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商业文明的消失——再回质朴
而沙陀人最终的落脚地之所以选择在代北，并非没有隐情。而这个隐情却异常的关键。
《新唐书》的细节云：“大和中，柳公绰领河东，奏陉北沙陀素为九姓、六州所畏，请委（朱邪）执宜治云、朔塞下废府十一，料部人三千御北边，号代北行营，授执宜阴山府都督、代北行营招抚使，隶河东节度。”这里的九姓、六州当然是昭武九姓、六州胡的简称。但是这句话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印象，就是粟特人和这批沙陀突厥差异比较大。我们知道，之前的粟特人是将突厥人，甚至是后来的回鹘人都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可是，面对这批新来的沙陀人则完全不同。特别是文中提到“素为”二字，这说明沙陀人和突厥人的文化很不同。前面已经提到了沙陀乃是处月人，并非突厥本族，存在文化差异是自然的。据此来看，突厥人和沙陀人的区别就是沙陀人不大喜欢粟特人——不喜欢而非完全排斥——这是一个大致的分野。特别是说为粟特人所畏，就是非常害怕沙陀人。因此，我们说沙陀人来到山西北部和河北张家口地区的交界处，根本上改变了这一地区截至到晚唐时期这里依然还是非常浓郁的粟特人的商业文化氛围。别忘了，安禄山最后也是河东节度使。这是极为重要的一个转折点。而以沙陀来管辖、压制粟特人才是朝廷的秘密理由。这应当是唐朝排斥粟特人的一个自然的举措。这点我们必须格外强调下。
从前面引文看，沙陀的战斗力极强，比雪域高原的吐蕃人还厉害。这说明沙陀内部有其特殊性。而当代学者有不少研究其骑兵的。其实草原部落哪个不是长于骑射？何以现在就轮到这批沙陀人称雄？如果考虑粟特人对沙陀人的畏惧的心理，那么我们可以初步认定，沙陀人是更加原始的部落，其内部可能更加依赖于血缘关系，换言之，内部更少商品交换关系。
《新唐书-突厥》记载当时其风俗为：“始，沙陀臣吐蕃，其左老右壮，溷男女，略与同，而驰射趫悍过之。”可以想象的是一个男女都不大分别的民族其内部怎么可能会高度接受处于高等级经济模式的粟特人商业文明？对商业文明的打压是必然的。但是这一地区大量存在粟特胡人的事情也是很明显的。作为落后的民族必然在打压的同时又得接受学习这些文明，这也是可想见的。这里不仅是有粟特人还有粟特化的突厥人，而这批东突厥人后裔作为突厥人和同样作为突厥系统的沙陀人当然也有共同性，有联系，有共同语言。另外，代北地区都会有大量的粟特人，那么今天的延怀涿盆地有大量的粟特人机会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因为这里更靠近幽州，有利于做生意。这是对我在本文中提出延怀涿盆地有大量粟特人的最好的、最有力的支持证据。
落后的部落使其必然更加熟悉骑射，这与被粟特文明腐化了的突厥和回鹘完全不同。几十年的血雨腥风中的迁徙，目睹了突厥和回鹘两大强国在草原上倒下，其中的粟特商业文明的副作用，必然让这批来自西域雪山和草地交错地带的人群所厌恶和恐惧，所以，他们一定会非常排斥粟特的商业文明。虽然在新旧《五代史》上有不少姓康的、姓安的，但是这些以战将身份出现的人，当然已经脱去了商人的长袍而换上了厮杀的甲胄了。因此，这批沙陀突厥人和之前的突厥人是不一样的。
从外因来说，延庆、怀来、涿鹿地区的粟特商业文明的消失，最终是在这股来自西部的沙陀人和来自东部的契丹人两股反粟特人的势力合击下形成的。
如果我们熟悉下粟特人的习俗，那么就知道这是必然的，而且也与沙陀的养假子的制度完全不同了。据微信公众号“多斯达尼” 2017-09-26发表的《古代粟特人对东西方文明的影响》介绍：
粟特人“父子计利”，因之不存在大家族制度，而盛行父系小家庭制度。这种家庭的特征是一方面非常重视父系家世，穆格山文书中的粟特人皆冠以某某是某某的儿子，父名至关重要，祖父以上就不计了。另一方面，男子成年后就须脱离家庭，自去经商谋生， 孩子一降生就进行经商教育，至“男年五岁，则令学书，少解，则遣学贾， 以得利多为善”。及成年更须独立生活。“丈夫年二十，去旁国，利所在，无不至”。开始与父母、兄弟别离分居，兄弟之间如发生利益纠纷，不耻诉于官府。兄弟、邻居之间财产分得清清楚楚，但粟特式的“小家庭”只是相对于数代同堂、兄弟分居的大家庭而言，规模并不算小，这是因为其婚姻乃建立在多妻制的基础上，粟特人的正妻多为同族联姻，如康阿义屈达干夫人石氏、安菩夫人康氏、米继芬夫人米氏，康、安、米、石皆为粟特姓氏，但也有异族通婚者，如安禄山生父本姓康，养父姓安，母为突厥阿史德氏，亦属异族豪宗大姓。正妻地位很高，可以与丈夫并坐胡床见客，法律上不但允许夫休妻，而且允许妻弃夫，拥有再嫁的权利。由于粟特人多去远地经商，其性生活不可能为一夫一妻制束缚得很紧。因此，还另有侍妾、姘头，这些次妻皆为外族，有的还具奴隶身份。“妇言是用，男子居下”，无非反映正妻尚拥有一定的发言权。
这种习俗反应到安史之乱后从安庆绪杀安禄山开始到刘守光将他老爹刘仁恭关起来，简直就是必然的结果。这样的家族内部很难产生强大的凝聚力。所以幽州藩镇虽然最早是安史之乱的策源地，但是最终也没有扩张到多大面积，这就说明其内部难以形成强有力的核心。反过来说，诚然富裕，但是却不是很强大。这是以商业兴国的特点。让人感觉安史之乱历史作用当然很大，但是不过是商业帝国的叛乱而已。以商人为主的文明称为大帝国的动乱之源这也是李唐王朝历史的一个特色。但是之前之后大多没有这种状况发生。这点尤为值得注意。
再说沙陀的假子制度（就是认干儿子），必然是以家庭内部共产主义为特征的，沙陀人下级向上级奉献自己的儿子，作为上级的养子，是一种示忠的表现，培养养子，跟接班人的同等待遇，沙陀人是游牧民族，人丁也不是很旺盛，加上游牧民族大多数都有全民皆兵的的制度，这是一种互惠互利的制度。沙陀人是非常勇猛好战的民族，头领养子越多，也说明自己手下的人丁兴旺，一个养子的背后是一户沙陀人的家庭，人头越多，这个部落的战斗力也越强。而家庭内部当然不会出现交换。假子和亲子的待遇而且相仿佛，这就为后来帝位纷争带来隐患。
《胡注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四》记载了山西北部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
自魏縣南趣相州，遇馬坊使康福，〔後唐起於太原，馬牧多在并、代。莊宗在河上與梁戰，置馬牧於相州，以康福為小馬坊使以鎮之，蓋以并、代之貛牧為大馬坊也。唐內諸司有小馬坊使，宦官為之，非此。薛史唐莊宗曰：「康福體貌豐厚，可令總轄馬牧。」由是署為馬坊使。及明宗離魏縣，會福牧小馬於相州，乃驅而歸命。〕得馬數千匹，始能成軍。福，蔚州人也。
嶎州人，就是现在河北的蔚县人善于养马。这当然意味着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之所以能破幽州李匡威，下妫州、居庸关，强大骑兵是资本。反过来看，藩镇们虽然可以和朝廷闹，却不敢跟北方的契丹等少数民族闹事，说明藩镇时期骑兵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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