署。毛泽东明确指出，只要我们党的干部和部队到了东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开展斗争，就能站稳脚跟，逐步把根据地建立起来。为了争取时间，方便赶路，甚至可以丢下武器，只要人到了东北，就会有武器的。同时，他还详尽指示了各部队的具体路线、行动方针等，要求各部队以最快的速度争取和控制东北。在毛泽东的具体部署下，各路部队或乘船渡海、或轻装徒步，日夜兼程、不远万里，陆续到达东北的战斗部队有11万人、干部2万人；七大选出来的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有20人进入东北。这充分显示了毛泽东全力争取东北以奠定中国革命胜利基础的极大战略决心。
由于过度劳累，毛泽东病倒了。12月28日，病休中的毛泽东仍然不放心东北，抱病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明确指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建立这种根据地必须经过艰苦奋斗。在国民党已占或将占东北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情况下，这种根据地应建立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而在靠近国民党占领区的游击区内，“应当做充分的工作，在军事上建立第一道防线，决不可轻易放弃”。《指示》强调，适应东北的实际情况，必须在工作上有一个大的转变。全党“必须人人下决心，从事最艰苦的工作，迅速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必须“将正规军的相当一部分，分担到各军分区，从事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建立政权，组织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以便稳固地方，配合野战军，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毛泽东的这个指示极富远见，明确了东北工作的方向，对日后全国解放战争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从全局出发做出的战略部署，使得八路军、新四军在国民党军队没有进入东北前，已经在东北区得到了很大的发展。1945年10月，这些部队和东北抗日联军合编，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1946年1月7日又改称东北民主联军。东北民主联军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乘苏军从中长铁路撤军而国民党军队还滞留在西满的有利时机，在1946年3月中旬占领了四平，4月中下旬先后攻占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重要城市。至此，中长铁路的开原以北段已经全部处在东北民主联军的控制下，形成了背靠北满、依靠内线迎击大举北上的国民党军队的有利战略态势。
共产党的10多万部队和2万干部在最短的时间内进入东北，从苏军手中获取了一定的重要战略物资，更重要的是抢占了进入东北的先机。尽管随后赶到的国民党军队由于实力优势把东北民主联军挤出了沈阳、长春等大城市，甚至在内战全面爆发后一度把解放军逼到了松花江以北，但中共终究还是站稳了脚跟。民主联军在控制的广大农村进行了土改，喜气洋洋的农民分到了梦寐以求的土地。获得土地的农民踊跃参军，保卫胜利果实。抢占东北的成功，为与国民党大决战的第一战役——辽沈战役的胜利，乃至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解放战争时期，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被誉为“革命圣地”。清清延河水、巍巍宝塔山，吸引着无数热血青年和爱国民主人士，但是也成了蒋介石集团的眼中钉、肉中刺。解放战争进行到1947年，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转入战略进攻之际，蒋介石发了狠心，严厉要求一定要对“匪军老巢”延安实行“犁庭扫穴，切实占领”。
国民党军队用来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总兵力共34个旅25万人。由胡宗南直辖的15个旅由宜川、洛川向北推进，担任主要突击任务；以马步芳、马鸿逵、邓宝珊部辅助突击，企图一举攻占延安，摧毁中共中央，或者逼迫中共中央东渡黄河，再在华北同人民解放军进行决战。
当时在陕北战场的人民解放军不论在数量上还是装备上与进攻的国民党军队相比都处于绝对的劣势。当时在陕北的人民解放军只有正规军一个纵队，下辖两个旅，还有两个旅，总共兵力约3万人，武器装备也没法和敌人相比，一时延安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
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该怎么办？经过对形势的分析，毛泽东坚定认为，蒋介石在其进攻能力快要枯竭的时候，下这么大力气来占领延安，自以为得计，实际上完全无损人民战争胜利的大局，并不能挽救其走向灭亡的命运。但是同时应该看到，此次进攻延安，蒋介石是下了赌注的，不仅投入了自己的大量嫡系部队，还在西安集中了近100架飞机，这些飞机占到了国民党空军的3/5。而我陕甘宁边区，无论在人数上还是在武器装备上，都和敌人相差甚大。经过认真研究，中共中央、毛泽东决定放弃延安，全部撤出，留下一座空城。
毛泽东要放弃延安？为什么要放弃延安？这是当时延安的许多军民都想不通的，从感情上不能接受。当时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师哲就想不通。他回忆说：“在延安保卫战打响后的一天晚上，我特地从枣园骑马急行几十里赶到王家坪去见毛主席。”“我忧心忡忡地问主席备战工作到底应该怎么做？一定要疏散吗？可否设法保住延安而不撤退？”“主席点燃了一支烟，转过来微笑着打开了话匣子：你的想法不高明，不高明。不应该拦挡他们进占延安。你知道吗？蒋介石的阿Q精神十足，占领了延安，他就以为自己胜利了。但实际上只要他一占领延安，他就输掉了一切。首先，全国人民以至全世界就都知道了是蒋介石背信弃义，破坏和平，发动内战，祸国殃民，不得人心。这是主要的一面。不过，蒋委员长也有自己的想法：只要一占领延安，他就可以向全国、全世界宣布：‘共匪巢穴’共产党总部已被捣毁，现在只留下股匪，而他只是在剿匪，这样，也就可以挡住外来的干预。不过这只是蒋委员长自己的想法，是他个人的打算，并非公论。但此人的特点就在这里。他只顾想他自己的，而别人在想什么，怎么想的，他一概不管。另外须知，延安既然是一个世界名城，也就是一个沉重的包袱。他既然要背这个包袱，那就让他背上吧。而且话还得说回来，你既然可以打到延安来，我也可以打到南京去。来而不往非礼也嘛。”
当地的老乡更是想不通，毛泽东用更加通俗的语言耐心做他们的工作。“譬如有一个人，背个很重的包袱，包袱里尽是金银财宝，碰见了个拦路打劫的强盗，要抢他的财宝。这个人该怎么办呢？如果他舍不得暂时扔下包袱，他的手脚很不灵便，跟强盗对打起来，就不会打赢，要是被强盗打死，金银财宝也就丢了。反过来，如果他把包袱一扔，轻装上阵，那就动作灵活，能使出全身武艺和强盗对拼，不但能把强盗打退，还可能把强盗打死，最后也就保住了金银财宝。我们暂时放弃延安，就是把包袱让给敌人背上，使自己打起仗来更主动，更灵活，这样就能大量消灭敌人，到了一定的时机，再举行反攻，延安就会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毛泽东还鼓励广大战士说，我们打仗，不在一城一池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敌人进延安是握着拳头的，到了延安，他就要把指头伸开，这样就便于我们一个一个地切掉它。要告诉同志们，少则一年，多则两年，我们就要回来，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
1947年3月18日黄昏，毛泽东从容地吃过晚饭，同周恩来一道撤离延安。在主动放弃延安后的一个半月里，西北人民解放区以不足3万人的兵力，按照毛泽东提出的“蘑菇战术”，同比自己多达10倍的国民党军队从容周旋，三战三捷，消灭国民党军14000多人，拖住了胡宗南这支蒋介石的战略预备部队，有效地策应了其他战场的人民解放军，并为西北战场和整个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真正实现了毛泽东所说的用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
美国政府在1949年发表的《白皮书》，对这段历史有着这样的评价：国民党军“攻占延安曾经宣扬为一个伟大的胜利，实则是一个既浪费又空虚的、华而不实的胜利”。1959年，台湾编写的《戡乱战史》也说：在西北战场上，“战斗进行中，我军因情报搜集无法进入匪区……影响于指挥及部署之行动不小”。而共军则“始终凭借其严密的情报封锁，灵活之小后方补给，以避实击虚，钻系流窜……不行主力决战。尤以陕北原已人烟寥落，匪复利用其地方组织，将仅有之人与物资等可资利用之力量全部撤离，使我军行动之区，渺无人迹；行军作战，均发生极大之困难”，“我军主力始终被匪牵制于陕北，一无作为，殊为惋惜”。这些事隔几年、十几年后所作的评论，倒是多少说出了一些真情，也更加证明了毛泽东这位战略大师当初主动撤离延安决策的正确性。
节选《向毛泽东学习》一书中，作者：谢春涛，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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