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联首席经济顾问、奥巴马时期全球发展委员会主席埃利安（Mohamed El-Erian）日前撰文指出：美国和欧洲的政策制定者曾认为，他们拥有应对复苏乏力的工具，“日本化”永远不会发生在西方经济体。但目前的事实却证明，欧美等西方国家特别是欧洲正不断地向“日本化”迈进，其中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外来移民较少的国家尤为突出。
不久前，传统观点认为，“日本化”永远不会发生在西方经济体。美国主要经济学家辩称，如果疲弱增长、通胀抑制和长期低利率的共同威胁成为现实，政策制定者将拥有应对这些威胁的工具。他们曾高高在上地地向日本人宣讲，有必要采取大胆措施，让日本摆脱几十年来的老一套经济发展模式。日本化被认为是糟糕政策制定的后果，不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好为人师的西方并未逃脱日本化的幽灵的笼罩。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欧洲和美国的复苏比多数政策制定者、政界人士和经济学家预期的更为迟缓，也不那么包容。最近的经济数据显示，欧洲和日本实现“逃逸速度”、摆脱低增长和持续通缩压力的“新常态”的希望破灭了，而且还有一些人担心，美国的这种希望可能也正在消退。
尤其是欧洲，正重新陷入令人担忧的地区经济放缓。增长预测一直被下调，欧洲央行承认，它早先对实现目标通胀的乐观看法是错误的。随着收益率或政府债券的下跌，全球负利率证券交易已达到约10万亿美元。与此同时，日本正接近连续第四个十年名义增长率、通胀率和利率持续走低。在美国，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对即将到来的经济放缓感到担忧，一些经济学家敦促美联储降息，另一些经济学家呼吁美联储采取更高的通胀目标，以对抗过度通缩的风险。
如今对日本化的担忧源于对结构性通胀抑制力量的合理担忧，这种担忧可能直接或间接导致更低的包容性增长。这些力量包括社会老龄化、不平等加剧(就收入、财富和机会而言)、广大人口群体的社会和经济不安全感，以及对制度和专家意见的不信任。随着上一次资产泡沫后企业的僵尸化，这些结构性因素导致需求下降，风险厌恶和自我保险也有所增加，而不是促进增长的风险池。创新，尤其是在人工智能领域。大数据和移动性是另一个因素，它们对经济有一定的提振作用。尽管如此，它们对经济增长和生产率的长期影响仍有待观察。
增长也在以不那么直接的方式受到削弱。例如，持续的低利率甚至负利率，往往会侵蚀金融体系的制度完整性和运作效率，从而减少银行贷款，限制保险公司或退休公司向家庭提供的长期产品范围。另一个间接影响来自对未来的预期，较长时间的增长和通胀保持在低位，更受诱惑的家庭和企业推迟消费和投资决策，从而延长低增长和通胀。
最初低估日本化威胁的西方经济学家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淡化或干脆忽略了这些直接和间接的因素。回过头来看，他们不应惊讶地发现，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外来移民较少的社会，正是那些正在与日本化作斗争的社会。不过，这些经济学家认为，政策可以在宏观经济结果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但他们往往过于狭隘地关注货币政策，而高估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在接近“零界限”的情况下，以及在其它“流动性陷阱”因素发挥作用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较低。量化宽松(QE)等大规模资产负债表操作可以通过寻求直接向金融体系注入更多流动性来争取时间。但它们没有解决根本问题，而且会带来一系列成本、连带损害和意想不到的后果。
因此，防范日本化的最有力措施，是在国家、地区和全球层面采取需求和供应两方面措施的结合。在财政空间充足的国家，这可能意味着更宽松的政府预算和更有效的投资(如基础设施、教育和培训)。在任何面临技能短缺的国家，增加合法移民和更好的促进劳动力流动的政策都有助于缩小这一差距。此外，这些政策还需要对人口中最脆弱的群体提供更有效的保护，特别是在保健、培训和劳动力改造方面。如果没有更好的政治领导和更开明的全球政策互动，这一切都不会实现。而在目前越来越民粹化的西方社会，实现这一点可能非常困难。
作者最后指出，日本化提供了西方政策制定者和政客尚未充分消化的三个教训：首先，结构性压力使得迅速采取行动扭转低增长、反通胀和零利率至低利率的局面变得更为关键。第二，非常规货币措施可能是必要的，但肯定是不够的。第三，在制定必要的全面政策回应时，要多注重技术含量，尽量减少政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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