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7年6月14日接受組織審查後，重慶市潼南區政府原黨組成員、副區長袁國聖一直保持沉默，他非常有把握地對辦案人員說：“我一定能從這裡走出去，因為我問心無愧。”
真的問心無愧？轉折發生在同年的7月1日。雖然袁國聖接受了組織審查，但仍然是一名黨員。一面黨旗在他面前莊嚴地展開，辦案人員帶他重溫入黨誓詞。近半個月來自認為是條“漢子”，寧願對抗審查也不願交代問題的他已經淚流滿面、放聲痛哭：“感謝組織，感謝審查組的同志，給我最後一次機會，讓我再次感受入黨時的榮光，再次感受做一名共產黨員的驕傲。最後一次，才覺珍貴；最後一次，方覺晚矣！”
辦案人員告訴記者，袁國聖不是對黨沒有感情，而是在長期的自我放鬆中，讓這份感情落滿了灰塵，很久也不想起，直至塵封冰凍。
人的變化能有多大？估計有時自己都不會想到。袁國聖在接受組織審查時，距離他當選潼南區政府副區長不足6個月。
令人吃驚的是，在這不足6個月的時間裡，明知曾向其行賄的老闆已被檢察機關採取強制措施，袁國聖竟然還先後18次收受16人紅包禮金共計10萬餘元，並美其名曰是為了“融入圈子”“處好關係”。而彼時，中央對重慶巡視“回頭看”剛剛結束，其膽大妄為可見一斑。
經查，袁國聖在黨的十八大之後仍然不收斂、不收手，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收受可能影響公正執行公務的禮金；違反生活紀律；違反國家法律法規規定，辦理虛假出生醫學證明，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並收受財物。目前，袁國聖已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涉嫌犯罪問題及線索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他想要更高職位更大權力，希望落空，便責怪組織“不公”、到處求神拜佛
沒有哪棵樹苗生來就是病樹，沒有哪個幹部天生就是壞人。袁國聖也是如此。
1970年，袁國聖出生在四川省西充縣一個普通的農村家庭。其家境貧寒，從小便發奮讀書，以期改變命運。大學畢業後，他成為九龍坡區的一名工商幹部，199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當時，自己也是一名質樸純潔的青年，為了理想，為了父母的期望，在工作中努力上進。”袁國聖回憶道，工作之初，他曾告誡自己，從農村走到這一步不容易，要倍加珍惜，努力工作，不辜負組織和家人的期望。工作加班加點、通宵達旦也就成為常態。
很快，憑著工作業績，袁國聖得到組織的認可，走上領導崗位，歷任九龍坡區九龍鎮副鎮長、九龍坡區委辦公室副主任等職，2005年9月開始，先後任渝隆集團副總經理、總經理、董事長，黨總支書記、黨委書記。
初到渝隆集團時，袁國聖心裡是有情緒的，認為“去企業不是‘主流’，且公司效益不好”。不過，他很快調整了心態，全身心投入工作，還反覆告誡自己，切莫在油多的地方滑倒。
然而，他終究沒有戰勝自己人性中的弱點。隨著他主導的改革，很快扭轉了集團債務沉重、人心不穩的局面，實現了集團脫困，成為重慶市首家發行10億級債券的國有企業，在全國產生較大影響，他本人也屢獲榮譽和表彰，並在短短三年間，從副總經理晉升到總經理、董事長、黨委書記。
在榮譽和成績面前，袁國聖開始自我膨脹，認為自己能力強、實績好，理應很快得到提拔重用。
“這個時期，我的權力觀發生了變化，不再覺得權力是責任、是擔當，而認為權力是資本、是享受；自己的政治目標也更上層樓，以為副區長職位已觸手可及。”袁國聖說，他開始對職務“挑肥揀瘦”，企圖謀求更大權力。
2012年，在重慶市區縣換屆時，原以為穩操勝券的袁國聖折戟沉沙，未能當上九龍坡區副區長，受到沉重打擊。
人最怕心理失衡。這次職務上的晉升遇阻，他不從自身找原因，反而覺得組織“虧待”了自己，怨恨組織“不公”，認為“埋頭苦幹毫無意義，老實人終歸吃虧”。此後，他多次向區委提出離開集團，“想回到上升機會更大、工作更輕鬆安全的黨政主幹線，也未獲同意。”
2013年，袁國聖報名援藏。三年援藏歸來，組織安排其擔任潼南區副區長。他不僅沒有感激，反而心懷不滿，覺得“自己剛從西藏邊疆回來，又被安排到重慶的‘邊疆’，援藏三年苦算白吃了”。
在他心裡，已然沒有半點公僕意識，滿腦子都是自己的“小算盤”，一心想要更高職位更大權力。
與此同時，因為自以為升遷不順，精神世界極度空虛，他開始到處求神拜佛，迷信所謂的“風水寶地”。援藏期間，他就將精神寄託於寺廟經幡的“靈氣”，祈求神靈庇護自己。2017年上半年，在感到組織正在調查他後，他沒有選擇相信組織、依靠組織，而是請求所謂的“大師”指點、化解，還專門回老家祭拜祖墳。在得知自己仕途“不順”是因為“祖墳被別的東西壓住了”“房子風水不好”時，便希望通過修整“風水寶地”，“化險為夷”。
“沒有理想信念的人，遲早會被物質所奴役”，一切的偶然，皆蘊藏在必然之中。袁國聖之所以墜入違法犯罪深淵，根子還在於其理想信念的喪失。
他想要雄厚經濟基礎，便挖空心思，在利用職權“發財致富”的路上加油快跑
思想上偏一寸，行動上就會偏一尺。一次次的職務調整，都沒有達到袁國聖的預期，他便在利用職權“發財致富”的路上加油快跑。
“既然升不了官，那就開始發財，人生必須擁有一頭，否則，到頭來兩手空空。”袁國聖說，自己那時認為，要在政治上更上層樓，必須要有雄厚的經濟基礎作保障，即使今後離開官場，也要及時利用手中權力積累雄厚的經濟基礎。他決定利用手中的權力為自己“謀出路”。
不過，仕途的不順只是他走上歧途的一個“導火索”，自身的貪婪才是“始作俑者”。
“尤其看到身邊很多老闆的學識、能力都遠遜自己，卻過著花天酒地的生活時，心裡的天平更加失衡，對金錢的貪婪越發膨脹！”袁國聖說，雖然從內心瞧不起那些老闆、土豪，但為了金錢，也得跟他們打成一片。
“他們恭維我，是為了利益；我關照他們，也是為了利益。他們做了項目賺了錢，主動送點給我，我也卻之不恭。”就這樣，袁國聖認為“穩妥”的錢財，就開始一個一個收。從心驚膽戰地收，到心懷忐忑地收，再到心安理得地收……他一邊收一邊安慰自己：“反正都幫集團賺了錢，既完成了工作任務，又幫了老闆，自己還能得點錢。”
在收受錢財前，袁國聖通常會為自己找好“脫罪”的理由。比如，他在渝隆集團主持開發的某項目股權轉讓過程中，以“商務介紹費”名義，既收受股權收購方數百萬元，又收受股權轉讓方數十萬元。“他認為自己找到了商務介紹費這個‘遮羞布’，即便出事也能‘脫罪過關’。”辦案人員介紹。
不僅如此，他還自作聰明，為規避調查，設置了多道“防火牆”——
第一道：選擇性收錢。與他交情一般的老闆送錢有“風險”，他一般拒收；交情較深的老闆送錢較“牢靠”，他就來者不拒。如袁國聖和重慶某公司董事長塗某交往日久，渝隆集團收購該公司土地時，他認為塗某“牢靠”，就收受塗某數十萬元。
第二道：找“中間人”代收。他自作聰明地認為只要錢不到自己手中就構不成犯罪，或安排其哥哥姐姐多次代收錢款，或通過第三人轉賬，金額達數百萬元。比如，某公司首席運營官陳某為感謝袁國聖的幫助以及在渝隆集團繼續開展業務，便承諾給袁國聖70萬元。為“安全”起見，袁國聖安排陳某將錢款轉到他指定的第三人銀行賬戶，自己再分幾次從第三人賬戶中轉走。
第三道：“體外循環”。為規避銀行實名存款，同時實現財產“增值”，袁國聖將收受的近千萬元錢款借親屬之手投資理財甚至放高利貸。
用金錢為人生鋪路，成了他的人生追求；不信組織信金錢，成了他的人生信條。至此，他完全喪失了一名共產黨員的基本素養和品格，認為從政的根本目的除了升官就是發財，已將為人民服務的初心忘得乾乾淨淨。
他想要“豐富多彩”的生活，便無視紀法，淪陷於自我放縱和聲色犬馬之中
記者在當地採訪時，“話不多，愛學習愛鑽研，尤其是對經濟、金融等領域”，是身邊同事和家人對袁國聖的普遍印象。“出差路上，他看的都是很厚的英文原著，還批評我不愛看書。”曾與他共事的一位幹部表示。
如此好學有才之人，卻全然忘記了自己黨員領導幹部的身份，長期放鬆甚至放棄政治學習、紀法知識的學習。
“儘管自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但從未通篇、完整、認真地讀過《共產黨宣言》、黨章。自己的黨建理論與黨史知識，還是在學校時學習的。參加工作後，學習上級發下來的文件，涉及經濟及業務領域的就認真學習，對黨內文件則只看標題。”袁國聖坦言，對政治理論、黨的建設、反腐敗等，他基本不感興趣，雖然長期擔任渝隆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但他往往只注重董事長身份，忽略了黨委書記角色，片面迷信西方式管理哲學，忽視了黨建對業務工作的把關定向作用，甚至將紀律要求、道德約束等視為形式主義的東西。
無論是在渝隆集團任職期間，還是援藏期間，他從未認真組織召開或參加過真正高質量的民主生活會、組織生活會，“都是走過場，玩文字遊戲，大家一團和氣，互不得罪，沒有真正紅臉出汗、觸動靈魂、接觸矛盾、解決問題”。
政治上的鬆懈，帶來思想上的滑坡，他對紀法無知又無畏！他忘記了工作之初“不辜負組織和家人期望”的自我要求，忘記了初到渝隆集團時“切莫在油多的地方滑倒”的自我告誡，忘記了自己黨員、人民公僕的身份，甚至在中央八項規定施行之後，仍以為收受紅包禮金是社會“潛規則”，“沒什麼大不了”；在組織審查期間，聽信朋友“千萬不要當老實人去自首”之類的話，將審查人員當作“死對頭”“敵人”。
“主觀上，放棄了學習，放棄了思想改造；客觀上，失敗的婚姻、離異後的單身身份，讓我有了放縱的‘理由’。”袁國聖說。
精神上的空虛必然追求低級趣味。袁國聖淪陷於聲色犬馬的感官刺激，追求“豐富多彩”的生活。
他以婚姻不幸為幌子，在外尋求感情寄託。離婚前後，他先後與多名異性交往併發生關係。
放棄了對理想信念的追求，放鬆了對政治思想的改造，放縱了對美女金錢權力的貪慾，袁國聖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徹底淪喪。這樣的三觀，讓他根本無心於黨的事業，無心於服務人民。如同“盲人騎瞎馬”，袁國聖在錯誤的懸崖上跌落也就不足為奇了。
掩卷而思，記者感慨：人不能太貪。袁國聖所有的東西都想要：高位重權、家財萬貫、美眷華衣。可是他從來沒有認真思量過：我為我們黨、我們這個社會貢獻了什麼？我有什麼資格這麼肆無忌憚地索取？“欲生於無度，邪生於無禁”，袁國聖放縱自己的私慾，心無戒懼，等待他的終將是鐵窗高牆，而他的人生也註定一無所得，兩手空空。
◎執紀執法者說
袁國聖曾是國有企業的掌門人。其違紀違法事實大多發生在擔任渝隆集團主要負責人期間。
國有企業中的黨員領導幹部是一個特殊的群體，他們在市場經濟大潮中，時時處處都有被“圍獵”的風險，面對各種誘惑，經受各種考驗，他們比其他黨員幹部更需要理想信念堅定，更應該德行才華兼備。縱觀袁國聖成長經歷和墮落軌跡，他也曾奮鬥、拼搏，迎來事業輝煌，後逐漸迷惘、蛻變，淪落為階下囚。可以說代價慘痛，教訓深刻，給廣大黨員領導幹部特別是國有企業中的黨員領導幹部敲響了警鐘。我們應吸取教訓，引以為戒。此案也留給我們諸多警示：
加強黨的領導，改進國有企業黨建工作。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必須發揮國有企業中黨的領導核心作用。各級黨委要加強對國有企業黨建工作的領導，國有企業黨委（黨組）要切實履行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把企業治理和黨建工作同研究、同部署，帶頭開好民主生活會、組織生活會，推動黨建工作與企業經營深度融合。要完善國有企業基層黨組織建設，把黨支部（或黨小組）建到車間、班組，實現“企業業務開展到哪裡，黨的工作就延伸到哪裡”。
強化教育引領，提高黨員幹部政治素質。國有企業領導人員肩負著經營管理國有資產、實現保值增值的重要責任，必須加強對國有企業領導幹部特別是一把手的理想信念教育。以黨性教育為核心，以道德教育為基礎，引導廣大國有企業黨員幹部自覺學習黨章、遵守黨章、維護黨章，提高政治站位和政治覺悟，堅定理想信念。同時開展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專題對照檢查，強化自我約束，確保人前人後一個樣，防止工作生活“兩面人”。還要利用袁國聖案例等，以案釋紀釋法，開展多種多樣警示教育活動，發揮警示教育作用。
健全體制機制，規範國企權力運行。要完善現代企業法人治理結構，切實解決政府作為出資人監督缺位的問題。認真落實“三重一大”事項集體研究機制，防止企業主要負責人權力過大，防止出現監管“真空”。要完善關鍵崗位幹部交流機制，防止個別幹部長期在關鍵崗位擔任要職形成利益鏈條。
加大監督力度，確保國企健康發展。各級紀檢監察機關要加大監督執紀問責力度，嚴肅查處違紀違法問題，並與國資管理、財政、審計等部門溝通情況，形成監督合力；充分發揮區縣巡察利劍作用，將“探頭”延伸到國有企業內部各環節，發現國有企業存在的深層次問題、普遍性問題，及時督促整改。加強國有企業內部紀檢機構權威性，與企業監事、內部審計形成合力，實現對企業全領域、各環節的有效介入和監督。進一步推行企務公開，暢通國有企業職工信訪舉報渠道，調動幹部職工參與監督的積極性。（記者 申晚香 王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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