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上海世博园里，以色列馆的“海贝壳”的造型新颖别致，而其入口处更为的特别，它悬挂了一幅中国人的黑白肖像，令众多参观者纷纷驻足观看。
由此，这也成为了以色列馆的一大亮点。根据像旁的说明提示，肖像的主人系二战期间为犹太人签发“生命签证”的民国外交官、原中国驻奥地利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
1939年至1940年期间，在犹太人被德国纳粹迫害的特殊时期，时任维也纳总领事的何凤山是最早以发签证的方式救助犹太难民的外交官之一。
在上海的犹太人后裔中，何凤山还有另外一个充满感情色彩的称呼，那就是——“中国的辛德勒”。
那么，以色列人为什么会这么称呼何凤山呢，这里面又有些什么样的故事？
原来，在1938年3月15日，德国吞并奥地利，欧洲战云初现，危机日重。
对于当地的犹太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梦魇的开始——一个月后，第一批犹太人便被送进了集中营。
两个月后，中国驻奥地利大使馆降为总领事馆，年仅37岁的何凤山被任命为总领事。
在《我的外交生涯四十年》一书中，何凤山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此时，排斥犹太人之风日炽，许多犹太人的店铺都被纳粹的黄衣挺进队捣毁，老板被捕入集中营。
奥籍的犹太人，大多想法离开奥国前往美国，然而美国容纳移民的数目有限，而且条件苛刻，所以大多是来中国领事馆签证，前往上海。
……本馆得自外交部的训令，即犹太人请求签证入境者，条件宽厚，不予拒绝。而孔祥熙院长并进一步公开对犹太人的遭遇表示同情……”
何凤山
在上世纪30年代中叶，奥地利是欧洲第三大犹太人居住国，总人数约18万，其中的大多数又居住在原首都维也纳。
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能否离开被纳粹控制的地区几乎就是一场与生命赛跑的挑战。
纳粹当局发出指令，只要犹太人马上离开奥地利，即可被释放。但是，要离开奥地利的话，首先要有目的地国家的签证。
正如何凤山说的，当时大多数犹太人首选的目的国是美国，其次是英国，但美国对奥移民的名额有限，而且要求申请人出具经济担保；
而英国在阿拉伯人的压力下，未敢轻易放松犹太人前往英控巴勒斯坦地区的限制；
至于其他国家，或许是没有意识到犹太人的危险处境，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放宽本国的移民政策。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签证只是外交官手下的一个小小印戳，但在那个阴云笼罩的非常时期，却意味着“生存或是死亡”。
求生的欲望使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连续奔走于各国领事馆之间，但令人心急如焚的是，大多数国家都“强调自身困难”而拒绝向他们伸出援手。
一位奥地利犹太幸存者曾这样描述这种绝境下的心情：
“签证！我们每时每刻都生活在有关签证的消息中，我们醒来，就被签证问题缠绕。我们时时刻刻在谈这个问题……
我们能去哪里？白天，我们努力获得必要的证件、意见、印戳。晚上，在床上，我们做梦，梦里是长长的队伍，官员！签证！签证！”
艾立克·哥特斯塔伯，一位17岁的犹太少年，他在连跑了50多家领事馆后，每次都是失望而归。
直到1938年7月20日，在几乎绝望的时候，他走进了中国总领馆，但这一次的努力却改变了几乎是一个家族的命运。
何凤山为他和他的家人一下办妥了20份前往中国上海的签证，由此成功逃离了维也纳。
消息传开后，中国总领事馆门前立刻排起了长龙，许多求助无门的犹太人都来到这里，以求获得前往上海的“生命签证”。
而何凤山大都如其所愿，帮助他们逃离欧洲，去了上海或者转道其他地方。据统计，经何凤山之后的签证，即有两千张。
是以，以色列人将何凤山称为“中国版的辛德勒”，也就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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